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明朝

刘珝稍好，但也无甚作为。万安呢，是道地的小人。当时京内京外，称他们三人为“纸糊三阁老”，与所谓“泥塑六尚书”凑成一对很流行的口语。
  作为国家栋梁的最高官吏竟是纸糊的，泥塑的，明朝的危险可以想见。
  刘吉是北直隶博野县(河北蠡县)人。此人之无聊，可以下边这几件事为例：(1)他在成化十八年因丁忧而必须离职(这是规矩)，宪宗令他“起伏”(不等到终制，便出来复职)，他一面再三恳辞，做出一副淡于名利的孝子面孔，一面却暗托万贵妃的娘家人万喜，影响宪宗，叫宪宗不准他辞。(2)孝宗即位以后，一时颇有朝气，有十个好人，如贺钦、强珍等人孝宗已决定重用，他听到消息便连忙上了一本，推荐这十个人。(3)左庶子张昇、庶吉士邹智、御史姜洪、南京给事方向(姓方名向)，等等，先后在孝宗面前弹劾过他，他慢慢找了机会，使得孝宗把他们一概放逐，弄得“台署为空，中外侧目”。
  刘珝是山东寿光人，在入阁以前作过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土，讲起书来倒“词气侃侃”。入阁以后，当商辂在朝之时，和刘吉、万安皆能随着商辂，对汪直作战，把汪直的西厂拉垮。然而商辂一去，不仪刘吉噤若寒蝉，这曾负一时之望的刘珝也坐视西厂复设，汪直再度得势了。
  最后将汪直打倒的，却是万安。此人功不抵罪，卑鄙无耻，论人品似乎还抵不上汪直呢。他是四川眉州人，外像很好，内心甚为龌龊。他和汪直的冲突，并不是制度之争或原则之争，而是“同行相嫉”，均想独占万贵妃的宠信。他并非万贵妃的本家，而自称“子侄”，硬拉关系。力贵妃也乐得有一个大学士在内阁供她御用。宦官之中，也有不少人被万安结为朋友。例如，李永昌。李永昌自己是宦官，不能生儿子，收养了一个儿子，叫李泰。李泰官居詹事府詹事，年纪比万安小，万安却尊之为兄。专干坏事的左道妖人李孜省，进住了宪宗，万安也不惜以大学士之尊，和他勾结。介绍他与李孜省相识的彭华，被他一再提拔，也在宪宗末年入了阁。
  总之，这三位“纸糊阁老”对国家的大事虽则像纸糊的一样，在谋求个人的利益上却一点也不像是纸糊的。 
七四、泥塑尚书
  从成化十三年六月起，内阁仅有万安、刘珝、刘吉这三个纸糊阁老。刘珝在二十一年九月退休，过了三个月内阁补进来彭华。次年九月，又加了一个尹直。彭、尹二人也是纸糊的。 尚书，从十三年九月至二十三年九月宪宗去世，是下列的几人：
  吏部：尹旻、耿裕、李裕。
  户部：杨鼎、陈钺、翁世资、余子俊、殷谦、刘昭、李敏。 礼部：邹斡、张文质、周洪谟。
  兵部：余子俊、陈钺、张鹏、马文升、余于俊。 刑部：林聪、张荣、杜铭。
  工部：王复、刘昭、李裕、谢一夔、贾俊。
  在这些人之中，余子俊、马文升、王复、林聪、邹斡是例外。其余的，被老百姓称为泥塑，并不冤枉。
  论才具，余马二人当尚书有余，王复、林聪、邹榦，虽也是贤者，却嫌不足。尹旻以下，都真正是一些泥塑的偶像，会说话的人而已。他们获得如此的高位，全靠夤缘二字，而夤缘的对象又大率是太监。
  最坏的一人，是陈钺。他简直是太监汪直的门下。他在辽东当巡抚，滥杀邀功，引起少数民族的叛乱，结果，他非但无罪，反而当了兵部尚书。
  其次，是尹旻，位居冲要而尸位素餐，毫无建树。但是，他“做官”的本事却不小，当吏部尚书当了十三个年头又一个月，从成化九年三月到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屡进屡退，笑骂由人。
  周洪谟，依照《明史》的本传，不像是一个坏人，只是好出风头，专作无关宏旨、人云亦云的“建言”而已。然而，这样的人岂是作尚书的材料？实际上，他之“不学无术”，正如明清两朝极大多数所谓“进十”：背四书的机器，抄八股的工匠，说废话的专家。周洪谟之直上青云，全靠与万全是小同乡。
  对于历史上当尚书的，我们本毋庸太过苛求。从秦汉到明清，位为宰相或虽非宰相而握有相权的人，其人数之多，堪称“车载斗量”，其中能有几人值得今天的追崇？他们的姓名，也早就如水纹竹影，消失于人类记忆之外了。何况等而下之，宰相之下的尚书之流!为若干成化年间的尚书之不肖而生气，太不值得。 然而，现在我们是在研究明朝，明朝之由盛而衰固非一朝一夕，而宪宗本人吃喝玩乐，太监专横，阁老纸糊，尚书泥塑，人民困苦颠连于旱灾、蝗灾、河患、倭寇、瑶民反叛、苛捐杂税、通货膨胀、严刑峻法、贪官污吏之下，我们自不能免于深慨。 
七五、孝宗
  孝宗朱祐樘，即位时年十八岁，去世时年三十六岁。父亲是昏君宪宗，儿子是昏君武宗，他是两个昏君之间的一个比较好的皇帝。
  首先，在即位以后的第五天，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丁未日，他一举而贬逐了妖人礼部右侍郎李孜省、万贵妃的弟弟都督万喜、揽权的太监梁芳。
  其后，他罢免了宪宗所不依手续而任用的“传奉官“、通政使任杰等两千多人，法王、佛子、国师等七百八十几人，禅师、真人等二百四十几人；也斥逐了无耻的大学士万安，罢免了阿附万安的尹直，选拔了徐溥与刘健二人入阁。
  刘吉却被留用，此人在弘治五年八月告老，继任的是邱濬，邱濬在八年二月病故，继邱濬之任的是李东阳，增加一个谢迁。 徐溥、刘健、邱濬、李东阳、谢迁，都是贤相。
  六部尚书，除了兵部余子俊以外，孝宗也在即位以后的一两年间都换了人。曾经因弹劾万安而失职的王恕，被召来京师，担任吏部尚书。其他四部是：户部，李敏；礼部，耿裕；刑部，何乔新；工部，贾俊，这六人都够得上称为“一时之选”。兵部余子俊在弘治二年二月病故，由马文升“回任”。马文升曾经从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到二十一年九月，担任过这个职务，被挤到南京去，当“南京兵部尚书”。孝宗于即位不久，便在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把他召回来，担任“左都御史”。
  继马文升的左都御史之任的，是屠滽。屠滽于弘治四年二月生病，由白昂继任。白昂在六年八月转任刑部尚书，屠滽官复原职。屠滽于九年二月转任吏部尚书，其后的历届左都御史，是闵珪、侣锺、戴珊等人。这些人，也都是很好的。中央政府到了孝宗之时，面目一新。各省的大吏也颇有更动。全国上下，充满了朝气。
  孝宗本人，年纪虽轻，却很有章法，一意求好，而并无急躁、轻信、易改等等青年人常有的毛病。这确是明朝之幸，也是中国人民之幸。倘若没有他，而宪宗之后接着便是武宗，则小人必然依旧盘踞要津，贤人依旧放逐在外，国家的大局真是不堪设想。 可憾的是，他寿命太短。 
七六、弘治贤相
  徐溥是宜兴人，景泰五年进士及第(状元)，历官翰林院编修、左庶子、太常卿、翰林学士、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孝宗叫他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不久加礼部尚书衔，又加官少傅、太子太傅。
  他为人“凝重有度”。凝，是有含蓄；重，是厚重，不轻浮；有度，是有权衡，能包容。这些美德，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宰相。然而，他并不仅如汉朝三公之坐而论道，在消极的意义上“守正”而已，遇到该争的事他未尝不争。钦天监的革职监正李华，会看风水，替皇后的父亲张峦选择坟地，孝宗把李华官复原职，他(徐溥)上疏反对，请孝宗收回成命。孝宗命词臣撰《三清乐章》，他说“设祀五常，儒者犹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说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这两件事，孝宗均因他反对而作罢。孝宗而且因此召见阁臣，共同处理章奏。阁臣自从宪宗成化年间以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和皇帝交谈的机会了。
  徐溥在内阁十二年。刘健等人和他同心协力。刘健是洛阳人，天顺四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修撰、少詹事，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其后也屡屡加官，至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于弘治十一年徐溥退休之时，继为“首辅”(所谓“首辅”，便是名次列在最先的大学士。明朝从洪武十三年起，在礼制上不设宰相，首辅云云并非正式的官名。)他为人刚强，与徐溥的性格不同，却相得益彰。他对孝宗敢于犯颜直谏，知无不言，孝宗对他“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孝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周氏(英宗之妃，宪宗之母)，当年于万贵妃多方迫害孝宗生母纪氏之时，保护养育孝宗，因此而于即位以后对她十分孝顺，她和孝宗的嫡母王皇太后均喜欢佛老两教，孝宗为了她们而命令所谓“灌顶国师”设坛，命令宦官“赍真武像，建醮武当山”。刘健对这两件事，坚决表示反对。孝宗又曾经叫词臣写一篇《释迦哑塔像赞》，派人在朝阳门外造“延寿塔”，下诏升道士杜永祺等为“真人”。这三件事，刘健也反对。结果，这几件事统统作罢。
  最重要的一件，关系国家安危的是：孝宗在弘冶十七年听了宦官苗逵的话，想对“小王子”达延汗御驾亲征，倘不是刘健与兵部尚书刘大夏力谏，明朝几乎再吃一次“土木之变”的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