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哀帝甫一即位，气势汹汹的傅太后便流露出操控朝政的渴望。这时的王莽在政治上还略显青涩，便和主持朝廷日常事务的左将军师丹一起，对傅太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
  哀帝虽然心里并不认同王、师二人的主张，但考虑到自己刚刚即位，不便与朝中重臣发生正面冲突，只得暂时屈从之。傅太后为此大怒。
  但这一切都被在一旁冷眼旁观的王太后看在眼里。她非常了解傅太后的禀性，也深知以王莽此时的刚直与生硬，日后必遭其祸，于是便下诏令他辞职回家，以避开傅氏的锋芒。
  王莽依计向哀帝上书请辞。
  其实哀帝在即位之前便对王氏家族的专权愤愤不平，并且立志要清除其势力。但王莽这么快便提出辞职，多少有些让他措手不及。
  话又说回来，即便他准备得非常充分，堂堂首辅请辞，哪怕是装装样子，也还是要挽留的。
  因此，哀帝没有同意王莽的辞职要求。他先是派尚书令（皇帝的秘书长）持诏要求王莽继续供职；进而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和卫尉傅喜一起去做王太后的工作，给她捎去口信说：皇帝听说了太后的诏书，感到很伤心，如果大司马不出来工作，那么皇帝也要罢工了。
  皮球被哀帝又踢了回来。王太后无奈，只得令王莽暂时收回辞呈。
  但是，深谙宫廷斗争的王氏姑侄二人此时非常清楚，哀帝的挽留绝非其本意。王莽必须尽快创造机会再次撤退，否则下场一定会很难看。
  此事过去没有多久，王莽与傅太后之间便又硝烟再起。
  哀帝在未央宫设酒宴款待群臣。内者令便把傅太后的帷帐设在了太皇太后王政君的旁边，显示二后平等。
  内者令是少府属下负责掌管未央宫帷帐及衣物的宦官，俸禄大概六百石，与小县县长相同。
  王莽前往巡视宴会准备工作，发现了这样的座次安排，便狠狠训斥内者令道：定陶傅太后是藩国臣妾，怎能与至尊的太皇太后平起平坐？
  他下令重新给傅太后设座。
  傅太后听说这个情况后，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她勃然大怒，拒绝赴宴，并且从此对王莽恨之入骨。于是王莽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再次提出辞职。
  这一次，哀帝再没有挽留他，而是给足了他面子，赐给他黄金500斤和安车驷马，让他体面下台。
  潜“龙”在渊
  王莽下台后，大多数公卿大夫都上书称颂他的功德与气节。这给刚刚即位的哀帝带来了不小的舆论压力。于是，他便下诏充分肯定了王莽的品行与作为，说他“忧劳国家，执义坚固”，同时再添恩宠：在王莽家中设置皇帝专使侍奉；中黄门的宦官每10天赐他1次御膳；增封350户；赐特进，拜给事中；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入朝进见，天子以三公之礼接见；皇帝出行，特赐他乘绿车随从。
  “绿车”原本专供皇孙乘坐。如今恩赐王莽享此殊荣，可见礼遇之高。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新任丞相朱博上书说：王莽抑制傅太后上尊号的行为“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建议至少要夺其封邑，免为庶人。
  哀帝考虑到王太后的面子，并没有剥夺王莽的爵位，只是把他遣回自己的封地，以示惩戒。
  天下人多为王氏家族鸣不平。
  谏大夫杨宣给哀帝上密奏说：成帝把皇位传给陛下，难道是不想让陛下奉养王太后吗？如今王太后已经七十高龄了，还要为王氏家族蒙受的不白之冤而忧虑，主动敕令王莽引退以避开丁、傅二族的锋芒，就连普通百姓也为此感伤流涕。如果陛下登高远望成帝陵墓，难道就不会感到惭愧吗？
  哀帝深为杨宣之言所动，重新封王商的儿子王邑为成都侯。
  王莽回到封邑后，闭门自守，不敢对外交结，生怕有什么把柄落到别人的手里，为自己招来横祸。
  他的儿子王获一时冲动杀了一名奴仆。王莽知道后，对他大加斥责，令他自杀以偿奴命。
  王莽的封邑在南阳。南阳太守考虑到他以首辅之尊谪居乡野，便专门从自己的属官中，专门选拔小有名气的孔休来代理新都侯相，主持封邑内的行政事务。
  王莽知道孔休是当地名士，对他非常尊重，企图主动与他交好。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孔休却不为所动。他给予王莽足够礼貌的同时，也保持了足够的距离。
  王莽生病，孔休前来照料。王莽取出一副玉饰宝剑相赠。但孔休坚辞不受。
  王莽对他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看到先生脸上有瘢痕，听说美玉可以灭瘢，只不过想把这剑上的玉饰送给先生罢了。
  说着便把剑鞘上的玉球解下来送给他。但孔休还是不肯接受。
  王莽又说：先生难道是嫌它太贵重了吗？于是便找来锤子把玉球砸碎，包好后再来送给他。孔休不得已，只好勉强收了下来。
  王莽“隐居”封邑的3年间，竟然有100多位当朝官员为他上书申冤。
  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正月，天上出现日食。哀帝遵照惯例下诏自责，要求各位将军、列侯和九卿以上朝廷官员各举荐一名贤良、方正、能直言之士上书坦陈天子过失，同时大赦天下。
  周护、宋崇等人趁机上书称颂王莽的功德，为他申冤。其实这些人和王莽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们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原始的正义感。在如此强烈的呼声之下，哀帝只好借口说王太后年事已高，需要亲人侍奉，把王莽召回了长安。
  王莽应召启程前，曾想专门与孔休话别。孔休却称病不见。
  王莽回到长安后，王邑向哀帝上书，请求恢复王莽的特进、给事中职务，还说这是王太后的旨意。
  哀帝觉得蹊跷，便亲自向王太后重新请示。王太后自然不会承认，反过来为王邑的矫诏行为请罪。
  哀帝看在王太后的情面上，不忍心诛杀王邑，只削减了他1000户的封邑，贬他为西河郡（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属国都尉。
  此后不久，太常一职空缺，哀帝下诏要求朝廷重臣们举荐人选。王莽便找到刚刚被重新起用的何武，请他推荐自己。何武却不敢。
  从王莽返回长安，到王邑为他矫诏请职，再到他私求何武谋太常之位，在这三件看似互不相干的事情背后，必然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这一年的政局极其复杂。
  一方面，哀帝对董贤的恋情已经发展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傅太后刚刚驾崩，他便假托其遗诏，逼着王太后下诏为董贤增封2000户的封邑。
  另一方面，丞相王嘉因抵制增封董贤而死于狱中。本无实权的首辅丁明（帝舅）因同情王嘉而被罢官。首辅一职暂时空缺。
  孔光继任为丞相。何武刚刚做了御史大夫才1个月便被彭宣所替，自己只落了个“前将军”的虚职。
  此时，哀帝每况愈下的病情将随时可能要了他的小命。一旦他突然撒手人寰，帝国的政局将会混入难测的动荡之中。
  在这种局面下，朝中各股势力虽然表面上都相安无事，但私下里都在盘算自己的应对之策。
  王莽在这个时候重返长安，绝非偶然的巧合，应该是王邑出面“操作”的结果。王莽是王氏外戚集团的顶梁柱，如果朝局动荡时仍远居南阳，那么王氏家族将很难乱中取胜。
  哀帝假托傅太后的遗诏增封董贤的“小辫子”被王邑抓住，他便以牙还牙，也“假托”王太后的旨意为刚刚返回长安的王莽谋求参与朝政的机会……
  其实王邑的举动，王太后未必不知情。
  所谓“矫称太皇太后旨意”应该是一种精心设计的阴谋：由王邑出面，即使哀帝不同意重新起用王莽，那么大家都有台阶下，不至于把事情弄得太僵；反之，如果由王太后直接出面，一旦被哀帝驳回，势必非常尴尬，甚至还有可能诱使皇帝与王氏之间的矛盾激化。如果真到了那种局面，恐怕只能是鱼死网破，至少会让王太后下不来台阶，进而严重影响她在朝中的威望。这样的局面无论对哀帝还是王氏都没有好处。
  王氏对哀帝的意图心里没底，才走了这一招表面上的险棋。
  但险棋并不险：只要保住了王太后这张牌，王氏便不会丧失主动；哀帝自己有小辫子抓在王太后手中，当然不能不买她的面子。如果王邑“矫旨”不成功，王太后反过来为他请罪求情，哀帝自然不可能诛杀他。
  王莽谋求的“特进兼给事中”，虽然没有具体的职权分工，但在地位上却与三公相等。如果要在可能出现的乱局中取胜，地位的高低远远重于手中的实权。当时讲究的是“名正言顺”，只要有名分，便会有号召力。
  此计不成之后，王莽便转而向何武求援，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够谋求补“太常”之缺。太常一职虽然位居九卿之首，但无法与“特进兼给事中”相提并论。王莽出此无奈之举，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王氏家族对重返朝政的急迫心态。
  《汉书》“何武传”里说，“有诏举太常，（王）莽私从（何）武举，（何）武不敢举。”其实，何武不是不敢，是不愿。
  何武有他自己的小算盘：
  朝中大臣都知道哀帝虽然不可能让王氏重秉朝政中枢，但也从不处罚为王莽说好话的人。况且，王莽谋求的只是一个没有太大实权的太常（负责祭祀宗庙礼仪）。即便何武举荐他，也不会遭到哀帝的反感。换言之，明知举荐王莽没有多大风险，何武为什么还“不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