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当道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作为成帝朝的老臣，何武深知王氏的厉害，加上他也刚刚重返帝国政坛，不会亲手为自己培养一个未来的对手。
  何武此时虽然位居前将军的虚职，但这个职位离首辅（大司马）却只有一步之遥。按武帝开的先例，“大司马”之前，通常都要冠以“某某将军”的称号。王莽此前任大司马而无将军称号，只是一个特例。
  有名无实的首辅丁明被拿下后，何武便断定新任首辅将不可能在外戚中产生。王邑为王莽谋求“特进兼给事中”的失败，再次印证了他的判断。同时，他也断定哀帝不敢贸然任命董贤为大司马。
  算来算去，何武认为自己脱颖而出的可能性最大。既然对获得首辅宝座有这么大的信心，那么他便不可能在这个关节眼上把王莽重新扶上台来，让这位众望所归的外戚成为自己未来的心头大患。
  结果，何武的算计却只对了一半。哀帝一开始确实并没有任命董贤为首辅，但也没有任命他何武，而是暴出一个天大的冷门，把光禄大夫韦赏破格提拔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首辅）。
  只可惜的是，韦赏在首辅任上呆了还不到1个月便一命呜呼了。
  何武以为终于轮到自己了。但他不幸再次失算，哀帝的年仅22岁的“亲密爱人”董贤成为大司马卫将军，从哀帝被窝里的“首辅”一下子变成了天下社稷的“首辅”。
  别人做了首辅都会吸引一大群趋炎附势者蜂拥而至，唯独董贤却让群臣避之犹恐不及。
  萧望之的儿子萧咸时为中郎将。她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平阿侯王谭的儿子王闳（时任中常侍）为妻。
  王、萧两家都是当时的名门望族。董恭（董贤之父）对他们非常倾慕，便托王闳做媒，想为董贤的弟弟董宽信（时任附马都尉）娶萧咸的另一个女儿。
  王闳去找老丈人说媒，没想到却把他吓了一大跳。他屏退左右对王闳说：天子在给董贤的任命书中，居然使用了“允执其中”4个字。这可是当年尧向舜禅位时的用语，不像是任命三公的做法。年长有阅历的大臣们见了，莫不胆战心惊。这门亲事，岂是我们这种普通人家所能承受得起的？
  王闳是个聪明人，听老丈人这么一说，顿然醒悟，便非常客气地给董恭回话说：萧咸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家女儿配不上董家公子。
  董恭郁闷地感叹道：我家到底造了什么孽，让人家如此畏惧！
  由此可见，朝野上下没有人相信董贤会得势多久，正如没有人相信哀帝还能活多久一样。
  在这种普遍的共识之下，各股势力之间暗流汹涌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卷土重来
  董贤的好日子确实没有能够延续多久。他当上首辅仅仅半年时间，到元寿二年（公元前2年）六月，哀帝便驾崩于未央宫。
  据《后汉书》卷十二“张步传”记载，哀帝在临崩前，曾把传国玉玺交到董贤手中，嘱咐他千万不要轻易交给别人。
  当时皇帝的玉玺共有7方，均为玉质。其中6方分别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还有最重要的一方玉玺独立于上述6方之外，称之为“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本为秦始皇用著名的“和氏之璧”镌刻而成，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作为皇权的象征。
  哀帝亲手交到董贤手里的正是这方传国玉玺。
  哀帝生前无子，也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他驾崩后，宫中一时便没有了主心骨，大家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好。
  中常侍王闳火速赶去向王太后报告，请她从董贤手中夺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便跟着他来到未央宫宣德殿后门，找到了董贤。
  王闳身上带着佩剑，举手呵斥董贤道：天子驾崩，新君未立，你深受先帝隆恩，不到大行皇帝灵前哭丧，却把传国玉玺据为己有，难道是想招来杀身之祸吗？
  宫中禁地，除卫兵之外，其他人是不能带武器闯入的。董贤见王闳身着佩剑，知道他此行已有必死之决心，便不敢抗拒，赶紧跪下，双手将传国玉玺呈上。
  王闳接过玉玺，转呈给了王太后。
  王太后接下来便把董贤叫到长乐宫的东厢房内，询问他准备如何筹办大行皇帝的丧事。
  哀帝的突然驾崩，让原本就是一只纸老虎的董贤顿时失去了靠山。他内心本已忧惧不堪，哪里还有功夫来考虑这些事情？况且，即便有心操持，以他的年龄和见识，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王太后声色俱厉的质问面前，他更加方寸大乱，支支吾吾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情急之下，只得免冠谢罪。
  在气势上压倒董贤之后，王太后便也轻松了许多，转而对他说：成帝大行时，便是由前大司马王莽奉送的。他很熟悉这方面的规矩，我让他来帮助你吧。
  董贤顿首迎合道：“幸甚！”
  王太后于是派出使者，紧急召见王莽。
  王莽抵达后，王太后诏令各位尚书：把朝廷的发兵符节移交给王莽；由王莽接管皇宫卫队；百官上书言事，原来由大司马董贤受理，现在改由王莽负责。
  王莽受命之后，当即便指使尚书弹劾董贤，禁止他出入皇宫及大司马官署的大门。董贤一时间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只得在宫门前免冠、赤足跪伏谢罪。王莽便又派谒者（宫中传令人员）以王太后的名义，夺下其大司马印绶，罢免其大司马职务，打发他回家去。
  走投无路的董贤夫妇当天便自杀身亡。他的家人惶恐万分，不敢声张，只得趁着夜深人静时分，匆匆把他们埋葬。
  王莽担心董贤之死有诈，专门派人掘墓开棺，把他的尸首带回狱中重新验证。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王莽姑侄二人实际上便已掌握了帝国的权柄。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的公卿大夫举荐新任大司马的人选。
  《汉书》里把王太后渲染成一个老实巴交的平庸女人。仅凭她从哀帝即位到驾崩时的一系列表现，便可知其绝非等闲之辈。
  王太后从董贤手中夺得传国玉玺，便标志着夺得了帝国的最高权力。在这个时候，她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把兵符、皇宫卫队指挥权和百官奏书受理权，授予当时就在身边，而且为此立下大功的王闳，而是等着交付给随后赶到的王莽。说明在王太后心中，首辅人选已经非王莽莫属。她此番假惺惺地要求大臣们举荐首辅，其实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群臣举荐的结果并没有超出王太后的预期，他们在孔光的带领下众口一词地举荐王莽。举荐的理由有二：一是王莽此前曾为了避开丁、傅二族的锋芒，主动隐退，被当时称为贤良之举；二是王莽系王太后近亲，符合外戚辅政的传统。
  王莽重新执掌朝政，在当时看来，可谓众望所归、民心所向。
  唯物何武和公孙禄二人不识时务。何武此前便已经得罪了王莽，如果他这一次认清形势，及时调整方向，紧跟在孔光的后头，应该还不算太晚。
  但他偏偏不明白这一点，非要一条道走到黑，在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硬是要以卵击石，和王莽去争。他在满朝上下只找到和他一样头脑出错的左将军公孙禄一人。
  何武和公孙禄达成的共识是二人互相举荐。这种愚蠢的策略还不如直接来个毛遂自荐，同时也说明何武并没有说服公孙禄支持自己，因为此公也和他一样，不知天高地厚地做着自己的“首辅梦”。
  虽然二人都打着“为国计便”，“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权”的光彩旗号，但政治从来都是因势设谋的艺术。如果不能成功，再高尚的动机也毫无意义。
  王太后是首辅人选的最终决定人。说到底，何武还是小瞧了这个老太婆。
  王莽毫无悬念地当上了西汉王朝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任首辅：新君人选都没有确定，他要“辅”谁呢？
  但这正是王太后的高明之处。只有首先确立首辅的人选，才能在拥立新君的问题上不出半点差池。否则，如果把两件事的顺序倒过来，万一选出一位类似宣帝那样的角色，那么，霍光家族当年的悲剧便会在王氏家族身上重演。
  王莽成了首辅，姑侄二人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持新君的决定权。别的人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老老实实地等待最后的结果。
  成帝和哀帝都没有留下子嗣，新君的人选范围便上溯为元帝的所有后代。
  元帝只有3个儿子：王太后生下成帝。傅太后生下定陶王刘康，刘康早逝，其子刘欣继成帝位，为哀帝。冯昭仪（媛）生下中山王刘兴，刘兴在成帝之前去世，他有一位年仅9岁的儿子刘箕子。
  从血缘的远近关系上来讲，刘箕子是新皇帝的唯一人选。但这个孩子尚处于幼年，如果有人以此为由提出来要在更大范围内选择“贤君”，那么，王氏家族便有可能失去对朝局的绝对控制。因此，关键在于先要让王氏夺得首辅之位。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仿佛元帝的在天之灵，冥冥之中操纵着皇位的传承，让它在自己最钟爱的3个女人中间“轮流坐庄”了一圈：先是王氏的儿子刘骜为成帝，然后是傅氏的孙子刘欣为哀帝，如今轮到冯氏的孙子刘箕子（即位2年后更名为刘衎）来坐皇位，是为平帝。
  快刀斩乱麻
  王莽就任首辅之后，迅速采取如下四大手段，短短半年便完成了权力的重新布局：
  手段之一，打出“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