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我们又出了一个主意：秘密编辑壁报，偷偷张贴出去。我记得连出两期，贴在穆楼。①上面没有编者署名。但是，壁报图文并茂，很吸引人。课前课后和课间休息时，观者如堵。但是，贴了只有一天，不知被什么家伙收走了。
    不署编者姓名的壁报说出了当时环境中还不允许公开说的话。反独裁、要民主、反对卖国投降、要求团结抗战的色彩非常鲜明。在壁报上，我们公开说出了红军是我们的希望。在第二期上还报道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德国共产党人对纳粹的反抗以及日本并吞华北的野心。第二期上还剪贴了七、八个圆形人像——鲁迅、巴比塞、高尔基……，而最触目的是宋庆龄。上面加了一个横贯全版的大标题：国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
    “能不能给孙夫人写一封信？”我们和斯诺商量。
    “行啊！我认识她，我可以负责把信交到她的手里。”
    他的回答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喜悦。我们立刻用英语起草信稿，斯诺夫人立刻打了出来。信里陈述了我们的情绪，表达了我们的苦闷，并向孙夫人请教：“怎么办？”
    为了防止出事，信末没有署名，只是写着燕京大学的几个学生。
    据黄华同志回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当时正好住在斯诺家。这封信是请她带往上海的。信发出以后，我们日夜悬念，不知能否得到回信。我们尊敬孙夫人。当时她正在为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力而斗争。我们知道她的生活是和进步事业联在一起的。然而，正因为如此，她遭到蒋介石的迫害，行动不能自由。报纸上从来不刊登有关她的进步活动。她是被迫和人民群众隔开的。
    十几天以后，还是在盔甲厂十三号，我们从斯诺手里得到了孙夫人亲笔签名的回信。她在信端称我们为Dear  students(亲爱的同学们)。她赞扬我们的爱国精神，她斥责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她告诉我们处在北国前线的青年不能只是苦闷，也不能只是埋头读书。
    “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这是孙夫人对我们发出的殷切期望。
    我们把孙夫人的来信，在几个熟识的同学中间传播。我们悄悄地商量着。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八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这一幕一幕的斗争纪录在我们的脑际萦回。我们要有所表示，但是怎么表示呢？
    斯诺夫人②爱激动，说起话来象机关枪：
    “你们游行！用稻草扎一个假人，在它身上写上‘华北’二字，把它放在棺材上抬去埋葬，用这个办法告诉群众，华北即将灭亡！”
    我们觉得这个办法不行，太美国味儿了，而且不够严肃。
    斯诺夫人大声抗辩，脸上泛起冲血的红晕。她身材修长，有几分窈窕。这年她二十七岁，也算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美国青年妇女。
    我们热烈地讨论着，一直把话题带回到我们的宿舍里。
    这时，我们多了两个新朋友。一个是David俞。中文姓名是什么，我们当时没有弄清。在斯诺的小客厅里初次相见时，他们夫妇就叫他David。
    还是David有主意，他主张先争取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不然我们无法上街。据他自己对我们说，他是北大数学系的学生。他已经知道我们几个人的政治态度，他常来找我们聊天。他的谈吐象磁铁，一下子就把我们吸住了。看来，他不象是个学生，或者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学生。我们在背后议论，但又不便多所议论。总之，我们很佩服他。他一来到我们宿舍，几个同学就不肯把他放走。有一次，他就和我挤在一张床上勉强睡了一晚。次晨，我们醒得迟了一些。为了赶校车进城，他错把我的一双布鞋穿走了。
    还有一个新朋友是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姚克广。他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常常到燕大找几个同学谈新文字问题。为了防范特务的侵扰，当时我们已经懂得不要随口呼喊姓名。我们仿照称呼David的办法，给他起了个代号叫Yorker。他来的次数更多，燕京、清华毗邻而居，往来更方便一些。他也是受我们欢迎的朋友。David和Yorker见解相同。他们对形势的分析，使我们完全信服。
    俞和姚都是斯诺家里的常客。俞身材单薄，个子不高，象是个文弱书生。姚体格宽广，走起路来很有力气。这一胖一瘦和我们年龄相仿，但在政治上起码比我们大几岁，其中俞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一些。我们不仅仅是在思想上接受了他们的影响，在工作方式上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我们常常议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们能不能搞点合法斗争呢？
    我们决定先争取言论自由。你国民党在南京公布了一个训政时期的《约法》③，那好呀，你就给我们兑兑现吧。
    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个《宣言》，揭露国民党杀戮青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
    平津十校学生吁请国民党政府“其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诚以国势如斯，凡属国民，分应共肩责任，奋起救存；桎梏一日早去，吾民即能早尽一分责任也”。④
    这个《宣言》是燕大学生自治会委托哲学系研究生高名凯⑤起草的。为了适合当时报刊的文风，起草人使用了浅近文言。我们把《宣言》寄交平津各报，当然没有一家发表。
    这个《宣言》在反动统治下自然是不会流传得很广的。但是，在平津十个院校年青人的心灵上是不会不引起一阵思索的，虽然在发表《宣言》的平津十个院校里，也不便公开议论。
    深沉的黑夜啊，你为什么还不现出黎明的曙光？
    终于，一个耀眼的火花已经冲上长空，它还伴随着给人喜悦的召唤：“年青人，起来战斗吧！”
     
    未名湖已经结成坚实的冰块。奇怪，今年登场溜冰的人特别稀少，难道青年人的欢乐被沉闷的空气窒息了吗？不，每天下课之后，政治性的集会结社增多起来。由于燕大这个校园有某种方便，城里几个学校的同学也来参加某些活动。学生自治会的几个领导人也不断到城里各校去开会。
    这时，北平学联刚刚成立。活动的方式既公开，又秘密。开会的人都不通姓名，只是互相称呼老×或小×。不知凭个什么介绍，他们就会坐在一起议论天下大事。
    十一月一日的宣言发出之后，我们没有想起再开展些什么活动。我们感到我们的责任是一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唤起民众”。一进入十二月，我们的工作焦点就集中到要有所行动这一点上来。但是思想准备是更重要的。于是，我们又起草了第二个宣言。和上次宣言相衔接，我们继续提出争取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的自由。宣言公开揭露“北方各省复有组织特殊政治机构之酝”。宣言直接指责国民党政府：“十一月十九日五全代会蒋介石先生对外关系演词中谓‘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吾民兹以今日之情形为问：和平岂尚有望？最后关头岂尚未到？若尚固执‘安内攘外’、‘生聚教训’之见，诚恐内部既不得安，外患又与日俱甚，将见亡国之后，适受敌人之‘教训’，资敌人以‘生聚’也”。虽然宣言尚无“抗日”二字，但是人人能够懂得这是一篇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宣言。⑥
    我们把这个宣言带给斯诺夫妇，他们立刻把它译成英语。
    天气越冷，我们的活动越频繁。我们期待了很久的号令终于到来了：十二月八日，王汝梅从城里带回消息——明天游行！
    下午从城里来了两个同学。我们躲进未名湖东岸的男生体育馆里，拿着一份北平地图，划定各校的游行路线。燕大、清华沿西郊大道向西直门进发。我们到海甸布店买了几尺布，制作了几幅大标语。我们派定同学担任自行车交通队，还派定同学担任防止坏人破坏的纠察队。所有这些紧张的活动都是在两、三小时以内，而且又是在防止走漏消息的情况下进行的。
    当天晚上，燕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会员紧急大会，通过决议——明天游行。
    事先，我们已经通知斯诺夫妇。我们把宣言、口号、游行路线和集合地点(新华门)，对他们说了。十二月九日晚上，斯诺给纽约《太阳报》发了一封长电报，称这是北平学生的又一次“五四”运动。在北平的外国记者，只有斯诺一人发了一条独家刊载的新闻。
    北平各报一律没有登载。我记得《北平晨报》和《世界日报》的教育版上全部塞满颠颠倒倒、横七竖八的杂乱广告。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既扣压新闻，又不许在报上开天窗。报社编辑想出了一条聪明的办法，既没有开天窗，又把重要消息“暗示”给读者了。
    其实北平群众怎么会不知道：十二月九日从早到晚城内外都有学生出动。特别是中学同学，他们的家几乎都在北京，难道他们会不知道这天出了大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