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掌柜陈云

 
  然而，实现毛泽东的殷切期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和连绵的战火使东北经济遭受极大的破坏。陈云和其他党的财经干部都没有管理现代工业交通的经验。能否让东北工业基地浴火重生，为战争胜利提供强大经济支持，是一场严重考验。 
  票子发得多粮食收得少，粮价领头物价暴涨， 
  大家惟恐管不住粮食。陈云却下令 
  开放粮食自由流通，让物价平涨而非暴涨 
  6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经济一片混乱之中，正式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东北虽然是产粮区，但战争的重负还是对东北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1948年3月，东北解放区物价开始暴涨，4月、5月、6月，涨势一浪高过一浪。领头上涨的是粮食。 
  东北盛产粮食，那怎么还紧张呢？陈云了解到，1948年度共收公粮134万吨，贸易局购入粮40万吨，除供给必需外，再无调剂市场余力。而东北解放区八九百万城市人口所需的250万吨食粮及粉糕用粮，除哈尔滨外其他地区都完全依赖于2000多万农民在市场出售的粮食。城市人口众多，公家又无力调剂，就使供求关系失衡，稍微有点失调，粮价就会暴涨。另外，上一年南满和北满农业全都歉收，南满历来缺粮，北满的粮食又没有办法大量南运，粮食南贵北贱，最高时相差7倍，影响北满粮价。 
  但是陈云也了解到，东北人平均拥有粮食达600小米斤，远高过关内各解放区400小米斤的平均数。在粮食上打主意，还是有可能的。但主意怎么打，陈云有自己的考虑。 
  当时有人主张减少出口，陈云没有同意。6月11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上指出：我们目前能出口的基本上是粮食，不仅要出口余粮，而且要勒紧肚子，尽可能多出一些。要用粮食换军需、民用和工业用物资，其中军需占大头。要批判片面的群众观点，如果不多出口粮食，反而会从群众中取得更多。价格，从小处看，我们吃亏；从整体看，我们赚大钱，因为这是大买卖。有的同志只看到局部，认为不合算，结果丢了大头。这种同志只能当总务处长，管不了国计民生。显然，陈云是从保证军需和发展生产的大局来看待粮食出口。   
  平抑物价(2)   
  不能打出口的主意，那就用行政手段把粮食管制起来。从一般情况下，什么东西缺，公家当然就应该管制什么。这正是东北财经部门前一段的做法，为了保证公家购粮，限制商贩携带50斤以上的粮食。 
  但结果显然是失败的。陈云分析后发现，正是这种做法，缩小了社会的调剂力量，更刺激粮价上涨，农民惜售。想买到粮食，结果是更买不到粮食。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管制造成的有价无市，对经济的危害远甚于粮价上涨。 
  为了度过灾区的粮荒季节，鼓励农民出卖粮食，以有限物资稳定市场，陈云经过认真分析和慎重权衡后，决定立即改变管制粮食经营和抛售物资办法，不再硬性阻击物价上涨，而是把目标定为允许物价合理平涨、防止暴涨上，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营经济稳定市场的力量，切实掌握粮食，使东北经济顺利闯过难关。 
  根据陈云的意见，7月10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东财]第13号令，主要内容是，在解放区境内，一切粮食，不分品种与数量，加工未加工，不分省县区村，皆得自由流通。任何机关、部队、团体或个人，不得加以封锁或干涉。在铁路运输上，取消运输证制度。如有故意封锁或干涉，当事人可以向各级政府控告，各级政府即依侵犯人民财产论处。 
  陈云打破常规，从实际出发，在禁止私商囤积的同时，允许粮食自由流通，收效显著。市面上粮食重新流通起来，缺粮区粮价下跌或趋向平稳，余粮区上涨，全东北形成适当的市场价格，在粮食青黄不接的最紧要关头，粮价1个月只涨了百分之四五十，反而比四五两月粮价更为平稳。   
  财经工作仅次于军事(1)   
  从乡村走进城市，企业里的复杂门道让人犯难， 
  陈云说是还没有学会做“老板”，主张把财经工作 
  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稳定物价为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但现代工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工业生产能否早日恢复正常生产，不光要看机器，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要看经营者的管理和生产者的劳动技能和工作态度。 
  陈云觉得这个问题不乐观。7月5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议讨论企业组织与工人运动方针问题时，针对这些企业经营管理的乱象提出：对旧的生产制度应当批判地接受。对于工厂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寻找原材料的来路与产成品的销路。现在，我们还没有学会做“老板” 
  怎么样做好现代工业的“老板”？陈云上任后，着手解决最急迫的三大难题：一是工人工资太低，生产情绪不安；二是工人与职员的矛盾，职员受压制甚至打击，影响到必要的生产管理制度的确立；三是经济没有全局计划，盲目生产造成损失。 
  首先急需解决的，是工人工资问题。这个问题，在粮价暴涨的情况下显得极为突出。粮价涨了，等于拿货币工资的工人减薪，影响他们养家糊口。结果有的工人辞职干起了小贩，技术工人从公营企业向私营企业流失。 
  陈云深知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主张解决工人待遇过低问题，并立即着手调整。6月16日，陈云在东北局例会上提出：现在铁路和工厂的工人工资太低，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还不如农村中的雇农。照目前办法长期搞下去是不行的，剥削了工人，有利于消费者，结果是工业的总崩溃。搞经济总要合乎经济原则，用强迫的办法既违反经济原则，又违反政治原则。 
  根据陈云的意见，东北财经部门以实物为计量单位，重新制订新的工资标准。新的工薪标准，工人最高工资以实物计提高到375斤粮，整整提高了100斤粮，这样虽说比旧民国和伪满时期还低一些，但最高工薪的工人凭工资可以养活连本人在内的四口半成人，中等工薪的也可养活三口半成人。 
  新的工薪标准中，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工资比工人工资要高得多，普通职员收入也和工人持平。这样做，从政治上说，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这就不能不谈到企业中工人与职员矛盾。 
  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接收和很多规模很大、技术先进的企业，如铁路、矿山、发电站、邮电、轻重工业工厂、市政企业。这些企业里，既有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有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 
  本来，工人和职员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但工人和各级职员，在企业内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地位是不同的。工人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内劳动条件最苦，待遇最低。下级职员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情况接近于工人，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带有旧知识分子轻视工人的意识。中、高级职员是企业的生产及业务管理人，对工人及下级职员都居于管理者的地位。有一部分管理人员，在日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挥和压迫制度下，习惯于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去管理工人。 
  在旧的生产秩序下，工人与职员长期积累起很深的矛盾。日本投降以前，东北企业内的全部高级职员和一部中级职员，都是日本人。抗战胜利后，中国职员代替了日本人。工人对于一般管理人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对于少数为非作恶分子，则是痛恨的。要翻了身的工人，与职员团结起来搞好生产，这个问题政治上的敏感性，是任何人不能不考虑的，工作难度并不比提高工人待遇为小。 
  1948年初，鹤岗煤矿在发动工人中，产生了不适当的打击职员的“左”的错误，影响很大。鹤岗发生的事并非个别现象，鸡西和西安煤矿以及铁路的个别区段也发生过。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干部中对工人阶级观点和群众路线存在误解，普遍存在的轻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倾向。 
  现代企业的运转，并不像一些干部想像的那样，有人把机器开动起来就行了。它需要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职员，与工人有机组织起来，相互协同，才能顺利生产。把职员当作斗争对象，必然会破坏正常的生产组织和必要的生产秩序，影响生产。 
  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后，以鹤岗煤矿这一错误为契机，着手检查了正确对待职员的工作。 
  通过检查分析，陈云认为，对待职员问题上，右的错误和“左”的错误都有。右的错误表现在过分信赖旧职员，而重视工人不够。因此，既不能启发工人的积极性，也难教育改造旧职员，使生产力的提高和企业的改造受到了阻碍。“左”的错误表现在只重视工人，轻视职员，对职员缺乏分析，不加区别地乱打击，形成工人与职员对立，这样就破坏了员工团结，其最后结果也必然是妨碍生产，危害企业。但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在对职员政策上的右或“左”的错误，其中尤以“左”的错误为重。主要原因是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一切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 
  为从政策上解决好职员问题，陈云为东北局起草了决定。7月9日东北局将决定草案发往中央，中央第二天就复电东北局，称“此决定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