历史在这里哭泣

到了王安石开始变法时，宋帝国已四面楚歌，国土一天天萎缩，四周全是虎视耽耽的强敌，他们的胃口随着宋帝国的衰落而日益加大。其次，宋王朝为了防患行政和军事将领权力过大，特设置一些职能互相重叠的机构，且一个职位委派几个人互相牵掣，互相监督，造成政府官员数量急剧膨胀，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对人民的盘剥也越来越残酷，人民的不满也越来越深，表面平静的帝国成了一座冰雪覆盖下的火山，大规模官逼民反的局面已经形成。再次，宋王朝依靠文人治国，自汉武帝刘彻"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文人所学的知识仅限于儒家的"四书""五经"，知识面相当狭窄。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心胸狭隘，不辩轻重是非，且勇于内斗的劣质，没有能力包揽富国强兵的重任。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合理内核也变得不合时宜，于是这种本来很保守的思想变得更为保守。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作茧自缚，安于现状，固不自封，没有进取精神，过一日算一日，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是什么。当宋帝国已大厦将倾时，这些执掌国家政权的文人还意识不到即将来临的危险，或者意识到了而故意蒙上眼睛，依旧在哪里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不休，依旧在哪里结党弄权。 
  情势发展到这个地步，宋王朝已不可能按先前的办法统治下去了，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变法自强，要么坐以待毙。这时帝国的掌舵人是宋王朝的第七任皇帝赵顼，这个生长在深宫的皇帝，属于极少数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选择了变法。一０六九年，赵顼任命王安石当宰相，变法步入实质性的启动阶段。 
  王安石的变法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个领域。因为宋帝国百病丛生，必须动大手术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救国家于水火，拯黎民于倒悬。下面我们把变法的重要措施归纳为十项，作一简要叙述。 
  一、确立预算制度，并控制预算。王安石设立一个"计划部"，自兼部长，对行政管理作合理的改进，严厉制止私人挪用公款，结果每年为国家节省开支百分之四十。 
  二、建立政府储备粮制度。过去，各行政区向中央政府每年缴纳以一定数额食粮为主的赋税，丰收之年不多缴，歉收之年不能少缴--全靠向贫苦的农民搜括；而且还要千里辗转，运输到首都开封，费用巨大。王安石颁布"均输法"，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以免去运输上的困难。由各行政区在首都设立仓库，丰年时大量购入，歉年时就可不必强迫搜括农民。 
  三、建立政府贷款制度。中国农民最困苦的日子，大都发生在"青黄不接"之时，即稻麦刚生出青苗，还未变黄成熟，农家存粮往往用尽，新粮又未收获，需钱最是孔急。王安石命政府贷款给农民，收 
取他们向地主贷款时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获之后再行归还。因为这项贷款是用田中的青苗作信用保证的，所以称青苗法。 
  四、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赋。官僚地主兼并农民耕地时，往往隐没田籍，不缴纳赋税。王安石对全国耕地加以清查，结果清查出三百六十万亩之多。又颁"方田均税法"，重新评估全国耕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比照交纳赋税。 
  五、建立平抑物价制度，设立平抑物价机构"市易务"。首先在首都开封施行，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时再行售出。"市易物"这个机构还兼营银行，人民用金银绸缎或不动产抵押就给予贷款。这是一个经济性的大进步，称"市易法"。 
  六、建立公平劳役制度。王安石颁"募役法"，规定全国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为国家服劳役的义务。如果申请免除劳役，必须缴纳免役钱，由政府雇人顶替。 
  七、加强国防军训练，淘汰老弱残兵。宋帝国的国防军，一部集中首都，一部集中边疆，轮流更换，目的是使兵将不相熟悉，防止叛变。这些国防军平时就有八十万人，仅军饷开支就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可是出征作战却不堪一击。王安石强迫老弱退役，废止更戍法，国防军不再轮调，而把他们永久分屯到重要地区，委派专任司令官，平时负责训练，战时带兵出征，使上下互相了解，如臂使指。王安石选拔出宋帝国开国以来第一位统帅人才王韶担任洮河军区司令官，于一０七三、一０七四两年之间，收回陷入吐蕃王国二百余年，面积达二十万方公里的中国故有领土，包括熙洲、河洲和全部河湟地区，使宋帝国第一次品尝到了那种久违的胜利滋味。变法后的部队跟变法前的部队比较，好象是来自两个星球， 
  八、更新武器，国防军装备全部现代化。国防部队的腐败，在武器方面尤为严重，不但数量不够，而且大都锈烂。王安石设立中央兵工厂，建造新式武器，淘汰全部落伍装备。 
  九、建立并加强国民基层组织，集合"管""教""养""卫"于一个称为"保"的单位。王安石颁"保甲法"，规定十个家庭组织一个"保"，五十个家庭组织一个"大保"，五百个家庭组织一个"都保"，守望相助，随时纠察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一家有两个青年时，选出一个充当"保丁"，利用农闲时期集中军训。 
  十、改进考试课目和学校课程。自唐王朝以后，考试课目主要有二：一是诗赋，一是帖经--即对五经的填空白试法。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跟国家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毫不相干，但已实行了四百年之久。王安石把它一律取消，改为考试议论文，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样里除教授王安石所著的"三经（诗经、书经、周礼）新议"外，还教授地学、史学、法学、医学和经济学。 
  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改革是一项伤筋动骨的浩大工程，和纪元前四世纪公孙鞅的变法具有同等规模，一旦成功就会使积弱不振的宋帝国从侏儒变成巨人。王安石最引人嘱目的战略是：要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更多地注入商品经济的成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劈道路。这在把重农抑商作为立国根基的中国不但要有过人的见识，还要有巨大的道德勇气。宋帝国虽然国防力量积弱不振，但经济发展速度却超过先前的任何一个朝代，生产力水准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商品经济也初具规模，甚至发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这时继续采取重农抑商，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国策不但不合时宜，还会极大地减缓经济的发展速度。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有超凡胆识能够预见百年兴衰的政治家，看到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对中国的正面影响，因此制定了一套推动商品经济的大政方针，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富国强兵之路。王安石在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增加。这正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王安石独具慧眼地施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真不愧是大 
智大勇的杰出政治家。王安石早在十一纪就提出由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时的欧洲尚停滞在中世纪的黑洞里），在中国推行现代化的改革，比十七世纪西方才开始的资本主义化要早六百多年。如果这项改革成功，今天的中国在人类世界的位置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令人痛心疾首的是：王安石的真知灼见不为当时的无聊政客和平民百姓所理解，他就象一个寂寞的智士仁人一样在朝野找不到支持力量。要完成这样浩大的的政治工程，改革者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拥有推进改革的无限权力；二是坚定的意志；三是很高的个人声望。后两个要素王安石都具备，大诗人的气质和政治家的胸襟给了他多彩多姿的个人魅力，但恰恰缺少第一个也是致关重要的要素。他的政治后台赵顼虽然大力支持他的改革，但支持力度比秦孝公嬴渠梁对公孙鞅的支持力度要小得多。嬴渠梁敢于把抵制变法的儿子也是帝国继承人施以重惩，赵顼则连把破坏变法的普通官员逐出政府都办不到，只是把他们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由一批反对新法的官员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地，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如变法开始时，中原地区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中国人太不幸了，这样的悲剧性巧合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这本是不可避免的天灾，是上帝对即将走上好运的国家和个人的考验，与新法的实施无关；但反对新法的旧党却认为与新法有关。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开封安上门官理员郑侠把饥民流亡的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的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 
  王安石遇到的阻力比公孙鞅要强大百倍。公孙鞅的对手只是分散的没有被腐朽没落思想毒害的个人，反对变法多半出自本能，一旦从理论和事实上加以说服疏导容易转换思想，从新法的反对者变为新法的拥护者。王安石则不同，他的对手是一个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庞大群体，他们不仅从本能上反对新法，而且有一套系统完备的理论作武器，振振有词地把新法的拥护者污为祸国秧民的"小人"，而把自己誉为忠君爱国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