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

他是孝文帝的堂叔（太武帝的太子晃的儿子云封任城王，澄是云的儿子），身为长辈，素有才学，为宗室领袖，自然较少顾虑。孝文帝听了，板起面孔，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这样讲，难道是想破坏我的大局！”任城王并不退缩，说：“社稷虽为陛下所有，臣是社稷之臣，看到了危险，怎么能不讲！”孝文帝寻思了半晌，才说：“各言其志，也没有关系。”
  回宫之后，他召任城王进宫，向他解释，道：“刚才怕群臣多有异议，所以话才说得重了一点，叔父想必能够谅解。”然后屏退左右，与任城王密谈，说：“伐齐的确不容易。但是国家崛起北方，迁居平城，这是用武之地，不可文治。现在要移风易俗，十分困难。联想借南征之名，移居中原。叔父以为如何？”任城王恍然大悟，高兴地说：“陛下要定都中原以经略四方，这正符合周、汉两代兴隆的大道。”孝文帝又说：“北人留恋老家，一定会惊慌闹事，如何是好？”任城王支持皇帝，鼓励他道：“非常之事，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得到的。陛下断自圣心，他们尽管不愿意，也只能服从。”孝文帝大喜，称赞他道：“任城真是我的张子房！”君臣两人就此作出了决定。
  七月，北魏公开宣布：准备伐齐。八月，孝文帝率大军从平城出发；九月，渡河到洛阳。孝文帝先到旧时的太学，参观《石经》。过了几天，命先头部队继续进军。次日，孝文帝全身戎装，上马出发。群臣在马前下拜，像是有什么请求的模样。孝文帝先开口问道：“庙算已定，大军即将前进，诸公还有什么话要说？”尚书李冲等说：“这次大举，天下人都不愿意，只有陛下要这么办。臣等不知道陛下固执己见，究竟要做些什么？臣等无话可说，只是不辞万死，请陛下止步！”孝文帝大怒道：“我正要经营四方，统一天下，而卿等儒生，疑虑丛生，使军国大计，屡受阻挠，如再敢多言，斧钺之诛，决不轻饶！”说完，一拎马缰，准备马上出发。几个宗室大臣见状，都哭哭啼啼上前劝谏，孝文帝才借此落篷，宣布：“如果不伐南朝，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如何？”其中一位便应声道：“如果陛下放弃南征，迁都洛阳，这是臣等之愿，苍生之幸，再好也没有了。”于是群臣都高呼万岁。当时，许多旧人都不愿南迁，但更怕南征；既已南行至此，只得赞成，不敢再生异议。
  这是史书告诉我们的场面。但是笔者怀疑这是一出预先排好的戏。李冲和个别宗室是预定的角色。大众欢呼万岁，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运动群众取得的效果。我总以为这一幕大有做作的味道。
  迁都定下来了。孝文帝自己巡行各地，在邺接见王肃就是巡行中的事情。任城王奉命回到平城，向留守官吏宣布迁都的决定。他征引古今史事，说服众人，人心逐渐安定下来，然而思想感情上不愿南迁的仍属多数。第二年即太和十八年（４９４年）三月，孝文帝回到平城，让群臣发表对迁都的看法，有人便假借没有马不能打仗，河南不出马，所以不宜迁都这一类不赞成迁都的理由。有人提不出别的理由，只说世世代代一向住在平城，住惯了，所以不宜迁都。这些都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经过孝文帝的批驳，大家也就不敢再说了。
  孝文帝的作为也有不够适当之处。这年冬天，他回洛阳后，知道南齐宣城王萧鸾（明帝）废海陵王自立，决定大举攻齐。在迁都之初，人心还没有安定的时候就发动战争，显然是很不明智的。任城王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他说：“现在刚从平城迁来的百姓，都有留恋本土的心思。他们扶老携幼，来到洛阳，住房粮食，都没有安排好。而且冬天即将过去（按他说这话的时间在十二月初），春耕在即，大家正忙于造房子，又要预备耕种，而这时要他们披甲执兵去打仗，实在很不妥当。”他见司空穆亮带头赞成南征，公卿争相附和的状况，很是生气。他批评穆亮道：“公等在外面看到发放甲胄武器，都很担忧，平时议论，都不愿南征，为什么在皇上面前就换一种说法。万一出了乱子，都是公等造成的。”任城王的话虽有道理，但孝文帝决心已定，根本听不进去。
  太和十九年（４９５年），魏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临淮关）、义阳（今河南信阳）、寿阳，又攻赭阳（今河南方城）、南郑，但都没有打下来。老臣高闾、鲜卑贵族尚书令陆叡都劝孝文帝收兵回洛阳。陆叡是不愿南迁的，不久以后，还与穆泰等在平城起兵作乱，失败而死。但这次主张撤兵，他提出的两点理由是对的，一是兵士疲劳，天时转热后，必多疾病；二是洛阳城中，官署办公的地方尚付阙如，民夫苦于大兴土木，百官起居仿佛在行旅之中。他讲的当是实况。孝文帝为形势所迫，只能听他们的话，停战撤兵。这次行动毫无收获，反而会助长反对南迁、反对改革旧俗的保守派的气焰。
  孝文帝是要把改革旧俗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太和十八年十二月，他宣布士民禁止胡服。十九年六月又下诏：在朝廷上不得讲鲜卑语，违者免官。
  这两道禁令引起很大的反感，群臣的态度，绝大部分是“入则顺旨，退则不从”。下禁止在朝廷上讲鲜卑语的诏书前，孝文帝和群臣有过一次对话。孝文帝的目的是希望群臣支持改革旧俗。他先问：“卿等是希望朕远追商、周还是只希望连汉、晋都不如呢？”大家毫不思索地答道：“臣等愿陛下超越前代君王。”孝文帝顺着口风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变风易俗，还是应该因循守旧呢？”群臣听出皇上的用意了，他们不肯作出正面的回答，模棱两可地道：“愿陛下圣政日新。”为什么这是两可之辞呢？因为他们用的是《礼记·大学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话，没有对是否赞成废除鲜卑旧俗表示态度。孝文帝再问：“那么只为朕一身，还是要传给子孙呢？”这个问题好回答，他们一致道：“愿百世相传。”孝文帝说：“既然如此，那么必须改革，卿等不得违拗。”群臣又顺从地答道：“上令下从，谁敢违拗！”对话进行到此，孝文帝已经把群臣逼到只能赞成，不能反对的地步，他才把当天的主题亮将出来，说：“孔夫子说得好：‘名不正，言利顺，则礼乐不可兴’。现在决定禁绝北语，一律改说中原正音。年在三十以上的，一时也许难改。三十以下，现在朝廷的人，语音不得照旧。如有故意违背的，要分别降、黜。大家要切实遵行。朕作此决定，王公以为然否？”当时在场的人，恐怕不以为然的居多，但是口里都说：“实如圣旨。”孝文帝明知许多人口是心非，便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朕曾和李冲谈过这件事。李冲说：‘四方之人，口音不同，不知道谁的好。我看皇帝说了什么话，便作为正音好了。’李冲说这话，其罪当死！”他又在杀鸡给猴子看，对李冲说：“卿负社稷，该使御史把你拉出去！”李冲连忙取下帽子，顿首谢罪。孝文帝又责备御史道：“昨天望见女人仍旧穿夹领小袖子的衣服，卿等为什么不遵守上次的诏书！”御史们吓得一个个都顿首谢罪。最后，孝文帝郑重地说：“朕的话如果不对，卿等该当面提出，怎么可以入则顺旨，退则不从呢？”
  在这一年里，孝文帝还推行了其他几项措施。
  其一，有位亲王病故，他的妃子先已去世，葬在北都。有关方面请示：亲王该葬在哪里。孝文帝指示：“迁洛的代人，死后都葬在邙山（在洛阳的北面）。凡丈夫已葬在代郡的，妻子死后可以回葬北方；丈夫在洛阳去世的，不得还北方就妻。”他随即下诏：“迁洛的百姓，死后葬在洛阳，不得回北。”于是迁洛的代人，其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了。
  其二，在洛阳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东、西、南、北四门小学，训教贵族子弟）。
  其三，魏以前不用钱，本年铸太和五株钱，命公私使用。
  太和二十年（４９６年）正月，孝文帝又宣布实行一项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措施：改变鲜卑人的姓氏。他宣称：“北人把土叫做拓，把后（君主）叫做跋。魏是黄帝的后裔，以土德为王，所以叫做拓跋氏。土为万物之元，所以改姓元氏。”其余鲜卑人的姓氏，如拔拔氏改长孙氏，达奚氏改奚氏，乙旃氏改叔孙氏，丘穆陵氏改穆氏，步六孤氏改陆氏，贺赖氏改贺氏，独孤氏改刘氏，贺楼氏改楼氏，勿扭于氏改于氏，尉迟氏改尉氏等等。前文所提到的如长孙嵩、叔孙建、于栗磾、陆丽、陆叡等，从魏收《魏书》起，已经从简用改过的姓。这是应当说明的。
  魏晋重视门阀，使少数大姓势族有特殊的社会地位。这本来不是什么好事情，孝文帝羡慕华风，连这件事也要学。北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首领，要限制汉人大族特权并不很难，以前崔浩要“大整流品，明辨姓族”，无法实现，但孝文帝却是以鲜卑族皇帝的身份来办理这件事情。他把鲜卑的穆、陆、贺、刘、楼、于、奚（或作秘）、尉定为八姓，即鲜卑的高门，与汉人的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荣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以及赵郡李氏处于同等地位。他还命六个兄弟中的五个分别与李、郑、卢等汉族高门通婚，只有一个与穆氏结亲。北魏皇族早已与汉人通婚，这次的安排是高门对高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