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

等到日军调集队伍向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大举反扑，他才后悔不迭。日军的团剿和扫荡，固然加重了华北人民的苦难，同时多少也减轻了南方诸省百姓遭受日军蹂躏的程度。为友军承受攻击乃至真的帮忙，只要对抗日有益，如何算是罪过？只有著眼于保存实力以便日后向国民党夺权的人，才会得出「帮了蒋介石的忙」的结论。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一次谈话中（八月十七日）提到抗日战利后国共和谈期间中共的口号「和平民主新阶段」，他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如果日本晚一年投降，国人自然要多受一年苦难，但共产党的实力的确可以增强不少，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由此可知，毛泽东为什么对招致日军打击、削弱八路军实力的百团大战那么深恶痛绝了。
     在百团大战之前，中国人民抗日的第一个胜利的战役是消灭了几千日本兵的山西平型关战役，为了否定百团大战，平型关指挥者之一林彪特地出来自我否定了平型关战役：「平型关吃了亏，是头脑发热，这是任弼时（任为中共元老，一九五○年病故——作者注）作的决定。」并指著彭说：「你那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注９：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意即指平型关和百团大战一样，都属同日军正面交锋的大战，不论消灭了多少日军，只要消耗了自己的实力，那就是对国民党有利，不该打。
       直到一九八八年，官方的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为彭德怀辩诬的书里也还是说：「百团大战的胜利是无可置疑的。但客观上减轻了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也是事实。」（注１０：彭程、王芳《庐山．一九五九年》第一五九页。）这等于是说，共产党的军队就应当躲在战场之外养精蓄锐，以便日后向蒋介石开火，而不该与日军打大仗，让国民党军队得利。中共攻击国民党对抗日期间的合作没有诚意，这固然是事实，而共产党本身也彼此彼此。彭德怀为了打击日本鬼子而「帮了蒋介石的忙」，原因就是彭「不知其为暂时的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注１１：毛泽东语，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合作抱有诚意。
     屈服于毛的淫威，彭很快作了检讨：「一九四○年的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毛并不因彭肯认错而高抬贵手放他过关。林彪后来说毛「要么不得罪人，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此语不虚。为了钉死庐山一案，杜绝彭日后翻案的可能，毛又将彭与高岗一案联在一起。
     毛在庐山搞的决议中如此宣称：「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联盟．．．．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从高岗被捕到庐山开会，五年来都没有查，怎么「现在」一下子就「查明」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是「高岗集团的漏网残馀」？（注１２：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毛泽东写的一个批语。）这显然是栽赃。但这一招十分高明，因为刘少奇、周恩来是搞倒高岗的主要角色，将彭与高拴在一起，本与彭观点相近的刘、周便不会伸手助彭，毛也就胜券在握了。
     由于彭德怀是党内有名的生活俭朴、不图享受的高级干部，在生活细节上无可挑剔之处，毛便说他是个「伪君子」，以其俭朴为伪装，掩饰其政治野心。这自然不能服众，连毛的老朋友、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也大不以为然地说：「怎能伪装一生呢？」
     用「伪君子」是批不倒彭德怀的，为了使彭永无翻身之望，毛泽东又给他和张闻天安上了中国人最害怕的罪名：「里通外国」。
     此前不久，彭访问过苏联，同「苏联老大哥」交道打得不错。张闻天是毛指定的首任驻苏大使，后来任外交部副部长，时常往头号盟友苏联跑，说他「里通外国」就更方便了。在这上面第一个发难的可能是林彪。七月二十七日，奉毛指示刚赶到庐山的林彪提了一个恶毒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你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
     「通敌」的帽子扣不上，因为当时苏共还是中共的「老大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但说彭「里通外国」正是恰到好处，而彭事实上与赫晓夫的关系也不错。一九五五年五月三日,赫曾与他会谈过一次，「会见是秘密进行的。会见的，苏方费德林担任翻译,我国防部翻译被拒绝入场。密谈三小时多，彭谈话后，非常得意，向一些同志说，赫把（将）去南斯拉夫（访问在）机场讲话的稿子拿给他徵求意见，他建议赫『不要说铁托是非马列主义者．．．．』赫欣然接受．．．．」（注１３：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怀反革命罪行汇编》。）
     彭不懂俄文，要说他与赫暗地有勾结，也仅此一次会谈而已，但因此断然说他「里通外国」，显然是罗织入罪，存心栽诬。
     类似的栽诬，历史上早有先例，谙熟史书的毛泽东自然记著。一四四九年，明朝军队在土木堡被蒙古大败，英宗皇帝被俘，大臣于谦主持抗战，整整八年，抗战胜利，蒙古不得不释放了英宗。英宗复辟后，竟诬于谦「迎立外藩」，没有证据，单凭「意有之」便砍了他的头。毛说彭、张「里通外国」，一样没有证据，也不需要证据，而且连「意有之」也不必说，就那么定案了。
     九月十一日，毛在批斗彭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绝对不可以背著祖国，里通外国」，好像此案证据确凿，已不容置疑。张闻天挨完斗，回到家中，对夫人诉苦：「讲我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说完对著老伴不停地淌眼泪。他不明白，毛的目的是要搞臭他们，为达此目的，毛是不讲道理、不择手段的。
     如果说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的所作所为同整整五百年前的明英宗有何不同的话，那或许可以说这一次是旧日统治者的王气、霸气在中国步入现代社会之前的一次回光返照。这并非是说死在紫禁城那个黄圈圈里的几十名昔日帝皇的亡灵附上了毛的身体，也不是说唯有毛的头脑被封建毒素所污染，因为其他中共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将毛视作或比作皇帝，他们的封建意识不一定比毛泽东少。
     一九七一年九月，曾被毛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不甘失宠，谋刺毛不成，事败身死之后，朱德给林的评语是「犯上作乱」。这是个已沿用了两千年的标准术语。他显然把毛看成皇帝了。
     一九六二年，副总理李先念在商业部长姚依林（现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副总理）向他转达毛的指示时发过牢骚说过：「是啊，第一代皇帝都是英明的，但也都是厉害的。」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也有类似的话：「历史上的第一任都很厉害，如秦始皇、毛主席等等。」
      连彭德怀也这么看。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曾与张闻天交谈，谈到历史人物，彭说：「中国皇帝一般第一朝是厉害，因为他不厉害就搞不起来。」
     不仅这些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将毛视作皇帝，毛本人也是这么看的。张闻天当总书记时，毛说张是「开明之君」，并不完全是戏语。在他的思想深处，领袖与君主是划等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毛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号召大家学敢于骂皇帝的海瑞，实际也就将自己摆在嘉靖皇帝的地位上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毛在湖北孝感召集有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会间一位年轻的妇女代表因头天通宵挑灯锄地伤了风，不小心将喷嚏打到了毛的脸上。毛倒十分和霭，对她说「不要紧」，又开玩笑地说：「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啊！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虽说是笑话，却也可看出，「皇帝」这个词在他脑子里总是潜伏著的。（注１４：参加座谈的梅白是这样回忆的，见《春秋》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但是当时也在场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晏桃香冲著主席打喷嚏的事，根本没有。」见《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存疑。）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开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会上公然声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注１５：《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页。）李锐将柯的讲话告诉毛泽东，本以为毛会斥之为无稽，不料毛不以为然地说：「他们是有所指的。」意思是有人反对毛（当然指是反对冒进的周恩来等人），柯这样说是为了对抗周，巩固毛的权威，自然未尝不可。
     柯的马屁拍得恰到好处，过了两个月毛就将他提拔进了中央政治局。由此可知，中共以后将毛神化，将对毛的崇拜弄到「句句是真理」的程度，固然与林彪、柯庆施的吹捧有关，主要还是毛自己刻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