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

他只是比较聪明，自己不开口罢了。
     柯要中央委员们迷信、盲从毛，众多中央委员无一站出来予以斥责。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共中央的大多数并不认为彭、张等人反党，却又在作决议时举了手。由此我们更可以设想，如果发表上述言论的人有机会坐上中央主席的位置，尽管可能干不出毛泽东那些荒唐事，没有魄力搞反右、大跃进乃至文化大革命，但一定会要求别人迷信、盲从自己，搞独裁的。中共在这种人治理之下决不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再引述几段刘少奇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在军委大会议上的讲话：
     「所谓个人崇拜，在苏共一九五六年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后，那时候，在中国也有人要反对个人崇拜。．．．．中央内部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也有其他的人。．．．．他在西楼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出来反对唱『东方红』这个歌，反对喊毛主席万岁．．．．我们没有理他，不管他那一套。．．．．但是彭德怀同志还是不死心哩．．．．」
     「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地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要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的。．．．．．．
     「他（指彭德怀——作者注）自己极力搞他的个人崇拜，装著很认真，在各方面极力表现自己，他有个人野心。但我看他这个人的政治水平是很低的，比在座各位同志（指一千多名与会的军队干部——作者注）的政治水平都要低一些．．．．。
     「藉著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
     「彭德怀同志几十年以来，背地里，背著中央，背著主席鬼鬼祟祟地说了主席和许多中央同志的坏话，阴谋搞他的个人崇拜．．．．」（注１６：引自作者保存的该讲话全文。）
     助毛打倒彭，再助毛搞臭彭，特别是在军队高干中消除彭的影响，这也许是身为二号人物不得不做的事，但是刘的上述言论却过于低劣。七年后，他恰恰就在这上面栽倒，再也没有爬起来。美国作家艾德加．斯诺一九七○年底访问中国，会见毛之后写的《漫长的革命》，有这么一段：「要看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起的主要作用，这是理解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的各种事件的一个关键。他本人也直率地承认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斗争是争夺崇拜的控制，是崇拜应由谁来利用和最重要的应该『为谁』而加以利用的问题。」文革中，毛利用业已如火如荼的对他的个人崇拜，煽动无知的青年「誓死保卫毛主席」，轻而易举地将刘少奇打倒，这一定是以搞个人崇拜为荣的刘少奇从未料到的。
     其实，真正看透了毛的只有林彪一人。他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一本辞典中「个人崇拜」条旁曾写下批注，对毛有极为准确的评价：「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注１７：引自彭程、王芳《庐山．一九五九年》第一四四页。）相比之下，刘少奇的言论就显得太可笑了。
     刘尚未来得及搞「林彪同志」的个人崇拜，林自己就搞得有声有色了。正是赢得了几分崇拜的林彪协助毛整死了刘少奇，甚至比彭德怀还早死几年。之后林自己又败在毛手下，也死于非命，而且死在彭之前。这三位中共元老相继死于毛毛，追溯渊源，正是因为刘少奇一九五九年在庐山做了毛的打手。
      公平地说，搞臭彭、张、不仅刘少奇等政治局委员有过，连彭、张本人也有一份责任。如果他们能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即使「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张闻天语），也不失为始终如一的君子，在历史上据有一席之地。然而，他们投降了，太轻易地否定了自己，将自己的意见书贬成了一堆粪。
     张闻天在八月十八日离开庐山之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向毛表示：「衷心感谢你，．．．．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毛得此信，当即批示「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即张闻天）这封信」，并下令印发给全体与会者。   到了九月九日，彭德怀也写了一封类似的信，表示「诚恳地感谢你」，承认对自己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毛接此信，同样表示「热烈地欢迎」。由于这封信可以又一次证明自己的伟大、正确，毛指示将此信印发全国，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乃至每一个党支部。
     彭德怀这样轻易投降似乎令人不解，但他的确又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对于同志们劝他「表现耐怨的精神」，「著重反省自己」，他到不赞成，他认为：「今天不是耐怨的问题，而是是非的问题。」「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加深『左』倾的危险。」但另一方面，他又努力说服自己承认那封信破坏了「大局」，「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于是决定「采取更大的忍耐」，对毛低头认错，希望「使他自己慢慢转过来」。他对自己说：「这次我太急了。」（注１８：见彭德怀在庐山的笔记，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卷。）
     至此，庐山上的这场斗争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闹剧。毛泽东固然在这剧中将他的专横、狠毒暴露无遗；彭、张的作为也表明从根本上说来，他们害怕身败名裂，更害怕被党抛弃——这个党在毛和他们对立时显然已准备抛弃他们而跟著毛走。他们不懂得「舍身取义」之真谛，他们真的相信「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他们当了几十年的职业革命家，竟没有看透在庐山被共产党杀头同在南京被国民党杀头是一样彪炳千秋的壮举。他们以为上帝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他们宁可违心地认罪，给自己泼粪，也不愿成为无党可归的人。这正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庐山会议的最后一天，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处理决议付诸表决时，中共中央的委员们全都举了手，无一反对，无一弃权，包括那些「反党份子」们。
     庐山闹了一个半月，以彭、张认罪为终，而轻率发动大跃进、祸国殃民的毛泽东非但不认错，反倒更加气粗起来，该纠正的、该反省的、该批判的，都成了伟大、正确的东西，统统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北京。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女记者法拉茜谈到大跃进时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注１９：《邓小平文选》第三○五页。）
     这话不能成立，因为还在毛泽发高烧时，周恩来、陈云等人就已经明白此运动之荒诞了。他们只是因为「反冒进」，被毛批判，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作过检讨，明知举国胡闹，却被迫保持缄默罢了。至于「提议修改」五九年的计划指标，那并不等于毛明白了错误。在五八年十一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毛的确冷静了一些，说：「我主张明年（钢铁产量）不翻两番，只翻一番。搞两千两百万吨有无把握？」「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将翻两番改为翻一番，只是高烧由四十一度退到四十度，人未清醒，遑论改错。更重要的是,对于问题的发生，他非但不承认自己是始作俑者，反而倒打一耙，说「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注２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武昌。）好像搞起大跃进，别人都烧昏了头，世人皆醉唯他独醒，一堆堆烂屎都是别人拉的，他倒成了宽容大度的好人。就在这个会上，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检讨不该鼓吹「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造成粮食不足，毛却不以为然：「我们干社会主义还不能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吗？」只是在江说明「放开肚皮吃饭，还要二十年，这个口号现在提早了」之后，毛才不吭声。由此可见邓小平所谓毛「首先」发觉错误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到了一九五九年二、三月间，毛虽然在郑州会议上表示不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批评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的做法，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又承认「现在公社党委、省委、县委、地委包括中央，恐怕还急于进入共产主义」（注２１：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郑州。）但他不引咎自责，反而将一大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统统训了一通：「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紧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注２２：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