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独白

么时候，出
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
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是在去年十一月一号发表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十三个月了。十三个
月来，我给《文星》写了十五篇文字，给《传记文学》写了一篇，总数虽不过十六万字，风
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直朝我头上飞来，大有“折杀奴家”之概！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
写文章。在认知上，我有相当的理智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太能驾驭我情绪上的自由自在，在
情绪上，我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表现这种狂热的办法在我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
是犬儒式（Cynic）的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欢有几分侠气的人物，田光、侯赢、朱家、
郭解、王五一流人，他们虽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们的片羽吉光却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好营
养；在后者，我喜欢第欧根尼（Diogenes）、喜欢伏尔泰（Voltaire）、喜欢斯威夫特
（Swift）、喜欢萧伯纳（Bernard Shaw），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这种激情使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
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颧预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
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
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
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
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
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
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
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
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
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
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急进的、爽快的、
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
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
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觉得上了年纪而又没有朝气的人，实在应该有鼓励青年的雅量。我
说这话，并不是建议他们纷纷走上日本传说中的“姥弃山”，自杀以谢国人。我只是觉得他
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神经兮兮，中国绵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这一代的老不争气
的人颐养天年的！老不争气的人实在应该痛感于他们的落伍与失败，死心塌地的缴出棒子或
收起老调，至少不要再想拦路，大模大样的教训人。何况在目前的现状下，由于人浮于事粥
少僧多，青年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实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十年代、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稍后的
青年人，摆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与境界比较宽广，一个学成还乡有志教育的人，弄到个中学校
长干干并不是难事（我父亲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学教员，生活的优裕也远非今天所能比，
钱穆做中学教员时代的薪水，已不是今天的中学教员所能想像。在整天想尽办法为衣食奔走
的清苦主活里，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今天的中学教员不能进修、程度低落。何况一个青年
人，大学毕业出来，找个中学教员也非易事（我个人就是碰壁的一个），运气或关系好的找
到了，哪里还敢不在“教学进度表”下诚惶诚恐的帮忙执行制式教育？哪里还谈到什么学术
研究？偶尔有力争上游的人；能出境的要为一日三餐出卖廉价劳力，仰洋人鼻息、度苦闷岁
月；不能出境的挤进高等学术机构，每月静候救济金式的补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的在老前
辈集体领导下做小学者，甚至参与“学界分赃”，逃避现实，等待升迁，可是他们能等到什
么时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顾”之下，他们一点也没有施展的法子！
  以上举的例，只不过是青年人中在知识上智慧上比较优异的，而他们的前程就已如此胶
着、如此晦暗，其他更广大的一群的彷徨与苦闷，自然更别提了！
  从我十四岁到台湾开始，我亲身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且亲眼看到这一代
的儿童、少年与青年如何在长大，在恶补化的小学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学教育里、在毫无
性灵的大学教育里、在一窝蜂的留学考试里，我依稀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起点，一个恶果的
下种。这个悲剧和恶果也许必须在这一代“当家”的时候，才能明显的看出来。我们的上一
代承受了老祖宗们留给他们的悲剧的恶果，现在我们又要承受上一代，眼睁睁地静候他们的
导演和耕耘。十三年来，我对上一代的所作所为已经肤尝身受，我要但白说，我失望透顶！
  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我爆发了我的忍耐，对上一代，我提出了三点疑虑：
  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支出这一棒？
  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支出这一棒？
  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
棒支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这些疑虑对我说来，不但完全应验，并且更有“亲切感”——在我继续写文章的时候，
各种号码的棒子就纷纷朝我头上打来！
  第一号棒子打过来的是某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所声言的：“李敖骂我们不交棒子！其实
李敖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交，也不交给李敖！”这话由朋友转述给我，我听了，忍不住好
笑，我说：“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辈退位，这一代抬头，岂是狭义的给我李敖一杯羹？我李
敖也许如他所说一无所有，如果有，那我唯一的东西就是证明他们的东西不是东西！也许我
可以用莎士比亚Othello里那句I am nothing if not critical来骂我自己吧！”
  三个月后，我的一段话最能道出我这点微意。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
令”。我写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和
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性和君子级。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们以为
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词令”才是“君子”。从而尸居大专教
席，把持君子标准，装模做样的教训年轻人，这种伪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
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因非似“学者”、“君子”，阁下亦不类
“君子”、“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子神龛留块净土吧！
  这段话看来虽然不太斯文，但却真是实情。我最讨厌装模做样，如果在“伪君子”和
“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
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
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
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
是“真小人”！
  可是，在咱们这个伪善的社会，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伪君子”的眼中，“真
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觉得，这个“真小人”的人并不小，他后面一定有后台大老
板。于是，他们开始猜。
  最先猜是胡适，后来觉得不像是胡适，乃是胡适的第二代，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后来
又不是姚从吾，是姚从吾的学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上的反调分子！后
来又觉得殷海光也不对；于是又拉出一个吴相湘，最后，吴相湘为流弹打着，躺在地上变成
了“社会贤达”，他们好像有点抱歉了；于是，“祸首”转移，又变成了陶希圣！
  陶希圣是“现任”幕后主使人，看着吧！不久他还要被他们解职洗冤，另外替我换一个
老板！
  我有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这就是我所亲自领教的上一代的君子们对我的可耻手段。这种手段，不管是“传统派”
的、“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异曲同工的大合唱！
  真是合唱！想当年胡秋原和徐复观互骂，现在他们又眉来眼去了！郑学稼和任卓宣斗
嘴，现在他们又眉目传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