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谈话间，她突然问到她寄给文井和君健的一本书有没有收到？两个人都茫然不知所答。她说，
    “我知道你们的海关经常扣书，前年宋庆龄先生要我给她寄《孙中山传》，是当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使馆扣留，营救他出险的英人康德黎的儿子写的，是本名贵的历史文献。这本书现在很难找到了，我只能把自己的一套寄给她，可是她一直没有收到。她怪我没有给她寄，我怎么说呢？我明明是寄来了的，也没有退回我。这部书到哪儿去了呢？”
    这一问，我们都更茫然了，怎么回答呢？她有寄书的经验，她知道的比我们更多！
    她机灵地把话锋转开了，于是我们谈三十年代的几个英国作家如诗人史班德、奥登，小说家伊雪乌德，这些都是君健在英国时的朋友，也谈毛姆和格雷姆·格林，她说格林的一位亲戚，下个月也要来中国，是个出版家，希望我们能见到他。
    该休息的时候了，我们告辞出来，她送我们到电梯口。她对我说，“明天三联书店有人来，你也来吗？”
    “好，我一定来。”我感到听她充满机智与幽默感的谈话，象读她的书一样，是种美的享受。我挟着她送我的那本《拉萨，没有墙的城市》，在起了风的街头上漫步回家。我默默地想着这一晚的谈话，想着她在书上所写的题词：“为了深挚的友谊”。为什么能有这样家常的倾谈呢？也许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吧！
    第二天上午，我跟着三联书店的沈昌文、唐一国、董秀玉三位去看了她。这次谈话和前一晚不同，前一晚是朋友间的互倾积愫，而这一次则是作家和编者的谈话，是“正经八百”的。我的同行有些拘束，但是韩素音却用一句话打破了这个沉闷的气氛。她说：
    “你们请坐在沙发上，我坐这把硬背椅，我怕驼背。”大家笑了，笑声带来亲切与融洽。
    昌文说，三联书店计划出一些友好人士写中国的书，让中国读者知道友好人士是怎样看我们的，怎样希望我们的。我们准备译你的《拉萨，没有墙的城市》和《无鸟的夏天》，还在考虑翻译《百花齐放》，想知道你的意见。
    她说，“这两本书都可以。《拉萨》这本书在香港出版的译本是根据法文本译的，那是照我的报告记录稿印行的，没有现在正式出版的英文本完整。《百花齐放》那本书的法译，原译稿我自己看过而且作了文字修改的，可以根据这个本子译。
    “可是，我得说，我是1975年到拉萨去的，那时他们告诉我的，有些不太确切。譬如，我去看了一个学校，窗上没有一块玻璃，我问这是为什么，他们说是被风刮掉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给学生们砸烂了，也是一阵风。
    “所以，我希望不要改动那些今天看来不对的地方，因为这是历史，历史不能改。”
    我插了句，是不是可以做些必要的脚注呢？她想了想回答，“可以”。昌文表示今后在这些书的翻译出版工作中如有问题，还要与她商讨，她说，“那太好了。”接着，她谈到法国的出版情况。
    她说，“法国的新书大都是在八九月里出版的，但是在夏季，法国人都去避暑了。所以你对于出版的意见嘛，‘是，可以，我记下来，等某某回来我一定告诉他。’等到书出版了，一切照旧，你对他们留的话，他们忘啦。他们向你道歉，对不起，可是书已经出来了，灾难也造成了。譬如，你发了照片稿，你在背面写了上下左右，可是印出来，颠倒了。我写的柬埔寨，竟然变成泰国。有时简直使你要发狂，真是没办法。你知道，他们就是抢快，抢市场，至于质量，对不起……”
    她有点激动。每个作家对于目己的作品，总是象自己胎生子女那样看待的，如果把他的孩子搞得七颠八倒，他怎能不心疼，不发火？我从这里想到一个编者与作者的关系……
    韩素音是中华儿女；她有中国悠久文化的传统，也有西方文化的教养；她知道中国，也了解世界人民所要知道中国的一切。差不多二十年来，她写了多少文章和书籍来介绍中国，使世界人民对中国有更多的理解，有更深的友情。我们心里都有个韩素音，因为她是我们的自己人。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冯亦代
在斯诺的小客厅里
    一九三五年十月，深秋的一天，我们走进崇文门内苏州胡同，穿行往东，差不多到了城墙根，找到了盔甲厂，走进十三号的大门。
    这是外国人居住的一所小院落，不太宽敞，但还算清静幽雅。落叶点点，还没有扫除干净。几盆菊花，陈设得错落有致。阳光透过明亮的大窗子，使这个小客厅暖洋洋的。主人和客人在进行毫无拘束的谈话。话题自然集中到当时华北的形势。华北：这时即将被日本侵略者蚕食而去，蒋介石又在妄想塞一块肥肉给这只饿狼，祈求它在黄河以北停步不前……
    小客厅里的主人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斯诺夫妇。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这年三十岁。他于一九○五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正如一般外国人一样，面貌要比实际年龄苍老一些。客人呢，比斯诺小不了几岁，大约都是二十岁刚刚出头的燕京大学学生。由于斯诺于一九三三年秋至一九三五年夏在燕大新闻系教过“特写”一课，所以主客之间还有师生之谊。其实，张兆(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王汝梅(黄华，燕大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和我(燕大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会文书兼膳务部长)都没有上过他的课。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已辞去燕大教席，专任纽约《太阳报》的自由投稿记者。
    燕大，这个美国教会学校的特殊环境，对我们的革命活动是非常有利的。美国教会财产，美国私人住宅，中国政府的文武官员以及他们的军警宪特是不能随便侵入的。在这个小小的安全岛上，我们在巴黎《救国时报》上看见过《八一宣言》。一九三四年春天，我假借福建某一小县同乡会的名义，在燕大借用一间教室召开过北方文总代表会议；一九三五年夏秋，在燕大开过华北各界救亡会。徐冰同志从太原赶来，住了几天。河北农村的农民代表也在这里住过一两周。燕大当局当然都不知道。读者或许会了解上海“租界”对我党工作的某些便利，燕大约略相似。几个进步同学担任了学生自治会的职员以后，我们就更加充分地利用了这个特殊环境。
    在燕大，有个别美国教授当时和后来证明都是诚挚友好人士，成了我们新中国的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斯诺夫妇更是主动地、积极地帮助我们。他们没有洋大人那股子架势。他们爱谈形势。这是职业给他们带来的特点。我们愿意和他们交朋友，主要是由于这个特点。当时北平的各报，只登一些国民党的官方消息。所谓华北“特殊化”问题，各报一字不载，而人们心头焦急的新闻，谁也说不清，道不明。
    斯诺家里消息灵通。华北“特殊化”到底是哪五省，有没有平、津二市，南京态度怎么样，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四个师长怎么样，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怎样进逼……
    斯诺家里消息灵通。红军正在向陕北进击，也许还要进入华北，以阻止华北“特殊化”。红军司令部到底在哪里，兵力怎么样，装备怎么样。消息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是这一股子抗日力量确实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在斯诺的小客厅里，谈谈红军、共产党之类的话题是“百无禁忌”的。
    我们渐渐摸清了斯诺的政治态度。他是同情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的；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最后会取得胜利；他寄希望于中国知识分子。他不是在“冒险家的乐园”里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商人，也不是在十字架下念念有词的牧师。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信奉的学说不抱偏见。在美国人的一般政治态度中，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liberal)。
    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友好始终不变。一九七○年毛泽东同志高度地赞扬了斯诺的这种崇高的品质。
     
    “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总不能老这么打听消息。
    我们几个进步同学已经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职务。但是，我们研究了学生会的章程，又没有可以允许进行政治活动的规定。于是我们就以个人的名义发起组织了两个群众团体：一个是东北问题研究会，一个是时事座谈会。参加两个团体的各有二、三十人，每星期五晚上聚会一次，顶多两小时。在同学中，我们变成了消息灵通人士。大家都渴望这个星期五，我们发现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了。
    人越来越多，提出“怎么办？”的人也越来越多。说老实话，我们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有时是愤慨的控诉，有时是低声的沉吟，有时是渺茫的希望，有时是焦躁的唾骂。国民党不抵抗，而且不许群众谈抗日。有谈抗日者“杀勿赦”，有谈抗日者就算违反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以后，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都在踌躇满志，在镇压群众的抗日情绪上，都在自鸣得意。但是暂时的沉默，并不等于永久的哑巴。当时我们还不能在群众性的聚会上公开点出蒋介石，更无法说出红军正在北上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