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这个见解我是不敢苟同的。这件事，吴趼人是在讽刺那些一点起码科学常识都没有的洋务派和封建官僚，看不出有什么媚外思想。难道那个想从煤里榨出石油来(在当时条件下)的糊涂虫倒是爱国的实业家了吗？我们可以说爱国主义的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也正因为他是为救国而接受西方的科学，因此他对洋务派的官办企业的腐朽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认为这样办近代工业的路是完全行不通的：非但不能使国家富强，只不过给贪官、奸商勾结制造可乘之机；非但不能发展西方输入的科学技术，反而堵塞了我国学习科学文明的道路。这方面由于他有亲身经历，特别感到沉痛愤慨。他对这些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揭露了他们在这些企业中如何扼杀我国最早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在《现状》中他写了一个在制造局学了十年，对于造船工艺绘图、制作十分精通的“官学生”赵小云，外国洋行想用重金礼聘他去工作，然而局中官僚却看不起他，学了十年还是个“官学生”，只给他四吊钱一个月的“膏火费”，使他无法生活，最后他为了生活还是到洋行去作图样师。另外一个工师梁桂生，看出外国技师设计的轮船图样有错误，造好以后将难以行驶。他向厂里的主管反映了这个情况，反而遭到“总办”的斥责说：“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么？”不信他比外国人强。结果造出来的船成为行动不便的废品，最后还是由梁桂生把它改造后才能勉强使用。制造局用重金礼聘来的外国人就是这样低劣无能的家伙，可是洋务派官僚们却奉若神明，那怕“是个外国(叫)化子，也看得同天上神仙一样”，无论什么“都说外国人好，甚至于外国人放个屁也是香的”。然而遇到了疑难之事，官僚们却仍旧不得不找他们一贯轻视的、真正学会西方工艺的“官学生”和“工师”来解决。关于管理工厂，他们只是把那套腐朽透顶的官僚制度原封不动的搬到厂里来。滥设机构，安插私人，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显而易见，这种企业根本不会有裨于国计民生，只是为那些贪官污吏找到另一条生财之道，使我国的科技文明发展仍旧迟缓落后。
    吴趼人所以能接受科学还由于他对宗教迷信的反对态度。他在学术思想上是反对科举，“恶宋儒之学，于朱氏熹多所诟病”，而重视汉儒训诂考证。如他在《现状》中曾对于制造局编的历史年表进行考证正误，说明他是接受清代朴学的重证据、考核严谨的学风和他们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这种思想基础是易于接受近代科学文化的。然而也正由于他没有思想上的革命，不是以科学文化来改革旧的制度，还是提倡“恢复我国固有之旧道德”来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他赞成儒家的“先王以神道设教”。这种思想仍然陷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公式中，强要把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扭合起来。结果他也和其他改良主义者一样，陷入无法解决的重重矛盾中，所谓改革也只能成为不能实现的空想。
    由于吴趼人的生活经历大半在已资本主义化的上海，他接触的人很多是商业资本家，因此他的作品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得的位置。如《现状》中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九死一生，就是一个商业资本家的代理人的身份，经营的是以工业原料煤、铁、铜为主的商业。这个商人却是作风正派，为人正直，而又博学多才，在书中是以正面人物出场的。吴研人从他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商人不是过去封建士大夫所鄙视的“逐什一之利”的市侩，而是在社会经济中举足重轻的人物。当时小说界除了姬文的《市声》外，吴趼人可说是以商人为主线写成有影响小说的作家代表。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吴趼人思想上有爱国、重视科学和工商业资本家的一面，在小说中把刚刚登上中国近代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摆到较高的位置，这是吴趼人创作思想进步的地方。然而他毕竟出身封建士大夫家庭，受到封建儒家学说影响较深，因此形成他既接受科学文化，又维护旧道德，既讽刺封建官僚，又提倡要对“君、国”“讲忠孝大节”。他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感到道德沦丧，世风不古，因此他又反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反对政治上的维新，不主张推翻清王朝，而只是要求改良。这些都是他在创作思想上的无法解决的重重矛盾。因此虽然他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文章措辞激烈，而提出的主张却十分温和，不敢过分得罪外国人。如他在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提出的办法只是：“不用其货，不受其佣”，还要“系以劝导”，“不可因此滋生事端”。(《抵制禁约记》中引吴趼人《致曾少卿书》)这种反抗十分软弱。因此当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失败以后，他在思想上趋于消极，产生“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的虚无主义的逃避现实的思想，使他又回到封建文人的老路上去。从此以后他创作当中积极的因素逐渐减少，消极颓废的因素与日俱增。晚年他提倡的“写情小说”，竟成为日后文坛上的一股逆流——鸳鸯蝴蝶派的开山祖师。吴研人的创作道路，证明了中国十九世纪末的改良主义者不肯革封建思想的命，那怕是开始如何尖锐泼辣，激昂慷慨，一遇到挫折，或者受到批判，就完全抵挡不住，最后终于被时代前进的洪流所抛弃，逐渐走向过去自己所反对的一边，成为阻塞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王延龄
1979年第9期,总第9期 - 书讯
    《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乌家培著，三联书店即出。
    这是本文集，收文共二十篇。
    全书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问题。主要说明经济数学方法的内容、起因、任务、研究课题和基本原则，以及它与运筹学、经济计量学的联系和区别；第二部分是社会再生产模式问题，着重论述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式的历史发展，并对一些有关问题进行了探索；第三部分是部门联系平衡表问题，包括它的基本内容、编制方法及发展方向等；第四部分是对经济计量学的批判和利用，作者指出，对经济计量学应当批判，但也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适当利用。
    本书是我国目前这一方面第一本较有系统的专著。它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今天积极开展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华书局陆续出版近代人物文集：
    二十年前，中华书局曾经制定了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重要人物文集的计划，组织了一批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项计划中断了。打倒四人帮以后，对这计划进行了补充调整，恢复了与原来担任编者的联系。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许多反对封建统治、反抗外国侵略、寻找救国救民真理、探索国家富强之道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者和爱国者，留下了大量的论著。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人物文集，在搜辑材料方面将尽可能保持它的完整性。已经出版的有《林则徐集》、《魏源集》、《廖仲恺集》、《朱执信集》等，正在排印的有《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唐才常集》等，大体上编竣的有《郑观应集》、《刘光第集》、《樊锥集》、《严复集》、《孙中山集》、《黄兴集》、《宋教仁集》等，已经约编的有《蔡元培集》等。此外，还有《章太炎政论选集》(已出)、《康有为政论集》、《王国维书信集》和《胡适来往书信集》等。某些人物的论著繁多，或且已经结集而又不难查阅者，出版的是其论著的选辑。
    中国近代史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也是我们应当研究的。所以文集也将包括一些反动统治阶级的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论选集。
    与此配合，中华书局还将出版若干人物的年谱或年谱资料长编。
                    
    《全金元词》，唐圭璋辑校，中华书局将出。
    南京师院中文系唐圭璋教授，继《全宋词》之后，又辑校了《全金元词》。金、元两代词人不少，前人在辑录唐宋词集之时，往往兼及金元诸家。如明吴讷在辑《唐宋名贤百家词》时，就收了金三家，元八家；清初侯文灿的《十名家词》，亦有元三家。此后，金、元词虽渐次被学者重视，并不断有所辑补，但其规模都远逊唐圭璋所辑校的《全金元词》。
    《全金元词》的编辑意图，在于保存词篇，因此巨细兼收，甚至零章断句也在所不弃。全书收有金七十家，词三千五百七十二首；元二百一十二家，词三千七百二十一首。可以说基本达到了“全”的程度。
    体例和《全宋词》一样，以时间先后为序，并且每位词人，只要可考，都有小传。
    本书收录诸家词作，尽量采用善本和足本，并作了校勘。凡改字、补字，皆有校语。并且每篇都注明出处。书后附有作者索引。
     
    《被追赶的日本；亚洲四强的实力》，桥本秀一著，日本ダィャモンド社1978年版，218页。
    在此书中讲的“亚洲四强”，指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还是属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但由于近一、二十年来采取积极发展经济的政策，工农业发展速度很快，出口贸易总额迅速增长，已成为国际市场上不可忽视的新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