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明朝

宪宗即位以后，加少保，升为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位居当时三个阁员之首。其他两个阁员，是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陈文，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彭时。 李贤的长处，是颇有宰相风度，为政识得大体。在用人的一方面，他进贤而退不肖，提拔了年富、王竑等若干好人，革斥了四千多冒“夺门”之功而膺爵位的坏人。他劝英宗不再提起“夺门”二字。在他看来，夺门之变是多余的：景帝病重将死，并无子嗣，皇位自然会重归英宗。石亨曹吉祥得势的时候，李贤不和他们沆瀣一气，而时时劝英宗疏远他们。英宗在最后想换太子，李贤说：“这是大事，愿陛下三思而行。”结果，保全了太子(宪宗)，消弭巨变于无形。宪宗即位以后，他警告宪宗“天时未和，由阴气太盛”，又劝宪宗“无狎左右近幸’。他对于宪宗，正如对于英宗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惜，他在成化二年十二月便病故了，年纪仅有五十九岁。
  彭时是江西安福人，正统十三年进士第一(状元)，历官翰林院修撰，次年郕王监国，奉命入阁，景泰元年出阁，其后屡升为左春坊大学士，太常寺少卿，兼侍读。英宗复辟以后，再度入阁，不久，升翰林学士。宪宗即位，兼吏部右侍郎，次年，升为兵部尚书，仍兼翰林学士，值阁。
  彭时为人耿直，每每为了公事与李贤争辩。李贤的度量，足以容他，因此而合作得好。有一次，李贤被锦衣卫指挥门达所诬陷，几乎获罪。英宗说：“在去了李贤以后，专用彭时”。彭时听到了，向人说：“李公有经济才，何可去?去贤，时不得独留!"宪宗即位以后，想独尊生母周妃为皇太后，把嫡母英宗皇后钱氏搁在一边。彭时随着李贤力争，宪宗这才并尊二氏，称钱氏为慈懿皇太后，称周氏为皇太后。其后，在成化四年，钱氏病故，也是因有彭时力争，才获得与英宗合葬。这些，还不是彭时的主要贡献。他在朝中，昂昂然不畏强御，使得正气充沛。他公开反对光禄寺在京师各城门“抽分”(抽取一种类似厘金的城门税)，认为是“掊克不堪”；也公开反对万贵妃“渔竭帑藏”、对贩卖珍珠宝石的商人加倍给钱。他甚至明明白白地向英宗上疏，说“专宠者已过生育之期”，“望均恩爱(于众妃)为宗社大计”。这些话，在当时均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彭时不怕。他并且敢于得罪万贵妃以外的贵幸，主张“毋惑佛事，糜金钱”；“清理牧马草地”；“减退势要庄田”。他在成化十一年三月病故，年纪也不过是六十岁而已。这是明朝的不幸。其后，支撑朝廷的大责任，便落在商辂一人的身上。
  商辂是浙江淳安人，正统十年的进士，乡试会试与殿试皆考第一，是明朝唯一的连中三元的人。(乡试第一是解元，会试第一是会元，殿试第一是状元。)
  景帝即位以后，商辂以翰林院修撰的资格人阁，于景泰元年升为学士，景泰三年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右春坊大学士，景泰七年兼太常寺卿。景帝病重之时，他上疏说，“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他的意思是，景帝应该让给英宗复位，或是再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探(宪宗)为太子(宣亲章皇帝只生了英宗与景帝二人，景帝的唯一儿于朱见济此时已死。)
  英宗复辟以后，石亨曹吉祥说他的坏话，英宗免了他的本兼各职。宪宗在成化三年将他召回，仍以原官入阁，次年升本职为兵部尚书，九年转为户部尚书，十一年兼职由翰林学士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十三年改兼谨身殿大学士，于六月间因斗不过汪直而自请辞职，宪宗给他少保的官衔，准予退休。
  商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也就是外柔内刚，待人和气而固守原则，纪妃的儿子(孝宗)之得立为太子，他的关系很大。宪宗在成化十一年“改谥郕戾王为景皇帝”，虽由于一个位卑职小的荆门洲训导高瑶的进言，而在“廷议”之中竭力支持的却是商辂。
  汪直在宫中官居御马监太监，屡次出外监军，是万贵妃与宪宗一向所最宠用的人，炙手可热。宪宗在成化十三年正月创立“西厂”，命汪直为提督。这西厂比太祖所创的锦衣卫与成祖所创的东厂，规模大得多，有权刺探不法，也有权逮捕人，审问人。汪直有了这个机关在手，如虎添翼，胡作非为。商辂在五月间列举了汪直十一大罪，向宪宗奏上一本：“陛下委听断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
  由于商辂坚持，大臣如兵部尚书项忠等人也认定非去汪直不可，宪宗只得暂时把西厂废了，令汪直仍回御马监原职，然而对汪直仍旧信任，仍旧叫他刺探外事。汪直及其党羽，由一个败类的御史戴缙出面，诬参商辂受过一位指挥杨晔的贿。商辂一怒而请辞，宪宗因此便赏他一个少保，准他退休。不到一个月，汪直便叫锦衣卫千户吴绶诬告项忠，说他受过太监黄赐的请托，以刘江为江西都指挥使。宪宗把项忠交付“廷推”(大会审)，项忠矢口否认，虽不曾定罪，却免了本兼各职。六天以后，宪宗再立西厂，仍以汪直为提督。 
六八、韩雍
  韩雍是苏州人，正统七年进士，历官御史，广东副检察使,江西巡抚，兵部右侍郎，浙江左参政。成化元年，被兵部尚书王竑保荐，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官职，“赞理”总兵官赵辅的军务，到广西去征瑶人壮人。
  有若干瑶人于英宗末年对明朝造反，以桂平西北的大藤峡为根据地，蔓延及于广东。当时有人主张分兵，以一部分驱逐来到了广东的广西瑶人，另以一部分围困他们在大藤峡的根据地。韩雍认为，是分则力散，不如全军而进，直捣其根据地。赵辅接受他的意见，一切交他主持。
  他带了十二万兵，先把“瑶山”北边的修仁荔浦两县攻下。大藤峡的本身，有六百多方里面积，韩雍令欧信率领五个哨由北路象州武宣进攻，自己与赵辅白全率领八个哨由南路平南桂平进攻，另派孙震率领两个哨，由水路进去。同时，他在若干的峡口，都布置了堵截的兵。
  大战在十二月初一日开始。战了不到一个月，韩雍及其僚属，先后攻下了一批瑶砦，活捉了造反的首领侯大狗。
  为了防免以后再有造反的事，韩雍把横悬于峡中的大藤砍断，将大藤峡改名为“断藤峡”。
  宪宗召回赵辅，留韩雍在广西，升他为“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
  残余的瑶民由侯大狗的儿子侯郑昂为首，不久又攻下了浔州府(桂平县城)与雒容北流二县，而且兵锋直逼广东的钦廉二州。韩雍把他们一一打平。
  韩雍在成化四年丁忧回籍，次年，两广的瑶人壮人又造起反来。广西的巡抚张鹏与广东的巡抚陈濂毫无办法。宪宗在十一月命令韩雍不必守制满期，迅速回两广，以“右都御史”的本职，“总督两广”。韩雍于五年春天到达，设总督府于梧州，指挥若定，不久便又把天大的乱子化归乌有。
  韩雍为人颇有威仪，待部下很严，两广的布政使、检察使、都指挥使，皆对他十分畏惧。在广西的“镇守中官”黄沁，不能像其他各省的镇守中官胡作非为，因此而对韩雍怀恨，在成化九年藉口又有小股的瑶民攻占怀集县城，而向宪宗奏了一本。宪宗一向是在宦官的掌握之中，接到黄沁的报告，便免了韩雍本兼各职，叫韩雍告老还乡。
  那时候，韩雍才五十二岁。 
六九、项忠
  项忠是浙扛嘉兴人，正统七年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陕西接察使、巡抚、提督。
  成化四年，甘肃固原的千户满俊造反。满俊是蒙古人巴丹的孙子，一向率领部众畜牧为生，因通匪的嫌疑被当地的官吏派他的侄儿满[左王右寿]去逮捕他，他便劫持满[左王右寿]，占领石城砦，自称“招贤王”。甘肃的都指挥使邢端与巡抚陈玠，先后被他打败。
  宪宗任命项忠“总督军务’，调了三万三千兵去打。项忠令都督刘玉与新任巡抚马文升分兵七遵，对满俊作战。满俊和满[左王右寿]出砦求和，站得远远地向项忠行礼，项忠单骑直人，把满[左王右寿]抓了带回。其后，他吩咐兵士，每人带了一袋子土，填了壕堑，用铜炮仰攻，一共打了三百多次仗，活捉满俊，攻下石城砦。
  成化六年，荆襄一带的流民，在李原的鼓动之下，也大造其反。李原自称“平王”，绰号李胡子，本是流民首领刘通的部下。刘通是河南西华人，绰号刘千斤，到了这荆襄一带，于成化元年造反，自称“汉王”，被白圭活捉。所谓荆襄一带，是陕鄂交界的森林区，明朝政府划为禁地，不许人民居住，但是“窜”进来的一年一年增加，自成团体，没有官吏管束。这地方在平时可称为世外桃源，在乱时便成了反抗分子的根据地。
  项忠凑足了二十五万兵，分八路对李原进攻，大战于竹山，活捉李原，先后招抚了流民九十几万。
  这是明朝的一件大事。倘若不是项忠恩威并施，可能这九十几万便变成反抗明朝的武装，那李自成与张献忠的起事，早就提前出现了。
  白圭此时已任兵部尚书，嫉妒他，说他的坏话。宪宗在成化八年将他召回，与李宾协掌都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