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总书记的彭真，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是明白不满的。他主持的中共北京市委在大跃进最热闹的五八年十一月办了个杂志《前线》，创刊号的发刊词长达两千多字，根本不提人民公社，却大讲「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著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可见他领导的北京市委那班人没有跟著毛泽东发高烧。在庐山上他没有对彭德怀井下石，却也没有起来主持正义。据文革造反派的揭发，彭真于会后不久的十月间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对你们的斗争是过火了一些，我当时听了也觉得不顺耳，但未作声。」
     一个「未作声」，一个「不随声附合」，一个「什么批评的话也没有讲」，从上述三位人物的态度，我们便可以想像彭、张二人在政治局中是如何孤立了。   党内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如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等，本身并不热心鼓吹大跃进，但他们在党内斗争中最无原则，他们参加会议只是为了最后表决时跟著毛泽东举手。除了举手，他们还吟诗填词，由于硬要同庐山的政治扯上关系，写的东西也就只能是初中生水平，如「经过辩论求团结，领导英明正确声」这种讨好毛泽东的，或者「住行衣食无忧虑」这种为人民公社粉饰太平的文字。毛对这几位老人始终很客气，原因也在这里。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未上庐山（后来据文革中清华大学红卫兵的文章说，当时邓摔跤骨折，在疗养），他对此事的态度不详。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留守北京，也未上庐山。会后他私下对薄一波表示不赞成批判彭德怀，而且彭回到北京后，他是第一个去看望的，但他也只是说：「老兄想开些，大局为重吧！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读几年书。有话慢慢说吧！」
     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是非虽不可不讲，但为了「大局」却似乎可以不要原则。毛泽东对彭发难的第二天，聂荣臻、叶剑英二位元帅曾一同到彭的住处，同他谈了两个小时，劝他反省自己，「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检讨。」他们显然认为彭的信不错，但在党内引发冲突便破坏了「全局利益」。维护毛的威信，团结在毛的周围是他们的第一原则。他们对彭说：「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注６：李锐《国防部长浮沉记》序。）由毛来管住大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从来就没想过，要是毛下台或者死去，中国人民是不是会生活得更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二人一直供奉毛，任凭毛在文革中恣意乱国乱党，一直闹了十年都未实行兵谏的原因。他们明知毛在把中国往灾难引，却还是恭恭敬敬地应付他，直到他死了才将他的夫人、亲信一网打尽，原因就是他们的思想始终被那个「大局」、「全局利益」箍著，从未解放过。
     一般的中央委员在此事件中表现各异。例如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对彭本有个人成见，而且一贯在政治问题上无条件地支持毛泽东，因此「毫不迟疑地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罗的女儿罗点点语）。相反地，山西省长，后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山西接到庐山的电话，知道中央要「反右」，当即在电话中表示：「再不能反右了，开除党籍也不能反右了。」然而，他也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敢抗上。对于中央委员们来说，党籍是命根子，他们不愿被开除，只得跟著毛反右。如原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一九五八年因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南斯拉夫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非中央所说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被召回国接受批判。此时为免再度栽倒而永不翻身，只得违心地跟著批彭。
     周小舟本被毛视作亲信，刚开会时还帮毛改过诗稿，但他在会议中公开表态，支持彭德怀的观点。这无异于背叛，毛恨之入骨，宣布他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与彭一起打倒了。
     李锐本来也深受毛信赖，是毛原来指定的「会议纪要」起草人之一。他在会上的言论使他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从此「生活在历史的漩涡中」，「被淹得半死不活」（李锐自述）。直到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去、毛泽东威望大跌，周恩来得以重建政府，指示将他从监狱释放，他才重见天日。
     年方三十七岁却已给毛泽东做了十一年秘书的田家英，与李锐是极好的朋友。他曾告诉李，毛缺乏经济知识。因此在庐山会议初期，毛找田、李等人开小会交谈时，二人曾向毛建议由陈云重新主持财经工作。庐山会上，有一位中央委员将田、李二人私下讲的话在全体大会上「揭发」出来。下山回京后，田给李打的电话又被人窃听。此后田虽仍继续当毛的秘书，却明显受到了冷遇。文革初他被撤职，罪名中有一项是「篡改毛主席著作」，事由是毛以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为起点发动文化革命，说过「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在整理毛的讲话时，田不赞成将彭的名字写进去。他被定为「一贯右倾」，限期搬出中南海。他对妻子说：「真想不到兢兢业业十八年（指为毛做了十八年秘书——作者注），落得如此下场！」随即自杀身死，结束了年轻的一生。
     张闻天在他那份发言中曾说到：「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这话说得虽好，却说明他眼光并不敏锐。就在两年前，五十几万人讲了几句不同意见，甚至一句也没讲，都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的帽子，劳改、坐牢，家破人亡。他那时不站出来主持正义，如今却又幻想讲了不同意见可以不戴帽子，实在是没有看透毛的为人。按一九五七年抓右派和五八年拔白旗的标准，张闻天那份发言足够分成一百份，每一份都可以扣上一顶右派帽子或插上一面白旗，而他竟然对毛给他一顶「反党」、「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没有思想准备。毛七月二十三日发动批判的第二天，他还在小组会上陈述己见：「我们要讲缺点，你们要讲成绩，这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其书卷气使人直想起与狼辩论、细数狼不该吃他的理由的东郭先生。
     一搞成阶级斗争，当然就没有「温良恭俭让」了。各省长的警卫负责人被告知：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的住地，他们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刘的批准，山下九江市的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这几个人不得相互接触。
     毛泽东当然也明白，哪怕把这几个人全扣押起来，只要政治上没把他们彻底搞臭，他们就可能东山再起。要是纠缠在大跃进、炼钢、办公社、吃食堂这些问题上，他是不能稳操胜券的。即使一时赢得了足够的赞成票将彭、张二人打倒，也难保众人内心就服，难保日后不翻案。为此他千方百计将他们弄成「反党集团」。会议集中批判他们，说他们的目标是逼毛检讨，进而推翻毛，并追究他们的「秘密反党计划」，把谁先发言、谁后发言都说成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此外，毛又找了几件与庐山的议题不相干的事情大加渲染，力图将他们搞臭。
     一是抗日战争期间的「百团大战」问题。
     一九四○年八月，彭德怀指挥调动一百零三个团的兵力向华北日军发动进攻。到十二月初为止，共毙伤日军二万人，伪军五千人，而彭指挥的八路军自己也伤亡了二万二千。战役进行期间的九月十八日延安几乎倾城出动，召开了「纪念九一八，庆祝八路军百团大战胜利大会」。起先，毛泽东是高兴的，他于九月三十日给彭发去一份电报，电文如下：「德怀同志，百团大战真叫人兴奋，这样的仗可否多搞一两次。泽东。」（注７：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中国现代史》一九八五年第九期。）
     但这场战役使侵华日军「深刻反省」，不敢再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掉以轻心。在这之前，日军自华北抽调两个师团投入华中战场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而战役结束后不久却从华中抽了两个师到华北来。随后的两年中，面对日军反覆进行的残酷的「扫荡」，八路军遇到了空前的困难，抗日根据地一度缩小三分之一，队伍也减少了。这样，毛觉得吃了大亏，别人也认为这是百团大战招来的麻烦。一九四五年中共开会总结华北抗战，彭就成了众矢之的。「会上发言的同志几乎一致地认为，此次战役的发动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性错误』。」（注８：《人民日报》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薄一波的文章。）彭德怀只得检讨以自保。
     现在庐山开会，毛要彻底将彭搞臭，这件事就又搬了出来。会上一致批判彭，说「百团大战是背著中央发动的」，「帮了蒋介石的忙」。总之，这成了彭又一大罪状。直到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提审」彭，由于彭不肯接受在百团大战上对他的指控，横遭一顿毒打，当场被踢断了肋骨。
     毛最初并无先见之明，所以会有请彭「多搞一两次」这种战役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