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黑水

第77章


新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按照ZG的建军原则,从军部、师部都建立了党委,政委兼任党委书记。第二军党委由9人组成(军长、政委、军政治部主任以及下属的3个师的师长、政委),魏拯民任党委书记。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刘汉兴任参谋长,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一师下辖第一、二团,二师下辖四、五、六团,第三师下辖的七、八团和教导团,全军2000余人。会议决定一师在安图、敦化、桦甸一带开展活动;二师留在宁安、穆棱、东宁一带,与五军配合作战;三师南下抚松、临江、长白一带,开辟南满游击区。
  迷魂阵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部队改编和分区作战的问题。抗联第2军成立后,各师仍然继续进行分区作战。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第2军的部队不断取得胜利,队伍得到了很大发展,游击区也迅速扩大了。
  4月初,王德泰、魏拯民率一师进入桦甸县东部大蒲柴河镇附近。大蒲柴河位于桦甸、敦化、安图三县交界处,敌人设据点派重兵把守,控制了大片地区,使我军行动十分不利。王德泰和魏拯民共同分析了敌情,认为攻打大蒲柴河镇,既可消灭该镇守敌,又可调动盘踞在敦化县城的敌人赶来增援,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伏击增援敌军,然后消灭大蒲柴河的守敌,扩大游击区。4月6日,解放大蒲柴河的战斗打响了,敦化县城敌人接到消息后,派出了由日伪军组成的增援部队,急急忙忙地向大蒲柴河增援。王德泰得知敌人出动的情报后,将部队埋伏在寒葱沟口和北大坡道西。次日9时,敌人大队人马全部进入我伏击阵地。我军埋设的土地雷在敌群中接二连三地开了花,炸得敌人血肉横飞。紧接着,王德泰率队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死伤惨重,剩下的残兵败将狼狈地向马号方向溃逃。我主力部队又乘胜回师直捣大蒲柴河镇敌据点,一举拿下了镇东口敌哨所和小街西等哨所,除伪大队长带几个亲信跑掉外,其余全部被俘。大蒲柴河战斗一结束,我一师主力挥师南下,转入抚松、临江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就在抗联第2军进行分区作战并且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南满地区的游击活动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巩固这些成果,明确今后的任务,杨靖宇决定返回金川县河里根据地,召开ZG南满党的第2次代表大会。
  魏拯民是在ZG南满党的第2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带着一个连来到了河里地区的。魏、杨两人相见后,彼此都感到非常高兴。魏拯民送给杨靖宇一本《**宣言》,杨靖宇接到书后说:“老魏,你给我马列主义,我给你杀敌武器1然后,他回赠了一把小手枪给魏拯民。
  南满党的第2次代表大会刚一开完,杨靖宇和魏拯民便一起主持召开了ZG南满、东满及抗联第1军、第2军干部联席会议。此次会议即为抗联历史上有名的“河里会议”。根据魏拯民向大家传达的共产国际第7次大会精神和ZG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有关指示,“河里会议”做出了三项重要决定:第一,将抗联第1军和第2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并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任第1路军正副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第1路军下辖6个师(第1军辖第1、2、3师和第2军辖第4、5、6师);第二,将原来的ZG东满、南满党组织合并组成新的ZG南满省委(也称东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13人为省委委员;第三,确定了新的军事计划,决定部队要冲出东边道,向辽南、辽西发展。正式决定第1军军部和第1、第3、第4师经“辽西再向热河、外蒙边境”远征,打通与关内红军的联系。第2师留在抚松、蒙江、通化老游击区活动。第2军军部与第6师与第2师相配合,在坚持南满老游击区的同时,开辟长白根据地。第5师仍然留在东满绥宁地区与第5军相配合,开展东满地区的游击斗争,同时保持第1路军、南满省委与第5军、第3军和吉东、北满党组织的联系,以便各军协同作战,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正文 第四十六章 夜幕下的哈尔滨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3-10-31 14:27:48 本章字数:3849
张玉珩,原名张玉衡,字德铨,曾化名张振国、张敬山、杨振江。前文三十四章提到1932年11月6日,张玉珩从驻地出发,经磐石去哈尔滨。他到省委以后,因省委已派杨靖宇到南满巡视,检查指导工作,便将张玉珩留在省委。这期间,张玉珩每天要刻写几千字的党内文件和宣传品,印发给各地党组织。11月29日,张玉珩写完“关于义勇军在胡匪中进行哗变情况”的万言书面报告,交给省委。报告详细地讲述了磐石的形势,中心县委会议讨论情况,以及哗变的过程。从此,张玉珩离开吉林和南满地区,转到北满工作。
  1933年初,ZG满洲省委派张玉珩到哈尔滨道外区任区委书记,在道外祥泰铁工厂当管账先生,改名张敬山,领导道外区群众的抗日工作。
  5月1日清晨,哈尔滨车站广场人山人海,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伪建国纪念碑。他们惊喜地看见碑上写着鲜红的大字标语:“DD日本帝国主义!”这震撼人心的标语,就是道外区委书记张玉珩领人写的。五一前夕,张玉珩把哈尔滨机械分厂工人反日会员柴好、地下党员老杨,找到祥泰铁工厂。研究五一宣传活动。他们商量决定4月30日深夜,把反日标语写在伪建国纪念碑上。这天后半夜两点钟,火车站没有火车通过,站前死一般寂静。马路旁的路灯,鬼火似的闪着暗淡的微光。这时,一辆马车从霁虹桥驶来,不紧不慢地向车站走去。车上坐着3个人,张玉珩、老杨和赶车的柴好,似送站上火车的样子。马车到站前右侧小树林边停下,老杨掀开坐板取出油漆桶和板刷,随张玉珩跳下马车。柴好站在车上四下了望一下,低声说:“没事,快干吧!”他俩快速奔到纪念碑后隐避起来。老杨跳上台阶蹲好,张玉珩嘴叼刷子,一手提着油桶,一手扶着碑身,蹬在老杨的肩膀上站立起来。老杨站起身,两人加起来3米多高。老张快速地写,老杨逐渐往下蹲,不到5分钟,“DD日本帝国主义”8个鲜红的大字就写好了。他们登上马车,柴好扬起鞭子,飞快地消失在夜幕里。日伪宪兵、警察发现标语,惊恐不安,一面用刺刀、枪托驱赶围观的群众,一面命人用水洗刷。然而,标语是用红铅油写的,用水怎能刷掉?敌人实行戒严,用白布把伪纪念碑围起来,用铲子刻,折腾了很长时间才把标语铲掉。
  7月,张玉珩被省委任命为哈尔滨东区委员会书记,直属省委领导,除了党的基层组织外,还有工会、反日会、互济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都要经常联系和部署。因为工作忙,张玉珩辞掉了祥泰铁工厂账房先生的职务,生活费靠省委供给。当时省委的经费来源非常困难,只能供给一天两顿饭钱和冬季取暖费用。他为了及时赶到各处联络工作,不得不节省饭钱用在乘车上,经常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有一天,张玉珩在街上遇见李维民,饿得实在挺不住了,就对他说:“老李啊,请我吃顿饱饭吧!”李维民说:“行,行!我请你吃。”于是,他们在道里八道街一家饭馆,饱饱地吃了一顿饺子。在虎狼当道的旧社会,白色恐怖下的哈尔滨,一个职业革命者,要吃一顿饱饭是多么不容易啊!
  李维民(1909-1976),祖籍河北,生于吉林。原名李馥惠,曾用名李一民,张守仁,化名王一民。父亲李连纯,曾在官银钱号充职,后经营菜园子,因患肺结核,39岁病逝。母亲张氏,生李维民姐弟6人,只有李维民一个是男孩。李维民9岁入塾馆。1926年,17岁考入吉林英国教会学校文光中学。该校教师冯铁生,曾留学苏联。他向学生介绍进步书刊,组织时事研究会。李维民积极参加这些进步活动,读了《拓荒者》、《申报》副刊等进步书刊,思想受到启发。一九二八年,李维民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反对延长吉(林)敦(化)铁路的群众斗争。翌年又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同爱国青年一起向卖国军阀、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1929年,李维民从文光中学毕业,因家境贫困不能升学,经多方托人,才到永吉县桦皮厂两家子小学当教员。由于未给校董藤三爷送礼,仅一个学期他就被辞退了。
  李维民失业在家,思想十分苦闷。但他时常得到同学、地下党员纪儒林的帮助,受到一些革命启蒙教育。以后,李维民还阅读了纪儒林带来的ZG中央编印的《红旗》和《土地法大纲》,初步懂得了中国**领导工农闹革命,目的是为TF旧中国,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理,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1930年春,经地下党员张玉珩(外号张瞎子)和纪儒林介绍,李维民加入了中国**。李维民入党后,组织分配他搞工运工作。于是他托人在吉海路东关分站谋个站务员的职业。他利用职务之便,接触工人,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合法斗争,培养积极分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吉林党支部积极宣传、组织群众抗日救国。李维民白天上班,夜间在家里抄写省委发布的《告东北民众书》,第二天在工人中秘密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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