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梁山

我想，朱东润，郭绍虞先生笔法的重实，可能也不为毛所欣赏。这是闲话。 
  那“四大家”混淆的猫腻，便出在蔡京身上。蔡京与蔡襄都是福建仙游人（宋时兴化军）。蔡京生卒年与“苏黄米”三家差不多同时，主要都在神宗，哲宗，徽宗年间活动，他与苏黄米并列，我想应是合情合理的。 
  《铁围山丛谈》中论到蔡京的书法时说：“字势豪健，痛快沉着。”我觉得蔡京似乎是中和了蔡襄的结实与东坡的倾斜之长。而在笔势运斤上，蔡京却绝不下于蔡襄。这是蔡京之势。这也是蔡襄的弱点。蔡襄是个严谨的人，不敢发挥。他怕大而无当，无法伸展。因此，我怀疑蔡襄是从小篆入手的。后学多了，不敢大处着墨。这是黑色。 
  蔡京曾学书于蔡襄，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非过誉。当然，这与蔡京的为人，实在是两码事。后人因讨厌他的人品，便干脆将他的蒙师蔡襄名字换下了他。 
  这一点于情合理，于理却不通。这又是闲话。 
  这桩公案，在《水浒》中似乎可以窥到一些端倪。吳用的这几句话说得重要： 
  “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太師四家字體.蘇、黃、米、蔡，宋朝四絕.” 
  当然，最后那“宋朝”两字，显然是元末明初人的施耐庵本人的口吻了。 
  但凡人的名声一大，对他的盗版便出现了。事过千年，这个陋习仍然存在着。 
  中国人图的是个面子，谁面子大，咱就认谁。然而，这中间还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原版与盗版中间，必须有个丝丝入扣的默契，不然，即便是克隆，也难逃游戏规则的严酷惩罚。 
  吴用于是将萧让推拉了出来。那萧让原是濟州城裏一箇秀才，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既會使鎗弄棒，舞棍輪刀，“寫得蔡京筆跡”。 
  这又是一个“白衣秀士”王伦了。他上山时，顺便将另一个跟他一样以盗版为生的工匠金大坚也拉了入伙。 
  金是个治印能手。 
  两人反正在山下过得未必比在山上舒适，于是与吴用的阴谋一拍即合。在开始操作蔡京假的家书时，金大坚却流露出了一句让人震惊的话： 
  “從來雕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名諱字號！” 
  呜呼！看起来，在丑化蔡京的形象上，萧让与金大坚的本事，一点都不输与智取生辰纲的七条好汉！谁说秀才不能成事？！倘梁山成大事了，北宋的历史，很有可能将由他们两人来改写的。那时赵佶的瘦金体，他们同样可以模仿的到。例如柴进后来到“睿思殿”官家看書之處探看虚实，“轉過屏風後面，但見素白屏風上，御書四大寇姓名。寫道：”山東宋江，淮西王慶，河北田虎，江南方臘.‘“北宋时期，官方对民间不满情绪的默许，可能也是它繁荣的主要因素。但是来自民间的理解永远都是不同的。因此，有的人拿刀子上山，有的人则像萧让，金大坚那样，做些偷工减料的活，养家糊口。 
  所以，萧让排名在八十一位，仅次于“圣火将军”魏定国，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只可惜晁，宋都不争气，事业没有做大。这可不是闲话了。 
  但是，匠工毕竟是匠工。他们不仅在艺术上不能达到真正书画家的高度，即便是在应变技巧上，也是捉襟见肘。比如，来自无为军的帮闲文人黄文炳这号专攻政治与权势的垃圾虫，很快便凭走狗的敏感，嗅出了蔡京家书的破绽。虽然从对书法的理解角度来讲，黄文炳并不比萧让更懂得蔡体。 
  萧让与金大坚帮了宋江的倒忙。而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吴用布局中的两只微不足道的棋子而已。 
  宋江在江州的那段故事，无疑是将自己埋进了理想建设的坟墓。从此之后，他不再相信理想。他只能是用报复来舒展胸怀了。一个将自己假设成是疯子的人，他将永远不能逃脱自己是个疯子的阴影。 
  下层文人种种不可思议的精神分裂症，与赵佶及他“大晟院”的高贵的审美意识，构成了北宋末年的文化对立的悲剧。而这悲剧的更深层，则在于武化的失落。 
  因此好汉们都往梁山跑。 
  宋江用粪便作践自己，连蔡九都捏鼻子了。我至今未能理解，宋江既然能以大便涂面，却不愿意自杀，他那股“敢笑黄巢不丈夫”的豪气到哪里去了？！大丈夫敢做敢当。倘是真理，便须拥抱，不然就不要轻飘飘地抛弃了。 
  也许做头的人，都有十分的苦衷？！ 
  不过像黄文炳这种香臭都能识别的文人，你不服都不行。黄文炳从臊臭的味道中，发现了宋江充满希望的眼神。这叫臭气相投。于是宋江坚决地便将他解剖了。 
  在此之前，宋江曾细致地解剖过刘知寨的夫人。宋江不但善于解剖人的思想，还善于解剖人的肉体。 
  吴用笃定是要劫法场的。他将包括晁盖在内的一干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吴用觉得，让宋江这样一个相貌一般，又善于以弱胜强的人上山来做一寨之主，对他来说，利大于弊。因此，他才能在之前的蔡京家书中，仔细琢磨出“翰林蔡京”的图篆是假的，并故意大吃了一惊。这一惊说明他要么是个乡巴佬，要么他的肚子，就像蔡京一样，能容纳下一条满载花岗岩的船。 
  父与子书，岂有用公章的？或许这也是萧让与金大坚稀里糊涂地上了梁山的缘故。上山之后，他们连狗屁都不是了。因为山上好汉，没有一个人会去附庸风雅的。 
  当吴用巧妙地利用萧让与金大坚的疏忽时，晁盖实际上已经被屏架在梁山的领袖地位之外了。        
十、道高一丈    
  明眼人不难看得出来，水浒其实是厚道而薄佛的。但是，无论是不是出于施耐庵的本愿，他对书中几位重要的道家人物形象的塑造，远远没有对佛家人物描摹的出色。这不能不说是一道败笔。 
  或许施氏先入为主地将道家人物神化了，因而只注重于铺张他们的法术，却对他们作为世俗的人的一面淡化了。倘若果真是这样，那就未免弄巧成拙了。相比之下，大家看看鲁智深，武松，甚至裴如海，哪一个不是七情六欲具备，骨肉分明的？而再回头去看公孙胜以及他的弟子樊瑞，还有高廉，乔道清，李助等人，他们除了会些呼风唤雨的法术之外，形象几乎都是苍白的。 
  或许道家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估计其中的原因是，当作者偏重于在人物的技术性方面着笔时，他笔下的人物，便不知不觉中偏离了人像特征，滑入了古怪的连他本人也把握不定的异像。 
  因此，书中出现的几位道家人士差不多都是模式化的，没有多少的人情味。比如像全书开头张天师在信州龙虎山那一会儿装大虫，一会儿装长虫，将洪太尉吓得只剩下半条命。这中间虽然不乏道家乐衷于调侃人世权贵的味道，但那牧童，青牛，笛子的意象，多少总归是版画一样的了。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给后面“伏魔殿” 
  一段群魔窜逃造势的。 
  读者们被告知，张天师是个不折不扣的仙人。张天师是颇有来历的。明代俗传天下三大姓：朱，孔，张，便是例子。张道陵子孙世袭天师称号，掌理道教，到了明初，朱元璋说了：“至尊者天，何得有师？”遂下诏改为真人。降了一级。 
  至于罗真人，他的高高在上的半人半神的形象，是通过李逵的一双焦躁的板斧雕刻出来的。当他运用法力将一个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对手的莽汉耍弄得服服贴贴之后，他便再次允许他的弟子公孙胜出山了。——此后公孙胜与其说是去解高唐州宋江之围，倒不如说是去弘扬罗真人新授予他的“五雷天罡正法”。而李逵这个至俗的凡人在罗真人看来，对于他的道法的传播，肯定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推广作用。 
  说者谓李逵是梁山第一尊活佛，以我看来，这黑厮始终都逃不过是个道童的角色。 
  虚与真，俗与雅的浑合与对立，在道家看来是辩证的。老子把这一套早就看透了。当然了，公孙胜跟李逵是永远察觉不到这点的。他们都需要偶像来维持精神的生存的。因此他们不得不执迷于对“真”的信仰了。 
  话说回来，老子的哲学，跟张道陵张天师的道教，纯粹是两码事。 
  然而实际上，道教在汉代诞生之始，也便将人世界定为两个层面了：一个是俗界，一个是仙界。而道术显然是超越二者中间限度的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非常技术。这种技术深为俗世百姓所推崇信服。我甚至怀疑嘉靖皇帝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罪魁祸首。 
  著名作家阿城对此深有探究，以为道家与中国历来的平民文化是盘根错节的。 
  我深以为然。当代作家，我只关注阿城跟余华两人。不知阿城如今在何方云游？据说余华在香山一带购置别业了。这是闲话。 
  其实，摒弃玄幻与法术，我们是不难在梁山的诸多好汉身上找到道家的影子的。好汉们那种种遗世独立的傲岸风度，不就是庄子所钦慕的逍遥游吗？！这个现象，我们在前面已经说的很多了。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活跃与成就的时代，诸种学派与宗教都有自己的活动领域，比如信奉全真的田虎与白莲的方腊，都是挂着宗教的牌子大卖狗肉的。宋徽宗赵佶本人干脆就将自己封为“玉清教主徽妙道君皇帝”，算是开了宋末的道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