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

她临朝之初，任李訢为司空，佯为尊重。不久，利用与他有怨的旧同事赵黑攻击他专权，调他到徐州去当刺史，然后在太和元年（４７７年）十月，利用他旧时的心腹范檦，告发他要叛变投宋，把他召到平城讯问，也不听他的再三申辩，还是把他和两个儿子都杀了。
  以上的是非恩怨，只能说她有些手段，并不能证明她是一个政治家，而这要以她两次临朝称制时的政绩来作评说。
  她第一次临朝时，从高允、李訢的主张，于献文帝天安元年（４６６年）在各郡设立郡学，置博士、助教、生员。这在北魏，是属首创，因此这是她的政绩之一。
  魏道武帝时设立候官，专做侦讯调查的工作，性质和前之孙吴的校事，后之明朝的厂卫（东厂、西厂、锦衣卫）相同，流弊也一样。冯太后知道这些人专事敲诈勒索，得了钱财，对重罪不闻不问；反之，对轻微过失倒吹毛求疵，对上表功，对下勒索。这些人的员额有一千以上，官吏百姓都对他们头痛。太和二年（４７９年），冯太后毅然取消候官制度，另外挑选几百个诚实可靠的人，巡逻街道，只抓斗殴闹事的不法之徒。平城居民从此才得安居乐业。这是她的政绩之二。
  北魏官吏，一向不发俸禄。太和八年（４８４年）开始“班禄”。同时，每户增加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专供体禄之用。又规定：发俸禄以后，赃满一匹的处死。这年，地方官因贪赃处死的有四十多人。做官有禄，本来是老规矩，不过，长期不发后，“班禄”倒变成了新花样。淮南王拓跋佗（一作“陀”）不以为然、主张依旧断禄，冯太后就召集群臣讨论。中书监高闾说；“给了傣禄，廉洁的有了保障，贪财的有所畏惧。如果不给，贪财的得以大捞特捞，廉洁的生活困难。淮南王的意见是错误的。”“班禄”不见得能使吏治弊绝风清，但总是政治走上轨道的表现，太后就依照高闾的意见作出决定。应该说，这是她的政绩之三。
  接着，就是太和九年（４８５年）采纳给事中李安世的建议，实行均田制度。均田令规定：十五岁以上的丁男受露田四十亩，丁女二十亩，奴婢照丁男丁女受田；有牛的，每头牛受三十亩，以四头为限。人死或年满七十岁，田要交还政府。初受田的，丁男另给桑田二十亩，用来种桑树；种麻产布的地方，男给麻田十亩，女五亩。桑麻田作为世业，不用再交还政府。一夫一妇每年向政府纳租粟二石，调帛一匹，产麻布的地方改为调布一匹。此外，还要服兵役和徭役。
  李安世提议均田，针对的情况是“时民困饥流亡，豪右多有占夺”。豪强占有了土地和人口，“荫附者”（被豪强占有的人口）不向国家纳租服役，而豪强的征敛比公家多得多，其结果是国家占有的人口不多，国家的收人也不多。这种趋势如果不扭转，国家的力量势必日益削弱。均田制是国家与豪强争夺农户的制度。这种争夺，从汉末以来，其实一直不断，多有反复，国家占有农户多的时候，国家就强，反之就弱。李安世是把争夺农户的办法制度化了，所以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中叶，将近二百年内，历代无不遵行，可见在这段时间内，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均田制有利于国家富强，冯太后坚决采用，可说这是冯太后的政绩之四。
  与均田制密切相关的三长制是在下一年由秘书令李冲提出来的。李冲字思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他学识优长，又为冯太后所宠，是当时很有权势的人士。他提的是个要害问题：当时户籍混乱，只有宗主督护，民间往往三十家、五十家才算一户。在这种情形下，别的不管，单就推行均田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李冲建议：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里，设里长；五里为党，设党长。三长担任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征发兵役和徭役的工作。这是把豪强的荫户变成编入国家户籍的民户的制度，与均田制相辅相成。当时应当是在实施均田制碰到困难而提出来的。对此，冯太后予以采用，这自然也应算是冯太后的政绩之五。
  在以上五者之外，笔者认为：还应该从当时社会发展的面貌来进行考察。这方面的材料不多，但也有些可以参考的论述。
  太和十一年（４８７年），平城天旱粮贵，齐州刺史韩麒麟上疏，主张禁奢侈，劝农桑。他说：京师居民，游食之口三分居二。又说，承平日久，风俗奢侈，车服第宅往往超越等级限制；工商之族都玉食锦衣，“宝货盈于市里……丽服溢于路。”他是把这些作为反面现象，与农民的贫苦饥寒来对照的。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城市人口增加了，工商之家富庶了，难道不是社会经济繁荣的现象吗？笔者认为这可以作为当时北魏社会经济发展的佐证。
  太和十四年（４９０年）九月，冯太皇太后去世，年四十九岁，谥文明太皇太后。 
 
 
  
三八  魏孝文帝改革旧俗
  冯太皇太后去世时，孝文帝年二十四岁，他那有名无实的皇帝已经做到第二十年了。太后生前，不仅亲自决定一切，有时甚至还虐待皇帝。一次，她脾气发作，大冷天把皇帝关在空屋子里，三天不给饭吃。她还打算把他废掉，改立咸阳王拓跋禧（孝文帝弟）做皇帝，后因东阳王拓跋丕（宗室中辈分最长之人），大臣穆泰、李冲等人的力谏才作罢。然而，孝文帝对祖母并不怨恨，只是非常感激拓跋丕等。
  历史上，母后掌权时用的人，幼君长大后会将其全部除掉，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但魏孝文帝并不这样，例如李冲，他跟他的祖母有极亲密的关系，孝文帝却丝毫不以为意，仍视其为股肱之臣，“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君臣之间，情义莫二。”（《魏书·李冲传》）这种情形，历史上好像没有近似的例子。
  魏孝文帝对祖母的孝顺是出于衷心，太后死后，他水浆不人口达五天之久。他以改革旧俗、实行汉化著名，这其实与他秉承祖母的教导是分不开的。群臣见他在大丧中哀毁过甚，劝他节哀。他的答辞中有几句极可注意。他说：“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肤今仰察圣训，庶习古道……”由此可见，孝文帝认为在冯太后以前，魏的君主只晓得用兵打仗，冯太后才开始振兴文教，他本人受到太后的教导，才懂得“古道”。所谓“古道”，即治国必须依照汉魏的规制。他的这段话，已是在无意中宣布，要把冯太后开始的改革进行下去。
  孝文帝在太和二十三年（４９９年）就去世了，他亲政的时间只有九年，然而取得的成就却是可观的，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也是艰巨的。
  孝文帝非常希望能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太和十七年（４９３年），机会来了。南朝齐的雍州刺史王奂因故被杀，他的儿子王肃逃奔北朝，孝文帝在邺接见他时，谈得非常投机。王肃谈萧氏有可乘之机，劝孝文帝南征；也谈治国之道和南朝的典章制度。两人越谈越有劲，坐得也越来越近，丝毫不感到疲倦。从此以后，孝文帝对王肃的器重礼遇，丝毫不逊于亲贵重臣，有时谈话还命左右回避。孝文帝把他比拟为春秋时的伍员，君臣之间也自比为刘备与孔明。
  在这里，有必要把王肃其人作一点介绍。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投魏时三十岁。他在南齐做过秘书丞，并不以才学著称。他的父亲王奂没有多少学问，只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才干，能办事；二是信佛。既然如此，那么王肃为什么能够成为“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的人物？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认为“王俭以熟练自晋以来江东之朝政国故，著名当时”，王俭卒于王肃北奔前四年，“是肃必经受其宗贤（笔者按：王俭也是琅邪临沂人，与王肃都是王导的后裔）之流风遗著所薰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本段引文均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篇《礼仪》）。
  王肃并不是第一个把南朝制度输入北方的人。在他之前，魏文成帝和平六年（４６５年），宋文帝子刘昶因被诬谋反投魏。献文帝皇兴三年，魏军破宋青州东阳，博昌人蒋少游被俘入魏。太和初年改革朝仪，两人奉命专主其事。李冲等定衣冠制度，向两人咨询，两人的意见常有出入。王俭有礼学专著，王肃因而能掌握“南朝前期制度之总和”，把它输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引文出处同上段）。
  王肃能起如此之大的作用，无怪要受孝文帝的高度重用，封汝阳县开国子，任豫州刺史。孝文帝去世时，遗诏任他为尚书令，与咸阳王元禧（孝文帝弟，从太和二十年起，改拓跋为元）等同为宰辅。但是有些贵族，如任城王元澄见他的地位如此之高，看不大惯，一度诬他谋反。王肃本人则小心谨慎，才得无事。宣武帝景明二年（５０１年），他在寿春任扬州刺史时去世，年仅三十八岁。
  现在该回过头来讲孝文帝的改革了。王肃投魏之年，就是孝文帝决策迁都洛阳的同一年。这年五月（即在接见王肃以前五个月），他打算以伐齐为名，行南迁之实，命太常卿占了一卦，因卦象的意义，引起了不同的看法。群臣都不敢说话，只有任城王拓跋澄（这时还没有改姓）敢表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