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另有文献资料选集一册，故共五册。
    赖和先生是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导师，全集收录了他的创作小说、诗、随笔杂文、旧诗词和未刊遗稿(包括临终前的狱中日记)，附有年表简编等。
    小说选集一，收录日据下台湾新文学初期中文作家，包括杨云萍、张我军等十四人；小说选集二，收录中期、后期的中文作家，包括赤子、陈文等二十三人。诗选集所收是中文白话诗，共六十五家。
    文献资料选集收录各项重要文献、影响日据下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原始资料，以及光复后一些作家追忆当年的座谈会和文学生活回顾的片段。
    《明集》并由王诗琅作序。
    编辑、出版这样的集子是很有意义的。台湾新文学在二十年代，即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就以白话文创作，其成就也不逊于当时大陆上的作品。在乌烟瘴气的台湾出版界出版这样的书是值得注意的。现在大陆上不大了解台湾的出版情况，因据所闻以告。
读者·作者·编者
汪德培
邮购书店
    《读书》编辑部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开办了邮购业务。捧着这本刊物，不禁对“邮购”产生了一些想法。
    邮购书店，这是我国各大都市及省会在文革前普遍设立的一种新型书店，一些刊物编辑部也办理此种业务，其宗旨就是满足一些离城市较远的边远地区读者的个人需要。经过这十多年的劫难，现在大都名存实亡，仅北京、上海等地和个别刊物编辑部还能保持。粉碎“四人帮”后，因为图书发行的供不应求(特别是一些中外文艺作品和数理化书)和各地书店采取的组织配售图书的限制，邮购书店这一种形式又重新繁荣起来。《文汇报》载上海邮购书店仅去年就收到各种购书信函二十八万封、售出之书五十多万册，即是一例。有书籍嗜好的我，去年至今，就先后从北京和上海两地邮购图书数十册，因此，我对邮购书店就抱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可是去年十月，北京邮购书店首先通知：奉上级指示，不再办理县以上单位和个人的邮购。这对我是个打击。此后我又向上海邮购书店求助，他们虽未回绝，但很多需要的书都“无书供应”。在寄给我的邮购图书目录中，大都是一些滞销书，并且声明，供应只能限于这个目录所刊载的。
    此外，我希望《读书》杂志介绍文学创作中的各种流派、主义及其渊源、代表人物和作品。
    我还希望三联书店出版《生活》、《新知》两种刊物。《生活》除介绍我国及世界人民的生活外，可以象目前上海出版的《文化与生活》杂志那样，增长广大人民的生活乐趣和生活知识、提高文化教养。《新知》则介绍我国及世界的科学、旅游、考察见闻等等，以增加我们的新的知识。
读者·作者·编者
赵永昌
图书黑市
    据我耳闻目见，到现在为止，“书荒”并没有真正缓和。无论是文、史、哲也好，数、理、化也好，都是供不应求，各种工具书尤其如此。按常理说，小小的《新华字典》应当象副食商店的油盐、百货商店的牙膏一样，天天有卖才好。现在呢？却是一天畅销，十天缺货。
    由于老是供不应求，所以书籍的“自由市场”也就应运而生。最近，我在北京、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的几家新华书店门外，总是看见大批的人在买卖图书。经过仔细观察，其交换方式大体有四：1.原价出让，不讲任何条件；2.原价出让紧俏书籍，但要搭配滞销、陈旧或作废了的图书；3.书换书，等价计算，找补差额；4.乘机牟取暴利，成倍加价出售。
    这种书籍“自由市场”，据说京、沪两地在发出治安通告后，曾经有所收敛，但为时不久，又照样兴旺起来。在长沙，省、市也发出过有关的文件，公安部门和新华书店也出动过人员劝止，但总是费力很大，收效甚微，结果是禁而不止。
    八月下旬，我因公到上海，福州路的上海旧书店便去过几次，但见该店门外的生意比门里的还要热闹。牟取暴利者公开索价之高，使我听了不能不瞠目结舌。比如：《世界之窗》原价四角，索价八角；《文化与生活》原价五角四分，索价一元；《儒林外史》原价一元四角，索价二元五角；《说岳全传》原价一元九角，索价三元……。不特此也，而且“一言堂，无二价”。《古文观止》自重版发行一年半来，我到处求之而不可得，这次在上海书店门前侥幸碰到一套，花了三元五角(原价一元九角)。刚刚成交过手，别人又主动愿出四元求我让售，当然我没有答应。
    上海是我国出书最多的一个地方，缺书尚且如此严重，到了边远城镇，更可想而知。
    长沙目前的情况是：《英汉小词典》原价一元六角，黑市要二元五角；《辞海——语词部分》，原价十元八角五分，黑市要二十五元；《基度山伯爵》国内版原价四元七角，黑市要八元，香港版的更高达二十元；《三国演义》黑市价六元，高出原价一倍以上。
    图书黑市交易之风决不可长，应该刹止。我以为唯一有效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多出好书、快出好书。苟能如此，则黑市图书交易的“土壤”和“条件”自然消失。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九百句——汉译注释》，初版时原价四角六分，长沙黑市卖到了一元五角；上海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共十七本，原价十一元七角三分，黑市上花三十元还不易凑齐。今年湖南将这两种书重印了，书店里大量供应，结果是两书的黑市交易就绝迹了。
    出版社何不顺民意、体群情，检查一下自己的出版计划，缓出或不出那些可能积压的书，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比较地集中到脱销的书上来，统一造好纸型，由各省、市、区分散印行呢？
读者·作者·编者
吴应林
关于“社会主义”
    读了今年《读书》第二期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通信》，有一点意见如下：
    “社会主义”这一理想的出现，要比它作为一个确定的术语出现早得多。西方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应该说是从1775年开始。这一年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斯宾斯(1750—1814)在他的《人的真正权利》一书中首先提出废除土地私有制，建立农业社会主义的主张。斯宾斯是伦敦一个书商，后来成为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所谓“斯宾斯计划”，主张土地国有化，将地租(在扣除各种税款和公社的公用开支后)均等地分配给全体居民。他认为，这样一来，“无论在教区内或者整个国家内都不会再有地主了”。斯宾斯由于鼓吹社会主义而遭受过种种迫害。1775年他在纽卡斯尔科学协会宣读一篇论土地国有化的论文，竟因而被开除会籍；后来又以销售“妨害治安”的文学作品的罪名，受到政府的控告。1796年，斯宾斯又出版《自由的顶点》一书(1882年重版时改名为《1775年和1882年的土地国有化》)。斯宾斯逝世以后，“斯宾斯慈善协会”于1816年采纳了“斯宾斯计划”，并筹划建立机构，进行试验，但遭到英国议会的否决。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曾两次提到斯宾斯，称之为“土地私有制的死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10页)。
    现代类型的社会主义，一般历史学家认为应该确定从1817年开始形成，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三件事情：其一是欧文向英国议会正式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其二是圣西门的理想采取了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其三是法国神父、政论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费里西德·拉梅耐(1782—1854)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具有基督教社会主义倾向的著作。
    “社会主义”一词作为一个术语正式在文献中出现，一般历史学家认为是在1830年，在欧文的运动中首先使用，到1880年才得到普遍承认。
    说“社会主义”一词是从当时西欧流行的“社会的”一词衍生而来，我没有发现过这种说法。有一种解释，说它是从拉丁文socius衍生而来的，socius的原义是同志、伙伴等等。
读者·作者·编者
刘以治
文章用题要斟酌
    本刊第三期有一则书讯，题为《揭露苏修的一本新书》。乍一看题，我以为是苏修出了一本“新书”，本文的目的在于“揭露”这本“新书”。然而，读完全文，方才知道，文章的意图在于介绍“一本新书”，而这本“新书”是“揭露苏修的”。看来，用题不准确会给读者带来一些不便，可以使读者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望写稿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用题再斟酌斟酌，选用不会发生歧义的标题。例如上述那个题目，只要把词序变换一下，即把“一本”放到前面来，成为《一本揭露苏修的新书》，就好了。
读者·作者·编者
傅邦隆
谁首先提出“为艺术而艺术”
    今年第四期程代熙同志的《读》一文，提到“为艺术而艺术”是法国维克多·库兴在184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说法的历史可靠性，我表示怀疑。  
    巴尔扎克曾经在1830年2—4月的《侧影》周报上发表论文《论艺术家》，指出：“凡有凭天禀或是靠勤奋而获得了创作才能的人，都应永远记住：从事艺术就是为艺术本身服务，只能向艺术要求艺术所能给的乐趣，除了艺术在静寂与孤独中所赐予的宝藏之外，不能向它要求其它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