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明朝

也先不肯，他们才对也先造反。除此以外，《黄金史》并无别处谈到阿孛他喇。
  关于马古可儿吉思，《黄金史》也仅仅只有淡淡的三句话：“在此(也先被杀)以后。马古可儿吉思坐了大位，他死在鸡儿年。他没有子嗣。”
  在孛来与马古可儿·吉思死了以后，毛里孩拥立脱脱不花与彻卜登的女儿所生之子摩伦为可汗。
  这一年是鸡儿年，成化元年乙酉(1465年)。次年，毛里孩因小人挑拨而对摩伦发生误会，杀了摩伦。 
六五、孛罗忽、满都鲁
  乘时崛起的，是脱脱不花的弟弟阿噶巴尔济之孙(？)，孛鲁忽。《黄金史》说，孛鲁忽在猪儿年即了大位。(这个猪儿年，可能是成化三年丁亥(1467年)。)
  于是，毛里孩与孛鲁忽分别骚扰明朝的边疆。毛的活动，见于《宪宗本纪》的，到成化八年为止。孛鲁忽的活动，到成化九年为止。
  毛被逐于来自科尔沁的一位诺颜·博罗得，潦倒而死。
  孛鲁忽在成化十年左右被逐于自己的一个叔祖(?)，即脱脱不花的另一弟弟，满都鲁，辗转逃到永谢布族的地域，死于“虎儿年”(可能是成化十八年壬寅，而不可能是成化六年庚寅)。
  满都鲁的靠山，是来自吐鲁番的一个强盗出身的癿[qie]加思兰。满都鲁的两个太太之一，是癿加思兰的女儿。
  满都鲁之进入明朝的河套，是在成化九年。起初，满孛之间相处得不坏。其后，彼此在败于明军名将王越以后，也引小人挑拨而发生了误会。结果是，孛离开河套，逃走。满自称可汗，以癿加思兰为太师。
  《黄金史》说，满在羊儿年即位，猪儿年死。依照札齐斯钦教授的考订，这羊儿年是成化十一年乙未，这猪儿年是成化十五年己亥。
  满都鲁死后，他的另一个太太，土默特部长考老希拜·帖木儿的女儿芒都海，下嫁给孛鲁忽的儿子巴图·蒙克，扶立巴图·蒙克为可汗，以巴图·蒙克的名义征讨瓦剌，获得胜利。
  这一位巴图·蒙克，便是北元历史上声势最为煊赫的达延汗，绰号“小王子”。
  关于“小王子”的一切，以后再说。 
六六、宪宗
  宪宗朱见深，在明朝的皇帝之中，不算是最坏的，却也谈不上一个好字。此人十八岁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四十一岁去世。国家在大体上是太平无事。边疆上虽有北元各领袖先后骚扰，但他们进了河套，而仍被王越逐出，又有余文俊亡羊补牢，在陕晋筑了“边墙”，总算巩固了这一方的疆界。内地也有广西的瑶族“反叛”与荆襄一带的流民“反叛”，却也先后平定。
  然而明朝盛极而衰的征象，业已一一表露。宦官揽权，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忠少佞多。当皇帝的自己．竟然怕见各部尚书，甚至内阁诸学士之面，经常地倚靠宦官作传话人。皇帝的极大部分时问，消磨在妃嫔与番僧方士的身上。 在妃嫔之中，最得宠的是万贵妃。她比宪宗的年纪，长十七岁。宪宗即位之时，她已经是三十五岁的人了。直到成化二十三年春天她死，她把宪宗掌握得很紧。原因是，早在宪宗的童年，她已是侍候他的宫女。万贵妃的罪恶，主要的有三点：第一，信任手下的宦官汪直。第二，戕害别的妃嫔所生的儿子。第三，服用奢侈，浪费民脂民膏。
  宪宗的第一任皇后吴氏，在天顺八年七月正位中官，仅仅三十二天，便被万贵妃挤下了台。第二任皇后王氏，秉性恬淡，凡事退让，只是名义上的皇后而已。
  万贵妃自己在成化二年正月生了一个儿子，不到一年便死。
  柏贤妃生了一个儿子朱祐极，在成化七年十一月被立为皇太子，到了次年正月，又死。
  宪宗伤心得很，怕自己绝后。到了成化十一年，宦官张敏告诉他，一个来自广西的少数民族宫女纪氏，已经替他生了一个儿子，瞒着万贵妃，养在宫内的安乐堂，这时候年已六岁。宪宗叫人接了这儿子来，赐名祐樘．交给皇太后周氏抚养。逃过万贵妃的魔掌。万贵妃忿恚之余，在六月间将纪氏逼死(或毒死)。五个月以后,宪宗立祐樘为皇太子。(这便是未来的明孝宗。)
  自从祐樘被立为皇太子以后，万贵妃也懒得再施行堕胎、毒杀等等手法，索性让各个妃嫔多生几个皇子，以与祐樘争宠。于是，宪宗又生了十一个儿子。
  宪宗究竟有若干妃嫔，无考。
  宪宗深处官禁，不与阁臣及六部尚书见面交谈，所谓朝会只是虚应故事。一切旨令，皆假手于宦官。
  宦官乱政，是明朝的致命伤。明太祖曾经立了一个铁牌在宫门口，牌上铸了十一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太祖而且规定了内臣不许识字，外臣不许和内臣有公文来往。可惜的是，太祖自已立法而不守法，曾经在洪武二十五年派了一个宦官聂庆童，去甘肃河州“敕谕茶马”。
  成祖继续破例，一再派遣宦官出使外国，又任命了宦官当“监军”。(叫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叫马靖“巡视”甘肃。)仁宗又向这个方向更进一步，命令“郑和以下番军守备南京”，命令王安“镇守甘肃”。诚然，郑和与王安均有能力，而且忠贞，但是在制度上叫宦官当“方面大员”，后患无穷。
  宣宗令大学士陈山教小宦官识字，明明白白地违反祖训；英宗尊崇王振，唯王振之命是从，不仅是容许内官干预政事，而且是服从内官，让内官主持政事了。复辟以后，英宗又宠任曹吉祥，几乎死在曹吉祥及其养子曹钦之手，把朱家的天下断送给曹家。
  宪宗在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即位，首先将自己的“东宫内侍”王纶逮捕下狱，又在成化元年二月下诏昭雪于谦，看来似乎颇有朝气，逮捕王纶是华盖大学士李贤的主张；昭雪于谦，由于御史赵敔[yu]的建议。宪宗能接受李、赵两人的意见，该是一个有希望的少年皇帝。
  李贤在成化二年十二月病故，内阁之中尚有忠心耿耿的彭时，也添进了堪称贤相的刘定之与商辂。然而，到了成化五年，又添进了一个标准小人万安。
  万安并非万贵妃的本家，却自称子侄。百端谄媚，与万贵妃所宠任的宦官梁芳、韦兴，勾结在一起。(万安与万贵妃的另一亲信汪直，处得不好。)
  宪宗本身，是个没出息的人：只晓得享乐，一生甘心受半老徐娘万贵妃的控制。万贵妃以宦官为爪牙，宦官以万贵妃为后台。全国各省，差不多皆宦官当“镇守中官”，颐指气使，位居总督与总兵官之上。军队的统帅，也无不低首下心于所谓“监军”，不买镇守中官与监军的帐的带是官，寥寥可数(在南方只有韩雍，在北方只有马文升)。
  明朝的祖制，皇帝任免大官要经过廷推，小官要经过吏部铨选，而且各衙门有一定的员额。宪宗却随意叫宦官“传旨”，任命若干人为官，资格出身一概不拘。被任命的大率是江湖术士、和尚、道士、番僧、优伶、工匠。这些官，全是不合规定的额外人员，被当时的人称为“传奉官”。给事中李俊在成化二十一年慨乎其言之地说，“一岁而传奉或至干人，数岁而数千人矣。数千人之禄，岁以数十万(两)计，是皆国之租税，民之脂膏，不以养贤才，乃以饱奸蠹，诚可惜也。”
  宪宗前后一共任命了若干传奉官，难以统计。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儿子孝宗接受科道(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御史)的建议，一举而降黜了所谓通政使任杰，与所谓侍郎蒯刚，等等，不下二千余人。和尚道士与番僧之封为禅师、真人、法王、佛子、国师，同时被孝宗罢免的，也超过一千。那不曾因声名过于狼藉而降黜罢免的，为数自亦不少。
  在万贵妃的影响之下，宪宗极肯花钱建筑庙宇，也极肯花钱买珍珠宝石、图画玩具。宪亲成年成月，陪着万贵妃厮混，拜佛、炼丹、吞符、欣赏歌舞，作种种的游戏，把国家的大事一概付托给宦官与仰承宦官鼻息的若干官吏。内阁的几个学士，若干年不被召见交谈一次，等于虚设。六部大臣与“九卿科道”更有天高皇帝远之感。坐朝，也不过是摆摆样子，排班叩头，礼成而退罢。
  在如此情形之下，安得不内忧外患齐来？奇怪的是，君昏于上而臣奋于下，这些内忧外患都一一消除。太祖成祖的基业，仁宗宣宗的恩泽，培养了足够的潜力，替明朝延长寿命。
  宪宗之所以不曾被列入桀纣幽厉一类，第一是由于昏而未暴，杀人甚少，打人也不多。第二是他偶尔也忽然清醒，从谏如流，虽则过了不久，便故态复萌。第三是在他以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比他更昏。
  宪宗之被谥为宪，是历史上的一大讽刺。他何尝配得上这个宪字。朝臣之所以选出了这个宪字，也许是因为联想到唐朝的宪宗。事实上，在唐宪宗与明宪宗之间无若何相似之处。像万贵妃那样的妃子，汪直那样的宦官，万安那样的“宰相”，在唐宪宗的宫廷与朝廷中绝无其比。不过，文臣如李贤、彭时、商辂，武臣如韩雍、项忠、马文升、王越、朱英，在唐宪宗的时候也不多。 
六七、李贤、彭时、商辂
  李贤是河南邓县人，宣德八年进士，历官“验封主事”，考功郎中，兵部右侍郎，户部左右侍郎，吏部左侍郎，于天顺元年二月兼翰林学士，入直(值)文渊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