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

袁粲不见，分明表示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他决定反萧后，明知褚渊与萧关系密切，却又认为必须告诉他，否则就是把老同事看作敌人。褚渊得知后，立即向萧道成和盘托出。其实萧道成何等厉害，即使褚渊不说，他也早已打听到了，并且派了几员将官到石头城去，说是帮袁粲把守，实则是安插好内应。
  预定发动的日子到了。刘秉心慌意乱，临走之前，喝汤都泼在胸口，手抖个不停。不等天黑，便带上全部家属和几百名部曲，赶奔石头城去，事实上这把行动公开化了。
  他们本来打算进攻，结果变成了石头城里的一场混战。萧道成预先派的内应先占领石头城的仓城，义得到新到的援军，占有优势。打了半个晚上，袁粲被杀，刘秉逃出城去，仍被追兵抓住杀死。当时民谣唱道：“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后人也常称赞袁粲是忠臣。但是，刘宋骨肉相残，明帝残忍，幼君暴虐，为之尽忠，实在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沈攸之起兵后，到闰十二月才进攻郢州（今武汉市武昌），一时又攻不下来，形成“顿兵于坚城之下”的局面。昇明二年（４７８年）正月，军心涣散，逃亡者一天多似一天，沈攸之无奈，只得退回江凌，可还没有到，江陵已被萧道成的亲信、雍州刺史张敬儿袭破。沈部得讯，全军溃散，沈攸之在荒林里自缢而死。
  萧道成已经完全控制局面了，至于加黄钺，封齐公，加九锡，晋爵为齐王，都不过是手续问题。褚渊、谢朏等只想多拖点时间，褚渊说“恐一二年间未容便移”。谢朏论魏晋间事，说：“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称赞司马昭没有亲自代魏（说司马昭好话的，恐怕只有谢朏这一回）。但是萧道成只想赶快解决（这可能与他的年龄有关，他毕竟己经五十三岁了），昇明三年（４７９年）四月，便强迫顺帝禅位，把宋昇明三年改为齐建元元年。从来被迫禅位的皇帝总是服服帖帖的，这位顺帝毕竟只是个小孩子，躲起来不肯出宫。太后害怕，亲自带了宦宫把他寻出来，交给来接的人。可怜这个十三岁的小孩哭哭啼啼地说道：“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他不久就被杀害，刘宋宗室除刘澄之一支，因褚渊的关系免死外，其余也全部遇害。刘裕开创的先例被萧道成沿用，致使自己的后裔身受其害，这也许可以说是“恶有恶报”吧！
  这位齐高帝在位时间很短，到建元四年（４８２年）三月便死了。他实际上只做了三年皇帝，连昇明时大权独揽的一段，至多不过五年左右。
  在这几年中间，值得提的只有两件事情。其一是禁奢崇俭。刘宋帝室本来起自民间，刘裕做了皇帝，还保留几件旧时的东西，供子孙鉴戒。他曾把当年穿的补丁短衣交给女儿会稽公主，嘱咐她：“后世有骄奢不知节俭的，可以把这件衣服给他看！”他做了皇帝，房间里墙上还挂着葛做的灯笼，麻做的蝇拂。大明七年（４６３年）拆掉这间房子，改建为玉烛殿，孝武帝带着群臣视察这地方，看见了这情况。侍中袁顗便称颂武帝节俭的美德。那个孙子皇帝却用轻蔑的口气说：“田舍翁（乡下土老儿）得此，已为过矣！”刘裕的儿子文帝还懂得节俭是美德。元嘉二十二年（４５５年），他到城外为兄弟刘义季饯行，出发前令儿子都空腹前往，到了宴会地点，又故意拖延时间，王子们都饿了。他乘此机会，教导他们说：“你们从小在富贵中长大，看不见百姓艰难，现在叫你们尝一下饥饿的滋味，知道应该节俭的道理。”
  文帝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然而效果几乎等于零，他本人也不见得能够身体力行。元嘉三十年（４５３年），孝武帝刚即位时，周朗上疏说：当时的风俗，见车马分辨不出主人是贵是贱；见衣冠看不出穿戴的人是尊是卑；尚方（宫中制造御用物品的官署）今天造成一件新东西，民间明天便仿制；宫中早晨做一件新款服装，庶民晚上便照样子裁制。他指出：宫廷是风俗奢华的发源地。这是元嘉末年的情况。大明间不过变本加厉而已。
  萧道成力图改变这种风气。他在宋昇明二年（４７８年）取消专门制造玩好物品的御府，命尚方不得制造这类物品。他又颁布禁令，要禁绝各种华丽的东西，如不得把金银做金箔、银箔，马的乘具不准用金银装饰，不准用金和铜铸像等等，共有十七条之多。不过，其中如不准织绣花裙，不准穿锦履在街上行走之类，就有点趋于极端了。
  他即位后，发觉主衣库中有玉导（导，帽子上的簪），他立即命令把它敲碎，说留着便会助长奢侈的风气，还命令检查是否还有同样性质的异物。后宫器物栏槛凡用铜装饰的，都改用铁。内殿的帐子，宫人穿的鞋子，都改用朴素的料子。华盖（伞形遮蔽物）上的金花爪改用铁回钉。他常说：“我若能治天下十年，可以使黄金和泥土一样不值钱。”
  帝王一般都穷奢极欲，难得有个把能够提倡节俭当然是好的。但是专制君主办事可以随心所欲，创业之主订定的规矩，只要后代不愿遵照办理，便完全失去效力。齐高帝死后，儿子世祖武帝萧赜继位。武帝有“夫贵有天下，富兼四海，宴处寝息，不容乃陋（不可以太瞥脚），谓此（指所建内殿）为奢俭之中”的话，就不是一味崇俭了。他又自称很恨“游宴、雕绮之事”，但是“未能顿遣”（不能完全取消），那就不免留有后患了丈上引文均见（《南齐书·本纪第三》）。南齐一共不过二十四年。至末代君主东昏侯萧宝卷，他用金子凿成莲花，铺在地上，使潘妃在上面行走，叫做“步步生莲花”，又穷极奢侈了。
  萧道成定的规矩，好几条与民间有关。这种规矩，不论哪一个时代，都不大会有效，至多在一个短时间内起些作用，长不了的。武帝永明七年（４８９年）有两道诏书，一道谴责民间婚礼奢侈，说“膳馐方丈，有过王侯”（摆的酒席比王侯家的更讲究）；又说民间风俗“浮丽”，国家常想改革，“而民未知禁”。另一道诏书谴责民间”吉凶奢靡……或裂锦绣以竞车服之饰，涂金镂石以穷茔域（墓地）之丽”（引文出处同上）。照此看来，齐高帝的十七条禁令，老百姓根本没有当作一回事。
  关于禁奢祟俭，笔者还有一些话要说：消费以与生产相适应最为妥善，过分的俭（即抑制消费）是不利干生产的；反之，在生产力极低的时候，极少数人大肆挥霍，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据永明五年（４８７年）的一道诏书，南齐建国之初，“工商罕兼金之储，匹夫多饥寒之患”（引文出处同上），社会如此贫乏，那么萧道成提倡节俭，尽管无甚成效，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而萧赜诏书中提到的奢侈情况，则是反映了当时社会贫富极其不均的严重问题。
  萧道成办的另一件事情是，即位之初宣布的“二宫诸王（二宫指帝宫和东宫）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
  这是晋宋以来的老问题。据《宋书·羊玄保传》所说，当时有钱有势的人，占山封水，作为私有。“富强者兼岭而占（占有好几座山），贫弱者薪苏无托（柴草没有斫处），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这是大明初年的情形（大明元年为公元４５７年）。而东晋咸康二年（３３６年）发布的“壬辰诏书”，就禁止封山占水，违者照强盗罪办理。颁布这样的沼令，可见当时封山占水已经很严重。百余年后的宋孝武帝时，情形依旧未改。又过了二十多年，到南齐建国，依然如此。宋时的解决办法是，规定占有面积，一、二品官，准占山三顷；三、四品二顷五十亩；五、六品二顷；七、八品一顷五十亩；九品和百姓一顷。这个规定有没有真正执行呢？根据历史上的一般情况，是不会执行的。而且这规定的面积不大，与实际情况相去很远，根本行不通。《宋书》与羊玄保同卷的孔灵符，他在永兴立墅（别业），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山两座，另有果园九处。举此实例，可概其余。至于萧道成，不过是说本朝的贵族不得如此而已。
  据上述两件事来看，萧道成虽有移风易俗的志向，但他的措施其实没有什么效果。萧齐一代，凡事均仍晋宋，如此而已。 
 
 
  
三七  北朝的女政治家——文明冯太后
  北魏高宗文成帝的皇后冯氏，在显祖献文帝和高祖孝文帝两朝，先后以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然在太和十四年（４９０年）九月冯太皇太后去世前，他没有真正主持过国政。历来称颂的魏孝文帝改革，其中前半段的推行均田制、确立三长法，都是在冯太后手里实施的。她是一个无愧于世的女政治家。
  文成帝拓跋濬是太武帝的孙子，太子晃的儿子。太武帝性格残暴，杀人毫不手软，事后有时会后悔，杀崔浩后，与别人议事，觉得都不如崔浩，又说“崔司徒可惜！”正平元年（４５１年），他攻宋（见第三十四篇）时，使太子晃监国。北回后，听中常侍宗爱的谗言，杀死几个深受太子晃信任的官员和东宫的属员。太子心中害怕，不久便一病不起。后来太武帝弄明白了事实的真相，知道太子并无过失，心里着实懊悔。宗爱怕白己的脑袋落地，竟于正平二年（４５２年）二月，把太武帝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