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明朝

过了两年，调他为刑部尚书。又过了两个月，成化十年十二月，白圭病故，宪宗叫他接任兵部尚书。
  项忠在兵部尚书任内，看不惯太监汪直凭藉‘西厂”鱼肉大臣，便在十三年正月附和大学士商辂对汪直的攻击，联合其他五部尚书，共同上一个奏章，请宪宗取消西厂，获准。
  不久，宪宗又把西厂恢复。汪直唆使锦衣卫的百户吴绶，诬告项忠。宪宗把项忠付“廷鞫”，项忠侃侃而谈，抗辩不屈，虽不曾定罪，却被宪宗“罢斥为民”。
  等到汪直在成化十七年真正下台，项忠才被“复原官”，他不肯就职，请求退休。从此，他在家中闲住，闲住了二十六个年头，在孝宗弘治十五年去世，享寿八十五岁。 
七○、王越
  王越，是河南浚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历官御史，山东按察使，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在成化三年受任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讨伐北元君主毛里孩，兼抚宣府(宣化)。
  成化五年，他奉诏西行延绥，帮助当地的巡抚王锐，抵御入据河套的阿罗出等人，获胜于黎家涧、崖窑川、镇羌等处。次年，又顺利地阻挡了敌军一万多人的五路来攻，并且追击敌人，连胜于开荒川及牛家寨。宪宗升他为右都御史。
  成化七年，朱永被召回。成化八年，武靖伯赵辅被拜为平虏将军，节制陕西宁夏延绥三镇。王越受任在赵辅之下“总督军务”，地位与实权均比今天的“参谋长”高。那时候，三镇所集合的兵，号称八万，事实上能作战的才有一万多人。敌方的兵员，总数不及八万，但是人人能战，而且皆是骑兵。当时的兵部尚书白圭，主张“搜套”：采取攻势，肃清入居河套的蒙古人。王越认为，要搜套，就必须调动十五万精兵，一切粮饷刍草的开销决非政府的财力所能办到。因此，他主张采取守势。赵辅支持王越的看法，宪宗将赵辅召回，改派宁晋伯刘聚为平虏将军，仍留王越为“总督军务”。
  成化九年，王越会同刘聚，小胜于漫天岭。敌方满都鲁、孛罗忽，与癿加思兰等人把眷属牲畜留在红盐池(鄂尔多斯右翼前旗王府的西南)。率领精锐“西行”，深入甘肃中部的安定(定西)与东南部的秦州(天水)。王越当机立断，也率领骑兵五千，由榆林北上，深入沙漠，经红儿山、白盐滩，在两天两夜之间奔驰了八百里，到达红盐池，捣毁满都鲁等人的老巢，斩杀与活捉三百五十人。就人数而论，这不是一次了不起的大战。但在心理作战上，这是一次很大的成功。满都鲁等人没想到明军能采取攻势。他们感觉到河套并不安全，于是相属渡河北徙，使得套内得到好几年的安宁。余子俊因此才能够在成化十年筑起清水营与花马池之间的“边墙”。
  宪宗任命王越“总制三边”，开府固原，令三边的总兵巡抚等官悉听节制。所谓三边，指延绥、甘肃、宁夏。成化十一年，王越还朝，以左都御史的身份与李宾同掌都察院事，兼督团营，不久，升任兵部尚书，仍掌都察院事，已先后加官由太子少保至太子太保。成化十六年，奉命提督军务，随成国公平虏将军朱永北征，掩击敌军于威宁海子(在绥远兴和县)，因功进封为威宁伯。次年，受拜为平胡将军，充宣府总兵官，兼镇大同，也立了一些功。可惜，由十和太监汪直颇有交往，在汪直于十九年失宠之时，他也受了牵连，“夺爵除名，谪居安陆”。到了孝宗弘治七年，他才被放还，以“左都御史”的官职告老。十年，重行“总制三边”。十一年，病故任上，享寿七十四岁。 
七一、余子俊
  余子俊是四川青神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西安知府，陕西右参政、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在成化六年受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
  他就任以后，使上疏请求建筑“边墙”。他的前任王锐，也作过如此的建议，然而未能实现。他一再上疏，痛陈利害，而且开出一张帐单，说，以成化八年一年的开支而论，为了供给延绥驻军的人马，需要九十四万两银子的米与豆，六十万两银子的草，(人吃米，马吃豆和草)与八百二十五万两银子的运费。合起来，近乎一千万两银子(九百七十九万)，真是朝廷的一大负担。宪宗时中央的岁入，无考。孝宗弘治年间的收入，约为
  夏税 米麦 四、六二五、○○○石
  钱钞 二、八一五、○○○两
  绢 二○二、○○○匹
  秋粮 米 二二、一六六、○○○石
  钱钞 一、○九五、○○○两
  总数，倘以米麦一石折银一两，绢一匹折银五两，也不过是三千一百七十一万两银子而已。
  建筑边墙，也是花钱的事，但在余了俊看来，这是值得的。保障了边墙以内的军屯与农户，便可以增加当地的粮食，免掉不少的运费。他的计划是，役使现有的“运粮民”五万人，用两个月的工夫，把边墙筑成。
  宪宗接受他的建议，叫他快做。恰好，王越在成化九年捣毁满都鲁等的红盐池老巢，余子俊便在成化十年很顺利地完成了他的伟大工程。所役使的运粮民仅有四万人，而所花的时间也不过是两个多月而已。
  这边墙，便是今日万里长城的中段。东起绥远的清水河(清水县)、西抵宁夏绥远之间的花马池(盐池县)，全长一千七百七十里。沿着这边墙，有十一个城堡，十五个边墩，七十八个小墩，八百一十九个崖砦。
  墙内的官地，分给军人屯垦，每年生产了军粮六万石，足够驻军之中两三万人的粮食。
  更大的收获是：陕北与宁夏东南以及甘肃东北，均获得了保障。其后，在成化十八年敌军进攻延绥，王越全靠这边墙挡住了大部分敌军；少数窜进来的，由于有这个边墙阻碍了归路，被许宁杀得落花流水。
  余子俊于筑好边墙以后，于成化十二年改任陕西巡抚，成化十三年升任兵部尚书，成化二十年一度兼左都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次年，建议延长边墙，西起黄河，东达“四海冶”(延庆县东)，共长一千三百余里。达一段新的边墙，其后于成化二十二年兴筑，筑成。他在弘治二年病故，享寿六十一岁，追赠太保，予谥“肃敏”。 
七二、马文升
  马文升是河南钧州(禹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历官御史，福建按察使，南京大理寺卿，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助项忠平定满俊之乱，升左副都御史，仍旧巡抚陕西，在成化十一年继王越“总制三边”；同年回京，充任兵部右侍郎。次年，“转左”(转任兵部左侍郎)。
  马文升在陕西巡抚任上，颇有军功，但是他在宫廷中没有什么“奥援”，因而并未获得若何重赏。到了担任兵部侍郎，又为了辽东巡抚陈钺的事，与太监汪直发生正面冲突。陈钺是汪直的私人，毫无能力，只知道滥杀少数民族来冒功，几乎酿成巨变。马文升亲自到辽东去宣读皇帝的玺书，慰抚少数民族，才转危为安。结果，汪直反而在或化十五年诬告马文升“行事乖方，禁边人市农器，致怨叛”。宪宗耳朵软，竟然将马文升捕下“诏狱”，充军到重庆卫。陈钺于是又可以滥杀邀赏，获升为户部尚书，于十七年二月改任兵部，在十八年三月垮台，削职为民。
  到了成化十九年，汪直也垮了台。马文升被放回，恢复原职。次年，出任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极受当地汉人与少数民族的爱戴。二十一年回京，升为右都御史，总督漕运。这一年的冬天，再升为兵部尚书。
  马文升一生的官运，时起时伏。起，由于确有被朝廷需要的能力。伏，由于到处遇到小人为敌。当年汪直恨他，一方面是由于他不削司陈钺“合作”，一方面也是由于他胆敢与汪直分庭抗礼，而且“奴视其左右”。现在，汪直早已完蛋，而另一个小人李孜省，偏要说他的坏话，以致宪宗在成化二十二年又外凋他为“南京兵部尚书”，虚有其名。过了一年，宪宗去世，孝宗即位，他才被“内调”，担任左都御史，做都察院的负责人。其后，从弘治二年到弘治十四年，他再任兵部尚书，为时甚久，孝宗对他言听汁从。他公忠礼国，不仅把兵部本身应办之事，办得很好，而且对兵部以外的事他也不避嫌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孝宗一朝之所以治绩远胜宪宗，马文升的关系很大。因为，他在当时的大臣之中，年最高而德最劭，确是一枝柱石。
  弘治十四年，孝宗叫他转任吏部。吏部，正如我在以前所说，是各部之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整个政府之中最重要的一个机构。马文升才兼文武，在吏部尚书的任上也是卓有表现，虽则年事已高。武宗即位以后，太监王瑞容不了他，逼得他在正德元年退休。那时候，他刚好是八十岁。三年以后太监刘瑾诬告他在吏部任上“朋党”，叫武宗除他的名(所谓除名，便是削去他的官爵，他是以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的官衔退休的，被除名以后便不许再挂如此的官衔了。)又过了两年，他才去世。刘瑾失势以后，朝廷追复他的官衔，加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予谥“端肃”。 
七三、纸糊阁老
  宪宗在成化十一年，命令刘吉、刘珝二人入阁。这两人，加上万安，是其后内阁之中仅有的三人。在这三人之中，刘吉完全是一个依违取容的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