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

  以上各姓是最上层的。另外，地方上还有郡姓。有个争郡姓的故事，最能说明当时社会风气。薛氏该不该算河东的郡姓？一般都认为该算，孝文帝却独持异议，说早年有个薛永跟刘备到了蜀中，应该算蜀人，不能列人河东郡姓。其时有个直阁（统率宿卫侍从的军官）河东薛宗起，正执着戟站在殿下，他听见孝文帝的话，便跨出行列，上前争辩。他说其先人曾到蜀中，经过两代，便回到河东，至今又已六代，并非蜀人。他最后气呼呼地道：“算不上郡姓，活着有什么意思！”手上一使劲，把戟折断，丢在地上。薛氏竟因此争辩得以列入郡姓。孝文帝还笑眯眯地对他说：“卿不该叫‘宗起’，实在是‘起宗’啊！”
  孝文帝分别姓氏高低，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李冲说：“傅说、吕望，岂可以门第得之！”秘书令李彪说：“陛下若专以门第取人，那么不知春秋鲁国三卿（按：即所谓三桓的季孙、孟孙、叔孙三氏）是否及得到孔门四科（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著作佐郎韩显宗说：“陛下怎么可以让贵者世袭贵显，贱者永无上进之路！”孝文帝对他们的言论都不肯接受，只说非常之才世所难得，若有其人，可以不拘常制而已。
  总之，孝文帝是要彻底革除旧俗，把南朝的典章制度全部搬将过来。他的改革促进了汉族与鲜卑族的融合，在历史上是有巨大贡献的。然在当时，却引起了一部分鲜卑人的强烈反感，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太子元恂。
  元恂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却成了反对革除旧俗的先锋。他身体肥胖，嫌河南太热，一直想回北方。孝文帝给他汉人的衣冠，他背着父亲便常穿鲜卑族的服装。东宫官中庶子高道悦谏过他好几次，他恨得要命。八月中，他乘父亲到嵩山去的机会，带上左右心腹，逃往平城，临走时，还亲手把高道悦杀死。中领军元俨领卫兵拦截，闹到天夜，方才平息。次日一早，尚书陆琇飞马出城，向孝文帝报告。孝文帝大惊，令严守秘密，并且故示镇静，不立即赶回去。他回宫后，召太子来见，痛加训责，还与兄弟咸阳王元禧两个轮流动手，把元恂打了一百多棒，然后命人把他扶出去关禁起来。这一顿打得着实重，元恂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起床。
  闰十二月，孝文帝把元恂废为庶人，安置在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次年二月，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说他仍谋作乱。孝文帝令人带毒酒到河阳，逼他自杀，其时年仅十五岁。
  太和二十年冬，还发生过一个事件。新任恒州（治所在平城）刺史穆泰与尚未离任的旧宫陆叡同谋，拟拥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发动叛乱。幸而陆叡不主张立即行动，元颐又假装同意，立即向洛阳报告，孝文帝即派任城王元澄前往镇压。结果，穆泰率部西向朔州，想与元颐会合，却被元澄所派先头部队击败擒获。元澄到了恒州，逮捕陆叡等人。一场叛乱还未及爆发就被平定了。
  消极抵制比武装叛乱更难对付。朝堂上满座红袍，个别贵族如新兴公元丕仗着宗室长辈的身份，经常不改装束，有时改了，也穿戴得不成样子。孝文帝没有办法，只得不管。鲜卑族女子仍旧戴帽子，穿小袄，孝文帝问任城王，任城王推说改装的多，不改的少，敷衍过去，孝文帝很不满意。
  然而，从长远看来，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鲜卑人南迁后。汉人和鲜卑人在血统上相互融合，风俗上、生产上互相学习。他的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而那些企图阻碍历史潮流进展的势力，不管怎么强大，最后总是要灭亡的。
  太和二十三年（４９９年）四月，孝文帝去世，享年仅三十三岁。太子元恪即位，是为世祖宣武帝。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在公元６世纪初的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北魏文风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教授者不可胜数，其弟子多的有一千余人，少的也有几百人。这虽则是在太和以后，然足以说明北朝文化日益发达的事实，大河南北已经完全摆脱了西晋末年丧乱以来停滞落后的状态。 
 
 
  
三九  齐、梁的更迭
  北魏孝文帝去世后将近三年，南朝发生了萧梁代替萧齐的事。
  在第三十六篇里，笔者已经提到南齐的第二代皇帝武帝萧赜。他年号永明，在位十一年（４８３～４９３年），几乎占了南齐二十四年的一半。对这一时期政治社会状况的评价，当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其一是北魏使臣宋弁的看法。他答魏孝文帝“江南何如”的问题，说：“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逆取之后，不能顺守；政令苛碎，赋役繁重；朝堂上没有可以称作股脑的臣子，田野里有满腹怨恨的百姓。永明皇帝在世的时候能够安然无事就不错了，要传给子孙是不会有很大希望的。”他这话是在齐永明十年（４９２年）说的。
  其二是《南齐书·良政传》的看法。作者萧子显是萧道成的孙子，萧赜的侄子。他说：“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繁盛，士女富逸……”这是全部予以肯定的评价。
  究其实际，这两种看法都各有是处，也各有偏颇。
  “朝无股肱之臣”，确系事实。武帝即位不久，就杀散骑常侍荀伯玉、五兵尚书垣崇祖、车骑将军张敬儿三人，表现出他缺乏君主应有的度量。萧道成十四岁生萧赜，齐朝建国时萧赜年己四十。他以为自己曾与父亲“同创大业”，因而遇事专断，常常违背制度。荀伯玉就把太子的作为告诉高帝。高帝知道了大为震怒，即斩太子的亲信张景真，太子也险些被废。后来萧赜杀荀伯玉，为的就是这层旧怨。垣崇祖曾屡破魏兵，他的死是因为素与荀伯玉相厚。武帝担心他会发动政变，就硬装上一个“招结江北荒人，欲与伯玉作乱”的罪名，把他杀了。张敬儿只是个勇力过人的武将，没有多少见识，他相信梦兆，告诉别人自己梦中全身发热，又梦见故乡村中的树长得同天一般高。武帝知道了，认为他有野心，就把他杀了。
  武帝时，掌握中书省实权的是四个中书舍人，其中最受信任的是茹法亮、吕文显，都是《倖臣传》中的人物。茹法亮自己说：“这扇门里，一年可以挣一百万。”地方官常有调动，要能得任肥缺，就必须“孝敬”中书舍人。大臣王俭领国子祭酒，开学士馆，大兴儒学，是个正派人物。他曾因天文有变，极言“文显等专权询私，上天见异，祸由四户”。武帝赞赏他说的话，但是不照他的话改变现状，所以王俭只是一个可以做股肱之臣而又起不了作用的人。他死于永明七年（４８９年），以后南齐连这样的人也没有了。
  百性怨恨，那更是事实。高帝时使黄门郎虞玩之等检定“黄籍”（户籍，因用黄纸书写，故名）。武帝即位，另立校籍官，连续进行了好几年，民间已很不安。永明三年（４８５年），大贪官吕文度建议，凡违反黄籍制度的都得充军，百姓逃亡避罪的人数很多。富阳（今属浙江）人唐富之借此机会，利用迷信手段煽动群众，聚众四百人起事，攻陷富阳，很快发展到三万人。四年正月，攻陷钱塘（今杭州），即位称帝。这次事变虽则很快就被平定，但它反映出百姓的愁怨是毫无疑问的。检籍的事并不因此停止，到永明八年（４９０年），才规定“自宋异明（昇明元年、４７７年）以前，皆听复注（自昇明元年以前及今凡没有登记户籍的都可以补登），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其时因户籍问题而远戍沿淮一带的，有人已经充军达十年之久。
  永明时也有些好现象。
  竟陵王萧子良（武帝的第二个儿子）结交宾客，其中最著名的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眺、沈约、陆倕，号为“西邸八友”，亦称“竟陵八友”，其余还有柳挥、王僧孺、江革、范缜、孔休源等多人。这确实是一时盛况。
  沈约、王融、谢眺在永明中始将四声（平、上、去、入）用于诗文，“立骈文之鸿轨，启律诗之先路”（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１８９页），世称“永明体”。这是文学体裁演变史上的大事。萧子良提倡之功不可抹煞。
  八友之外的范缜是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著有《神灭论》。他把形与神比作刀和锋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这是无论如何也驳不倒的见解。当时驳他的人极多，最好笑的是王琰，他说：“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他以为这样一讲，范缜就无法反驳，不料范缜学他的调子，反击道：“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萧子良自己驳不倒范缜，使王融劝他不要再讲《神灭论》了，以免妨碍仕进，说放弃了此论，不怕做不到中书侍郎。范缜坚持真理，大笑道：“我如果肯卖论求官，早已做到令、仆（尚书令、左右仆射）了，何止中书郎呢！”看来那时还容许自由争辩，范缜尚书殿中郎的官可以照做，就是人家不愿意升他；萧子良也没有不许他进西邸，更没有迫害他。
  从上述的情形看，永明时期是思想活跃、文艺昌明的时期。
  永明时没有发生统治集团中自相残杀的惨剧，这与萧道成的告诫有关。他临终时对萧赜说；“宋朝若不是骨肉相残，。他族哪里能够取而代之，你必须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