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他的意思不过是要求艺术家应有坚持真理、刻苦钻研的精神，不可贪图暂时的成功。不幸的是“为艺术而艺术”这个命题却成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许多艺术家，诸如高蒂埃、福楼拜以及巴拿斯派诗人等，企图逃避现实、躲进象牙之塔的遁调和信条。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保尔·拉法格在《浪漫主义的根源——大革命时期的批判的研究》(1896年6月《社会演进杂志》)一文中也指出：“到1830年才建立‘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有名的原则的浪漫主义(直等到第二帝政时期，这原则才由巴拿斯派加以实施)，是一种阶级文学。”(《拉法格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由此看来，在历史上首先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不是1845年的维克多·库兴，而是1830年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读者·作者·编者
贺锡翔
电子音乐应当否定
    《读书》第四期的《电子音乐不能否定》一文，我看是不对的。不对的地方在于没有区别电子音乐和用电子乐器所演奏的音乐。
    所谓电子音乐，一般是指利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的所谓音乐创作，这种创作不能表现人们的感情和思想，充满了噪音，的确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这和用电子乐器所演奏的音乐不是一码事。徐忠建同志肯定了用电子乐器演奏的音乐，但艾思奇同志并没有提到它，也说不上否定它，所以徐同志指出的错误是不存在的。
    现在有些同志把二者混为一谈，或者不知道电子音乐指的是什么，应当予以纠正。
读者·作者·编者
郑明扬
读了《也必须“以销定产”》
    《读书》第五期文博同志《也必须“以销定产”》一文读后，深有同感。
    我是一个县新华书店发行员，越来越感到卖书实在难。读者要买的书没有，即使有也很少，但却有一部分分配书不好卖或卖不出去。全国招生制度改革后，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很积极，迫切需要数理化方面、语法修辞方面的复习参考书和字典。还有长篇小说、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等等，真是一到门市部就被抢购完。而分配的书，象一般政治读物、一般的短篇小说、自然科学的小册子等，却很少有人问，经常在架子上，成了陈列商品。
    拿最近一次分书来说，《新华字典》只有八本，而《姊妹本纪》(皖版中篇小说)有二十本。我发行的范围是五个公社，人口十几万，学生两万多。尤其新学期开始，这八本字典能解决几个学校的困难呢？“成语词典”、“英汉辞典”等教师用书，一是没有，有了也是一个公社还摊不到一本，更谈不上一个学校或专业教师的急需。而如《姊妹本纪》，经过一番宣传，好容易才销售了几本。
    这不是个矛盾吗？出现这种现象，以本人之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出版社对于出版政治读物，不从实际出发，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自然也吸引不了读者。二是出版社没有掌握社会需要的缓急，主观制订出版计划。三是出版社和书店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书到了书店以后，有的是抢购完了还远远不够，有的则成了滞销书，这种滞销书的经济责任事实上是由书店承担着。如我店库存了大量的“农业学大寨”等方面的书，卖没人要，上级又没有处理的文件，占了大量资金，也是很大的浪费。至于纸张困难等等，固然也是原因，但恐怕不是现在的主要原因。
    要想改变“缺的缺、多的多”现象，我建议出版、发行部门应该进一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搞好社会调查研究，按经济规律办事。书店和出版社之间要实行合同制，废除包销办法，制定试销、经销等“以销定产”的发行方式。
读者·作者·编者
王端芝
《韩素音和她的几本书》更正
    《读书》第六期刊登拙作《韩素音和她的几本书》中有错误。第145页第三行中“韩素音”应为“我”字。同页第一行中“他们”应为“我们”。前一页末行中“一起”前应有“和我”二字。这里谈的华罗琛接见世界语者一事是我插在文中的回忆，并不是韩素音书中的。那时，后来以Elpin为笔名的朝鲜世界语者在辅仁大学读书，杨景梅准备到法国去，我们由会世界语而相识，又因为都在学法语，认识了一些讲法语的中外人士，由此见到了华南圭夫妇，受到了华夫人罗琛的邀请和接待。这是1935年的事，韩素音已去欧洲了。罗琛的中文小说有：《恋爱与义务》(1927年以前)、《双练》(1934年)、《他与她》(1935年)。至于罗琛在欧洲去世则是韩素音书中说的。我的文中关于韩素音的身世都是依据她自己的书。因她的书中没有说罗琛见世界语者之事，诚恐引起误会，特作说明，请予更正。
读者·作者·编者
金克木
“埃达”的语义
    在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卷和周煦良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一卷里，谈到12—13世纪的冰岛文学时，对于诗歌集《埃达》的原义，都说已无从考证。但查本杰明·E·斯密士主编的《世纪大百科全书》第九卷(1905年修订版)，Edda一词的语源是古挪威语的ódhr，含义是诗、韵律、精神和灵魂等等。因此，《埃达》这一书名，其实就是诗歌集的意思。
刘以治
来信照登
《读书》编辑部：
    今年四月，《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黄仑”写的一篇短文《海关这一关》。文章中说：“‘四人帮’推行愚民政策，禁锢思想。打倒‘四人帮’以后，也有至今不变或改变不大的，海关便是一个”。并列举莎士比亚和韩素音的作品被禁止入境作为例证。文章还说，“海关大概拥有我国最大的一支外国文学研究队伍。他们时间充裕，能将所有寄来图书逐页审查；他们学术精深，一言便可定论；他们用心周到，唯恐不谙世事的纯朴人民受到‘污染’……”，责问海关规定“究竟源出马列经典何卷何篇，所本中国宪法哪章哪节？”认为海关这样做是“作茧自缚，愚不可及”。
    需要说明的是，管理进出口印刷品是国家赋给海关的职责，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肯定会存在缺点，我们欢迎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帮助我们改进工作。但是，“黄仑”文章中的议论是不符合事实的。
    首先，进出口印刷品的管理规定，都是根据中央各有关部门意见制定的，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办法，都是国务院批准的，海关是执行单位。
    其次，关于韩素音的作品，我局于一九七一年即明确通知海关，不论携带、邮寄，均准许进口。莎士比亚的著作，属于我在港澳地区出版部门出版的，粉碎“四人帮”以前就准许进口。一九七七年，我局经与国家出版局研究，又通知各关，此类优秀古典文学著作，不分出版单位，均可准许进口。
    由于《读书》杂志是公开发行的期刊，未经核对事实真象，便刊登了这一批评性稿件，已经造成了不良后果，甚至有些国外报刊还利用这篇文章，借机对我进行攻击。为此，我们希望《读书》编辑部能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尽量挽回影响。可否，请考虑。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管理局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管理局
一本较好的中国哲学史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四册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是高校文科教材之一，文化大革命前内部印行了前三册，第四册(清代至近代部分)未出版。现在新出版了第四册，前三册也作了部分修订，重新出版。
    第四册是1973年编写的，今已全面修改。分两篇，十七章。鸦片战争前为一篇，六章，论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和戴震的哲学思想；近代部分为一篇，十一章，论述了龚自珍、魏源、洪秀全、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孙中山以及曾国藩、张之洞的哲学思想。这里就第四册的特点作一些介绍：
    一，比较严格地坚持了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是研究哲学史，本来这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四人帮”的捣乱，一段时期，哲学史却越来越不象哲学史了，成了儒法斗争史，政治思想史。本书批判和肃清了“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流毒，着重论述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思想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从哲学是整个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对我国清代特别是近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作了系统的论述。近代部分，由于时代的特点，社会政治思想本来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本书却始终突出了哲学思想的论述。例如龚自珍和魏源的哲学思想没有形成体系，比较杂乱、薄弱，一些论述近代思想的论著都重视不够，本书却对他们的哲学思想作了全面的分析与介绍。对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孙中山思想的介绍，也都突出了哲学思想部分。不少章节写得颇有特色，如对章炳麟办《民报》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分析，就其分析的细致、深入来说，可以说是同类著作所仅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