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在现场

  “你身体挺棒。”我说。
  “你也不赖。我们要跑多久？”
  “三十分钟。四十五分钟。”
  我们喀嚓喀嚓地跑了一会儿，沙使我的小腿稍微有点酸痛。
  “我问你三个问题怎么样？”他说。
  “行。”
  “你跟你家老头子关系如何？”
  “嗯，挺好。”我说，“我五岁的时候他就死了。父母都死了，是一次车祸，在隆波克附近。巨大的岩石从山上滚下来，砸碎了挡风玻璃。他们花了六小时才把我从后座弄出来。我母亲呻唤了一会儿，便没了声音。我有时在睡梦中还会听到那声音。不是抽泣声，是那之后的寂静。我是由姨妈——她妹妹养大的。”
  他沉思片刻。“你结婚了吗？”
  “是的。”我举起两根指头。
  他笑了笑，“这是指‘两次’还是第二个问题呢？”
  我笑道：“都第三个了！”
  “喂，你看，你作弊。”
  “好吧，就一个了，但这个要算数。”
  “你杀过人吗？”
  我好奇地看了他一眼。跟着问这个真有点奇怪。“这么说吧，”我说，“我二十六岁的时候作第一次凶杀案调查，那是替公诉人办事。一个妇女被控杀了自己的孩子，一共三个，女孩，都不到五岁。她用胶带将她们的嘴、手和脚贴起来，然后把她们放进垃圾桶，让她们窒息而死。我不得不看警察局那些八英寸宽十英寸长的光纸照片。就这样，我失去了凶杀的欲望，也失去了作母亲的欲望。”
  “天啊！”他说，“她真的干了？”
  “哦，对。当然她没有受到惩罚，提出的辩护理由是短暂的精神错乱。我敢肯定她还会出来的。”
  “你是怎么使自己不愤世嫉俗的呢？”他问。
  “谁说我不呢？”
  我在隔壁汽车房洗澡的时候，思索着还可以从格雷那儿了解些什么。我感到不安，急于上路。如果能在天黑之前达到克莱尔蒙特，那么明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迪亚娜谈谈，午饭后就开车回洛杉矶。我用毛巾擦干头发，穿好衣服。格雷又给我开了一瓶啤酒。他洗澡时，我喝着啤酒等他。我看了看表，三点十五分。格雷走进屋来，让门敞开，只关了纱门。他的深色头发还水淋淋的，身上散发着香皂味。
  “你看来是准备走了。”他给自己拿出瓶啤酒，砰地打开盖子。
  “我想在天黑之前赶到克莱尔蒙特。”我说，“你有什么要告诉你妹妹的吗？”
  “她知道我在哪儿，我们经常通话，对各自的情况都挺了解。”他说。他坐在帆布椅子上，脚抬起来放在带衬垫的长凳上，就放在我的旁边。“你还有什么事想问？”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还有两件事。”我说。
  “说吧。”
  “你父亲的过敏症你记得些什么？”
  “狗、猫毛屑，有时是花粉病，但我不清楚这到底包括些什么。”
  “他对食品不过敏吧，例如鸡蛋、小麦？”
  格雷摇了摇头。“我没听说。只是对空气中的花粉之类的东西罢了。”
  “那个周末全家人来这儿的时候，他带没带过敏药？”
  “我不记得了。我想不会带吧，他知道我们是来沙漠，这儿的空气在夏秋之交通常都很清新。我们没有带狗，把它留在家里，所以用不着过敏药。我想他也不需要过敏药来对付别的。”
  “我记得狗死了，嗯，我想是尼基告诉我的吧，”我说。
  “是的，事实上就死于我们离开的时候。”
  一阵寒颤猛地袭遍全身。这事儿有点古怪，不大对劲。“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格雷耸了耸肩，说：“回家的时候。”他讲的显然不完全是实话，“妈妈带迪亚娜去屋里拿东西，嗯，大概是星期日上午吧。我们是星期一晚上回去的。他们发现布鲁诺躺在路边。我想它一定被压得血肉模糊了。妈妈不让迪亚娜走拢去瞧。她打电话给动物收容所，他们来把它弄走，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了。我们全家人都很伤心。它是个了不起的家伙！”
  “很好的看门狗吗？”
  “是最棒的。”他说。  
  “管家，沃斯太太怎样呢？她什么样？”
  “人挺好，我想。她好像跟谁都合得来。”他说，“我希望我能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了。”
  我喝完啤酒，站起来，把手伸给他。“谢谢，格雷。如果行的话，我也许还会找你谈。”
  他吻了吻我的手背，假装开玩笑，实际上别有意思，这点我几乎可以肯定。“祝你成功！”他轻柔地说。
  我出人意料般高兴地笑了。“你看过《年轻的贝斯》吗？琼?西蒙斯和斯图尔特?格兰其。这是他对她说的话。他注定要失败，我记得，也许是她吧——我忘了。真让我心碎。你最好哪天晚上看看深夜电影是不是在放映。我小时候可迷它了！”
  “你不过比我大五六岁。”他说。
  “七岁。”我答道。
  “差一点点。”
  “查出了什么我会告诉你的。”我说。
  “祝你好运！”
  我开车离去时，透过车窗回头一望，只见格雷站在门口，纱门又让我产生了看见劳伦斯?菲费的错觉。 
   
第十五章
  开车经过安大略、蒙克勒和波莫纳，我六点到达克莱尔蒙特。这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镇，是由一系列购物中心和成片的房屋开发区组成的，这样一来就需要个邮政编码，在地图上也就成了真正的城镇了，这种现象是加利福尼亚州所独有的。克莱尔蒙特比较特殊，就像一座到处是榆树和尖桩篱栅的中西部小村庄。每年七月四日的游行都少不了卡祖笛乐队、骑在用皱纹纸装饰的自行车上的孩子队伍和自嘲的丈夫队伍，他们穿着百慕大短裤、黑色袜子和很正式的鞋子，手持电动割草机，进行密集队列操练。除了烟雾，克莱尔蒙特由于有鲍尔迪山的映衬，还称得上“风景如画”。
  我把车开进加油站，按格温提供的号码给迪亚娜打电话。她不在，但她的室友说她八点会在家。我沿着印地安山大道前行，向左拐进入波夫曼街。我的朋友吉迪恩和内尔住在第三幢房子里。他们有两个孩子，三只猫，还有个热水澡桶。我同内尔是念大学时认识的。她挺聪明，还有点幽默，每当我出现在她家门口时，她都从不表示惊奇。然而这次她好像很高兴见到我。我坐在厨房里，看她做汤，同时聊天。晚饭后我给迪亚娜去了电话，她同意午饭时与我见面。然后我和内尔脱光衣服泡进露天平台上的热水澡桶里，喝着加冰白葡萄酒，相互通报各自的近况。吉迪恩体贴地把孩子们管起来不让他们来打扰。那晚我睡沙发，一只猫伏在我的胸脯上，我思忖着自己会不会过上他们这样的生活。
  我在一家黑面包餐馆与迪亚娜会面。这里的餐馆似乎都一个样：许多天然清漆木头，茂盛的悬挂植物，流苏花边，铝合金门窗，还有那些不抽烟但任何毒品都吸的侍者。招呼我们的侍者很瘦，头发稀疏，留着八字胡。他不断捋着胡须，请我们点菜时态度非常诚挚，我想没有什么三明治能享受到如此殊荣吧。我点了鳄梨和熏肉，她则要了份夹“素餐”的比萨饼。
  “格雷说你刚到那儿的时候他对你很不友好。”她笑道。调料从她的比萨饼缝里流了出来，她赶紧把饼卷上。
  “你什么时候和他通的话，昨晚吗？”
  “对。”她又咬了一口，吃相不太雅观，然后舔舔手指头，擦擦下巴。她外表同格雷一样清爽，只是更胖一些，褪色的牛仔裤包着宽大的臀部，满脸是雀斑。深色头发从中间分开，一根宽皮带系在头顶，用木棍别着。
  “尼基已经保释出来了，你知道吗？”我问。
  “妈妈说过。科林回去了吗？”
  “我两天前同尼基谈话时，她正要去接他。”我说。我正尽量避免把三明治弄得糟乎乎的，厚面包每咬一口都很容易散开。尽管吃得很专心，但还是看清了她眼中的神情，她对科林感兴趣，对尼基却不。
  “你见过妈妈了吗？”
  “见过。我非常喜欢她。”  
  迪亚娜露出骄傲的微笑。“我说爸爸真是个笨蛋，为尼基而抛弃了她。照我说，尼基也还可以，但就是有点冷酷。你不这么看吧？”
  我含糊其辞地低声搪塞过去。迪亚娜似乎根本没有听。“你母亲说你在父亲死后就开始治疗了。”我说。
  迪亚娜翻了翻眼睛，喝了口薄荷茶。“我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治疗，可脑子还是不太清醒。这事儿真讨厌！我现在的精神病医生认为我应该作精神分析，但是没有人作这个了。他说我应进入我‘黑暗’的一面。他很相信弗洛伊德的屁话。这些老家伙都一样！你看，他们想让你躺在那儿，把你所有的梦和别出心裁的幻想告诉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由你付费作精神上的享受了。在这之前我练过瑜伽术，但是我讨厌吸气呼气拉毛巾。我觉得那样可真够蠢的！”
  我咬了一大口三明治，一边点着头，好像我知道她在谈些什么似的。“我从来没有治疗过。”我轻声说。
  “就连集体治疗也没参加过？”
  我摇摇头。
  “天啊！你准是真正的神经质。”她恭敬地说。
  “哦，我既不咬指甲也不尿床。”
  “你大概属强制型，避免作出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