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明朝

刘大夏作到正德元年五月，退休。
  马文升才兼文武，历任封疆，对当时兵政的症结，了然于胸中，颇想大有作为，虽由于明朝积弊已深，不能一一照他的理想去做，却也保住了边界，整饬了军队。达延汗对他无可奈何，吐鲁番侵略哈密，被他派遣许进、彭清等人申讨，予以膺惩。他对于培养民力，十分关心，劝孝宗节用薄税。
  刘大夏也是出身进士，他在兵部先当小官，由职方主事(管地图等项工作的科员)做到郎中(司长)，被余子俊倚为左右手。其后，由于一时气愤，打了宦官阿九，被宪宗关下诏狱，几乎送命，为另一位(好的)宦官戴怀恩所救，罚打二十棍了事。再其后，历官福建参政，广东布政使，于弘治六年以有副都御史的官职，到河南治河。那时候，黄河在张秋镇决口。他先疏浚了贾鲁河，孙家渡与四府营的上流，分掉水势，然后又在胙城至徐州之间，造了三百六十里长的河堤。在明朝的历史之中，他是治河最成功的一人。孝宗升他为左副都御史，转户部左侍郎，又兼左佥都御史，到宣府整理兵饷。最后，于升任兵部尚书以前，被任命为“右都御史，总制两广军务。”
  刘大夏在兵部尚书任内，颇想痛施一番改革。他坦白地告诉孝宗，天下已经民穷财尽。孝宗大为惊讶，问他说：“祖宗以来征敛有常，何今日至此?”他回答“正谓不尽有常耳。如广西岁取铎木，广东岁取香药，费固以万计，他可知矣。”孝宗又问他军人的情形。他说，“穷与民等。”孝宗说，“居有月粮，出有行粮，何故穷？”他回答，“其帅侵克过半，安得不穷。”
  于是，孝宗下旨严禁军帅的侵克。
  以前汪直所赖以跋扈的御马监，养着四个卫的“勇士”。这四卫的“虚额”最多，刘大夏便从这四卫下手，同时也请孝宗停办了不少的“织造”与“斋醮”。他向孝宗上疏痛陈“兵政十害”，把漕军、番上(轮流入京侍卫的兵)、边军，各方面的积弊一一报告。孝宗接受了他的很多建议。不过，凡是牵涉到权贵与近幸的，大都“留中”(搁在宫中，没有批示下来)。
  他主张把布在各地的“镇守中官”，一律撤召回京。孝宗不肯。武宗即位以后，他参劾最贪残的几个镇守中官(在江西的董让，在苏州的刘琅，在陕两的刘云，在山东的朱云)，碰了武宗的大钉子，告老退休。
  刑部的尚书是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何乔新是一个正人，不见容于刘吉，被刘吉的党羽御史邹鲁诬告受贿，而孝宗竟然准他辞职。这是孝宗糊涂的地方。彭韶也是一个正人，也是被刘吉挤走的。白昂在《明史》之中无传。闵珪敢于向孝宗犯颜直谏，执法不阿不苛，倒始终获得孝宗的优容，到了武宗正德二年才致仕还多。
  工部的尚书是贾俊、刘璋、徐贯、曾鉴。贾俊很知道节用，也敢于反对当时动辄调用京军作工的陋例。他认为政府的大工程，应以修造仓库与城池为限。诸王的府第与坟墓，应由诸王就自己的收人担负费用的一半。过去，全部是由政府担负。刘璋继任，对贾俊颇能萧规曹随。徐贯在《明史》中无传。曾鉴的作风，与贾俊、刘璋相仿，也是一个替国家省钱的人。宫内的针工局，要招收“幼匠”一千名，他竭力反对，向孝宗说：尚衣监、军器局、司设监，都已经收了一千名匠人，兵仗局而且收了二千名，现在针工局又来援例，这样下去，“其流无已!”孝宗因此而只准针工局招收五百名。(其实，五百名依然太多。)孝宗在弘治十六年一度召还所有的“织造中官”，不久却又听了邓镕的话，恢复这些中官的织造使命。曾鉴拚命反对，孝宗才勉强减少了织造的名额三分之一。 
七八、白沙先生
  明朝由于太祖与马后注重教育，普设学校，读书的风气维持了二三百年，直至清兵入关为止。虽则留下的特别好的著作不多，却不足为病。大抵明朝的学者，努力于实践的多，致意于撰述的少。所撰述的也常常是发挥程朱的陈说，甚鲜新义，然而为学的要点本在于行。能够行，也就值得我们钦佩了。
  成为明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巨擘的，除了明末的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三人而外，似乎仅有陈献章与王守仁二人，这两人也不是离开躬行而空谈性理或其他的。徐光启介绍了西洋的学术到中国来，另树一帜，其言行一致亦不亚于陈王。
  陈献章是广东省新会县白沙乡人，各方的学者尊称他为白沙先生。他是明宣宗、英宗，与孝宗时代的人，生于宣德三年，卒于弘治十三年(14281500年)，离开我们已经有了四五百年，然而他一直影响了若干世代的中国学人。梁任公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
  任公先生说：“白沙方法，与程朱不同，与(陆)象山亦不同。程朱努力收敛身心，象山努力发扬志气，俱要努力。白沙心境与自然契合，一点不费劲。”又文兄说：“余因夙持实生主义者，初时虽非源出于先生之学，但自闻其‘洒然自得’、‘自得自乐’之教，及高吟其‘我得此生真得矣’之句，亦乐于自许为其五百年后之私淑弟了，良以吾心亦有所自得于其‘自得’也。”
  白沙先生一生不曾做官，以教书为业，晚年被封疆大吏(总督朱英、布政使彭韵)逼着荐至京师。皇帝(孝宗)要他到吏部去“应试”，他上疏称病，终于被孝宗硬送了一个“翰林院检讨”的虚衔。他带着这虚衔还乡，仍旧作他的读书教书的事。
  他不曾写过一部书，只是随时信笔写了若干首的诗，与若干篇的短文，后人把这些诗文凑合起来，刊行了《白沙子集》。学问，在他是一种“受用”。别人接受了他的教导，也“受用”无穷，他把自己放在大自然与人群之中，真是“无往而不自得”。后生小子一时摸不着入门的途径，他便教他们于“静中养出端倪”。有人批评他近于佛家的参禅，其实他的学说与禅大有分别。他是“有所得”的，弹是“无所得”的。在“主静”这一点上，他差不多是王守仁的先驱；所不同的是，他于程朱象山之间并无成见。 
七九、武宗
  武宗朱厚照，是孝宗的独子，为张皇后所生，年十五岁即位，在位十六年欠两月，咯血而死。享寿三十一岁。
  此人投错了胎。倘若他生在老百姓的家中，可能张大门楣；倘若他生在勋戚之家，更可能立功边徼，加官进爵，可惜他贵为皇帝之子，又为皇帝的独子，不得不嗣位为皇帝，君临天下，却又耐不住深宫的形似拘囚的牛活，自恨发挥不了他的手格猛兽的勇力，与奔驰草原的骑术，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陡然作了皇帝，苦不堪言。大学士与六部尚书以及都御史、给事中，等等群臣的奏疏，所谈的都是枯燥无味、头绪纷繁的国家大事，牵涉到许多他从未见过面的人，许多他从未到过的地方，而且文字典雅深奥，又不加圈点。对于这些奏疏，他认为只有完全不理是最干脆的处理办法。群臣而且“迂腐”到硬要他天天读书、听讲，这些人哪有身边的几个宦官好？宦官在东宫侍候了他很多年，玩得很熟，而且他们懂得玩很多样的游戏，例如踢线毬，捉蟋蟀，赶兔子，唱戏，摔角，叫姑娘．逛窑子。
  父亲孝宗留下的一批老臣，个个“讨厌”。最“可恶”的是户部尚书韩文，韩文在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叫户部的一个“小官”，郎中李梦阳，起草了一篇奏疏，纠合了若干大臣连名请求把八个他最亲信的宦官一网打尽。这八个宦官，是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刘瑾、高凤。这八人是他一刻也离不了的伴儿，倘若把他们都抓去杀了，叫他如何活得下去？
  于是，他急得哭了起来。马永成等八人，也跪在他的周围，一齐大哭。哭了一阵，他决定摆出皇帝的威风，不仅不把这八人“明正典刑”，而且故意提拔其中的刘瑾为司礼监太监，任命马永成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
  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因此而一齐辞职。刘瑾拿起笔来，便准了刘、谢二人的辞，留下一个李东阳。李东阳不再坚辞，自愿留在内阁里鬼混，可能是为了顾全大局，随时对武宗与刘瑾的胡作非为加以补救。刘、谢二人的遗缺，由焦芳与王鏊填充。焦芳是一个小人，王鏊是一个君子。王鏊是大臣公推的；焦芳却是刘瑾塞进来的。韩文被勒令退休。
  刘瑾作了司礼监太监，又提督十二团营，于东西厂以外创设内厂，加上有焦芳在内阁和他狼狈为奸，便为所欲为。吏部的马文升与兵部的刘大夏，已经先被挤走。户部韩文，在焦芳入阁以后的一个月，被“削籍为民”。
  从此，直至正德五年八月刘瑾事败被杀之时，武宗等于是把皇帝让给刘瑾做，刘瑾最喜欢叫群臣罚跪听他“宣旨”；更喜欢“收礼”。凡是在外镇守的中官，照例要每人送他一万两银子；中官是他的同辈，尚且如此，那些担任尚书、总督、巡抚的，可想而知。他把整个的明朝政府，变成贪污的政府。
  老百姓在求生不得的高压之下，便向往于造反的人。于是大规模的民变于正德四年发生在湖北的沔阳，四川的保宁，江西的东乡、桃源洞(万年)、华林山(高安西北)、大帽山(寻邬东南)。这些乱子，闹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