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然而，这部书的出版，就和许多别人的著作重新问世一样，本身就标志了我们正义事业的一个新的胜利。我从本书的字里行间，想得见广田的那种释然的微笑。里边的文章，虽然极少直接谈政治的，更没有直接指控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能在广大群众中流传，一字一句，闪闪发光，就是对国内外挂任何招牌的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批判！
    我原是写序，匆忙中结果竟象写成一篇回忆录了。但是，我想作为代序也罢。“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于善读书的，往往用不着别人在旁边晓舌，对于不爱读某一路书的，用不着在这种书前徒然大事吹嘘以广招徕。特别是广田的这些文章，一清如水，更无需诠释。“文如其人”，既然大家都承认，那么我从多少年和广田的私人交往中，从一些侧面回忆他的生涯、际遇、创作道路，其中有些恐非大家所共知的，作为向读者提供些第一手资料，可能多少有点用处。深知我和广田有这些关系的编者，要我写序，大致本不想要我对广田的这些文章作什么权威性鉴定，而就是想要我这样写几句话留念吧？但愿如此。
                 
    1979年8月22日于北京
卞之琳
跋《鲁迅——文化新军的旗手》
    这是我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写的关于鲁迅的部分。这本教材名义上由我主编，实际却是集体的共同劳动，只有这一部分，才是我个人执笔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现代文学史》受到批判，原稿不幸丢失。其中上册——从“五四”到“左联”——曾印成讨论稿，有少数流传在外，鲁迅的章节头尾完整，幸存下来，劫余灰烬，一九七二年有位在出版社工作的熟人，主张将它印成单行本，我谢绝了。
    古人说十年一梦，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对我个人来说，真象是一场恶梦。有一个时期，我似乎全身心掉进了冰窖。四顾茫茫，寒气逼人。这世界真冷呵，穿心彻骨的寒冷！耳边又经常响起嗥叫声：“你绝望了！”“你完蛋了！”是幻觉吗？绝对不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为此想过一想，默默地在心底作出了回答：但愿党无恙，国无恙，人民和领袖无恙，个人抱着绝望从此完蛋，我心甘情愿。七○年以后遭遇略有改变，不过浸沉在冰窖里的心却没有暖和过来。
    一九七六年十月，林彪、“四人帮”垮台，恶梦结束了，而我却象从坟墓里猛然苏醒过来，惊愕地发现：原来三位革命领导人真的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之间，我们失去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失去了从心坎里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失去了慈父般的委员长朱德。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居然活着，没有完蛋。当我患了重病躺在床上呻吟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然而，我白白地活了十年！
    这是多么重要的十年哟！
    现在，又有一位熟人建议将所写鲁迅部分抽印成书，我同意了。感谢严家炎、朱正两位同志，他们都提了宝贵的意见，使我得略作修正，但在观点上，却没有任何改动。这些文字写于一九六四年，从时间上说，我庆幸在它身上没有林彪“四人帮”的空气污染，不过惟其如此，我又不免深深叹息：即使和读者见面了，也仍然补不了我生命的十年的空白。
           
    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于北京
唐弢
两访韩素音
    我走到敞开的房门前站住了，看见严文井和叶君健两位已经坐在房里那张长沙发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初访就来迟了，多不好意思！于是我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听见房里的女主人回答了声“请进来”，我带些歉意走了进去。
    韩素音迎上了我，握着我的手说，“我猜想你会来的。”她象是对一个老朋友那样的说话，顿时，把我的局促之感全融化了。随手她拿起书桌上的一本《读书》，“我收到了你们的杂志，很感兴趣，《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就写得好。这几年中国出了许多好文章、好小说，我觉得将来一定有更好的作品出来。”
    文井带了两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书给她，告诉她说，一本是个初写小说的女作者写的，讲到她在生活中的坎坷，讲到她作为一个女人所受到的人身侮辱，“是大胆的写作”，另一本则是这三年来一批新出现的年轻作者的作品，这是中国文坛上初放的花朵。她坐在一把圈椅里，静静地听着，我微微觉察她的眼神是多么深邃，她在思索，似乎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这些作品都要想办法翻译出版。西方人士总喜欢把这些作品当做是dissident(不同政见者)写的，把这些作者看成是苏联流亡出来的索尔仁尼琴。不，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些作品都是首先在国内的报刊上发表的，不是什么dissident的文学，这就是中国了不起的地方！”
    我说，“香港三联书店用英文出版了本《伤痕》，翻译的就是1977到78年王蒙、卢新华、刘心武等人的作品，译文的水平也不错。”
    “对，一定要在书上写明是国内首先发表的，这很重要。”她的眼里冒出了一道热切的火光。我心里想，她终究还是中国土壤上孕育成长的，她热爱这块土地，她经历了三十年代中国的苦难，她认为有责任写中国人民的苦难与欢欣给世界人民知道，二十多年来她孜孜不倦地写作，她要把这块土地上美好的东西，巨大的进步，告诉给世界，用她那支绚丽多采的笔。
    我告诉她三联书店要翻译她的作品，在国内出版。她突然问我：
    “你喜欢我哪一本书？”
    “我读你的书不多，那些传记体的小说对我们的年轻人有好处，但从我来说，我还是喜欢你的《青山不老》(The  Mountain  is  Young)。
    她笑了，那样爽朗的笑声。一边站起身握握我的手表示感谢，一边说：
    “那完全是本虚构的小说，你喜欢它？”
    “我喜欢你抒情似的描写，象诗，你用的笔能是那么……”
    “Compact(简洁紧凑)，我的东西翻译起来可能会有困难的。”
    “《聊斋》笔法！”
    “也许……”
    她在书桌上拿过来三本英国出版的平装本小说，拿一本给文井，说这是本新出版的小说，值得译出来给中国读者看。随后又把另两本分给了君健和我。
    “我给你这一本是恐怖小说，用书信体写的，故事逐步展开，很有趣。”接着她对我们三个人说：
    “我就只有书，多得简直堆不下了。我没有电视，也没有汽车，朋友们觉得奇怪。我不喜欢电视，妨碍工作，而且电视里也没有什么好看的。美国的电视机太多了，年轻的一代整天就是看电视，简直成了文盲，不会看书，不会写信，怎么办？
    “君健知道，我家里就没有这两件东西。那次他到我家住两天，我正在给一本要付印的书看清样，刚好有个朋友也住在我家，就由她替我招待。我的朋友发愁了，没有东西可以请他吃的。我说给他吃干酪，君健喜欢吃干酪，你们看我就是这样招待远客的。”
    她又爽朗地笑了起来。
    七点了，她要我们去吃饭。小餐室里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气氛十分亲切；丰富的菜肴简直使我们应付不了。君健说，
    “这不是便饭，是桌宴席。”
    “这是这儿最低的规格了，我还少要了两个菜。前几天我和几个美国朋友吃饭，花了八十多块人民币，今天可能要少一些。我在西安碰到法国的旅游团，他们都抱怨在中国的花费太贵。他们去吃了烤鸭，一算每个人要化五十法郎，这数目在巴黎可以美美地吃一顿高级饭，但是他们这次吃的很不好，鸭子是半热不热的。过去中国的收费太便宜，现在一下子又贵得厉害……”
    我们有人说，“两个极端，没有中庸之道。”但是她说，“这是一个过程，经验多了，便会找出一条道路来。我有信心。”
    吃饭时，我们没有那一套干杯之类的繁文缛节，但是她随时关心我们吃的多少。因为餐前文井曾说最近身体不好，检查过又没有什么病。她说，“我不认为我是个作家，我只是个医生。我知道你没有病。你是工作得太累了，应该摆脱一些日常的行政工作，搞你的写作，你的心情会舒畅，你的自我感觉会好起来的。”所以吃饭时她更注意文井的胃口，总要他多吃些。我同意君健说的这是桌宴席，但是次家宴，她象个大姊姊那样关心座中的每一个人。她称赞服务员小侯的工作态度好，小侯有些不好意思。她又说，“过去有的人态度不大好，但是现在好多了。你很好”。她的直率，使听她话的人感动。
    饭后，我们又上楼到她房间去。服务员递给她一份电报，她看了之后说，“是陆文星来的。印度医生对陆文星儿子的诊断，完全同中国大夫的看法一致。你知道，他们先回去，我就是解放了，但是我怕印度医生给他儿子的诊断和中国大夫的不一样，因为他儿子去年患脑膜炎后，印度医生并没有看出有后遗症，这次是中国大夫发现的。你知道同行嘛，总不会相服的，何况是两个国家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