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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南朝鲜出口贸易总额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1962年只有5500万美元，1972年也不过是16亿美元多一点)，台湾达93亿美元，香港的服装和玩具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就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总产值而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已超过或接近一千美元。其中南朝鲜经济发展速度尤为迅速，近十年来每年增长率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南朝鲜一方面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大力发展石油化工、钢铁、造船、汽车、电子工业等，另一方面又广开财路，鼓励发展出口工业项目，扩大出口贸易(目前出口产品中轻纺工业品仍占三分一)，同时积极向中东和东南亚各国出口成套设备和技术，千方百计地增加外汇收入。在国内采取提高大米收购价格的政策，刺激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市场。
    从经济体制上看，这“四强”有所不同：南朝鲜是国家资本主义，大权由国家控制，也搞五年计划(目前正进行第四个五年计划)，台湾是比较重视民间企业的自主权，而香港则采取自由放任主义，新加坡类似乎南朝鲜。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胆引进外资和技术发展自己的工业，但并非仅仅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自产自销，自给自足，而首先是为了出口，千方百计地挤进国际市场。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著者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是日本的潜在的敌手，不可掉以轻心。
    此书著者桥本秀一是日本广播电台(NHK)经济部记者。他经过长期在国外的采访和研究有关材料后写出这本书，材料丰富，观点也比较客观。       
     
    《西学东渐与中国》，增田涉著，日本岩波书店1978年版，361页。
    增田涉(1903—1977)在日本以研究中国文学和鲁迅而闻名。他自幼喜读中国文学作品，在大学专修中国文学，并于1931年3月至12月到上海登门向鲁迅求教，每日听讲三小时，对鲁迅的为人和学问都有切肤的体会。因此，他回国后立即写《鲁迅传》，发表于《改造》杂志上，以后直到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一直保持通信联系(《鲁迅先生致增田涉书信选》已于197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他从二十年代开始从事鲁迅作品的翻译工作，曾负责《鲁迅选集》和《鲁迅全集》日译版的编译工作。增田涉不仅和鲁迅交往密切，和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和郑振铎等人都有过接触。解放后，他曾于1966年和1973年两次来我国访问。他为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
    增田涉晚年研究了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向东方各国传播的史料以及我国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史料，曾以《日中文化史片断》为题分别发表在《书评》杂志上，此书即这些论文的集子，主要从书志学角度上论述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
    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那时翻译出版了很多西方图书，如《万国公法》、《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博物新编》、《谈天》、《几何原本》、《格物入门》等，由在华的西方传教师和中国人翻译出版。当时的日本也和中国的情况相似，开始打破锁国政策，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但在起步时，中国人跑在日本人前边，西方科学知识先翻译成中文，而日本人则借助于中文，加读音和点句翻印过去。另外，一些中国人的思想也给日本人带来某种影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提出防御西方侵略者的海防策，日本人也立即翻译过去，曾对明治维新的思想先驱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书对研究近代文化史和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均有参考价值。
                  
    《鲁迅在仙台调查记录》，“鲁迅在仙台”调查会编著，日本平凡社1978年版，433页。
    日中友协宫城县连合会于1973年9月为纪念鲁迅先生到仙台医专读书七十周年，成立“鲁迅在仙台”调查会(会长是半泽正二郎先生，会员达160余人)，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活动。此书是这次调查活动及其成果的记录。
    关于鲁迅先生在仙台(自1904年7月至1906年3月)求学和生活情况的调查，在这之前曾有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37年，饭野太郎先生在佐武保太郎教授的建议下进行过一次调查，后写成《在仙台医专时期的鲁迅》一文发表在《艮陵》杂志上。仅由于这一篇文章，作者当时立即受到“赤色分子”之嫌。第二次是在1955年9月，第三次是1966年，均由日中友协宫城县连合会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和30周年先后进行了两次调查。仅就这些事实，我们足以看到日本人民是如何珍爱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先生的，以及他们为日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所做的巨大贡献。
    此书结构如下：第一章：周树人到仙台前的社会背景；第二章：周树人入学前后的仙台医专；第三章：仙台医专时期的周树人；第四章：藤野先生；第五章：离开仙台前后的周树人；第六章：以后的仙台医专和藤野先生。收集的材料中包括图片、学校档案、信件、调查记录(其中包括走访鲁迅先生在仙台医专时三位在世的同班同学铃木逸太、薄场实、半谷广男等先生的记录)等，多为背境材料，但对研究鲁迅先生在仙台情况定有参考价值。                 
     
    《超级大国之间的欧洲。持久的平衡》(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The  Enduring  Balance)，A.W.戴波特著，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256页。
    二次世战后，东欧和西欧分割开来，冷战时期又各自从属于苏美而形成一个相对抗的新欧洲体系。自五十年代起，这个体系虽经历了戴高乐主义、缓和、经济问题、欧洲之外的种种冲突和欧洲统一运动等挑战，却依然存在至今。
    有些观察家认为这种新体系毫不稳固，仅是一种过渡形式罢了，而本书作者则持相反态度，他认为目前的平衡状态很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因为它符合那些对其施加影响的国家的利益。
    作者戴波特(Deporte)根据欧洲近代史资料，对最近几十年的欧洲局势作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判断当今东西欧两大集团的体制以及美国和西欧的关系是牢固而正常的。他在序言中说，“我们已有足够的经验认识到，欧洲这种新体系三十年来已为它的成员国有效地执行了它的基本任务：生存与和平的维持。因此有理由相信它若继续适应所出现的各种变化，其基本结构和作用就会保存下来。……我认为这种自1955年至今的体系会一直延续到2001年。”
    作者曾获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问题的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官员。此书对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屠杀》，杰拉德·格林著，陈良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出，523页。
    长篇小说《大屠杀》是美国著名作家格林的新作，列为美国1978年畅销书。全书分两条故事线索进行。一条是写犹太医生魏斯一家五口在纳粹德国的悲惨遭遇。故事开头是1935年他的大儿子卡尔和德国姑娘英加结婚的场面，他们相亲相爱，冲破种族歧视，结为夫妇；但是不祥的阴影已经笼罩在喜庆的筵席上。随着希特勒的政治阴谋步步得逞，魏斯一家终于家破人亡，只有小儿子鲁迪在一个捷克的犹太姑娘帮助下，和她一起逃出法西斯匪徒的魔掌，在乌克兰参加了游击队，与法西斯匪徒战斗到底。他是魏斯一家唯一的幸存者。这条故事线索就是用鲁迪的口气说述的。作者通过他的口在“序曲”中写道：一定要把这个人类的悲剧告诉给我们的孩子。对于法西斯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可不准备饶恕，也许我永远也不会。”
    另一条故事线索是法西斯反动军官多尔夫少校的日记。多尔夫是德国的失业知识青年，不问政治，只求小家庭的温饱；为了谋求出路，投靠了法西斯党卫军。由于他精明干练，得到党卫军头子的赏识、提拔；他也拿希特勒《我的奋斗》作为自己的信仰，为实现希特勒的政治野心而卖命。他的一篇篇日记既纪录了他自己的灵魂的堕落过程，同时也暴露了纳粹内部勾心吊角的情况，供述了法西斯匪徒的种种灭绝人性的罪行。
    书中还通过生动的情节，描述了一些善良的人们的觉醒和转变的过程：他们从对纳粹抱着幻想到认清它的本质，从逆来顺受到挺身而起、投入战斗。
    作者又根据这部小说改编为电视剧本，由美国全国电视广播公司拍成长达七个多小时的电视片。今年一月这部电视片在西德播映，轰动一时，观众超过二千万人，开创了西德电视收看率的新纪录。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三十四年来，德国人民，尤其年青的一代，对当年纳粹分子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滔天罪行，不甚了了；他们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党卫军用机枪扫射被迫赤身裸体的男女等种种惨状，在精神上引起极大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