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

我不管，反正我告诉过他，我会嫁给2001年第一个向我求婚的男人。一年的时间，总应该够了吧。”
“万一到时候他离不掉，你怎么办？”
“到了那个时候再说，我现在总得先给他点压力吧。就象我们订工作计划，管它完得成完不成，先要写得像那么会事。”
一个月之后，Chris和我的合作项目结束，他凭借其中的出色表现升了一级。他慷慨地请全部门吃了一顿饭，然后向老处女提出要求和我调换办公室，理由是他现在高我一级，按照级别，应该拥有一间转角办公室。
那个星期五下午，我用会议室的转椅把办公室里属於我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推到了Chris 那间其实小不了太多、只是窗户没有那么大的办公室里。原来差点把那张人体工学椅也带走，后来想想还是留在了原地：人家一定已经想了很久了，何必扫兴，只是不知道那句“这张椅子谁坐谁倒酶” 的咒语会不会应在他自己身上。
过了没多久，Chris 笑嘻嘻地来找我，这个笨蛋有本事把椅子占过去，却不知道该怎么调高度。我试图教他不果，索性趴到地上帮他调。我把椅子调好，站起来朝他笑笑，拍拍身上的灰，第一次体会到了所谓“力争上游” 最现实的意义 -- 有时候，一扇稍微大一点的窗户，一把稍微舒服一点的椅子，在特定的环境下，代表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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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虽然刚工作的时候傻乎乎地一心求成又没找对门法，吃了亏受了委屈也不知如何应对，那一段时间却还是很值得怀念的。当时，公司好像很有钱，大概又一心要留住员工，动辄找名目组织活动：新项目要开始了吗，庆祝一下，找个地方吃海鲜；刚刚达到一个里程目标吗，庆祝一下，全部门一起看球赛；夏天到了吗，庆祝一下，到海边烧烤，公司报销一切费用外加汽油；秋天到了吗，庆祝一下，去葡萄酒园品酒，加州的葡萄酒久负盛名，品完了每人带一瓶回家；项目结束了吗，而且居然还提前了两天，了不起，每人发一张礼品卡；圣诞节吗，废话，一年一度，不好好开个酒会怎么对得大家？
伴随着物质而来的是精神上的优越感，人们都好像很乐观，很多中流砥柱级的人义无反顾地从大公司跳到小公司，怀着“只要公司股票一上市我就能赚个满钵”的信念；留在大公司里的人，年纪大的想着熬到退休拿公司丰厚的福利，年纪轻的想着“稳定中求发展，在这里混上一两年，等有点资本再跳出去，身价更高” ，上班时大家忙里偷闲瞄着自己买的股票看是不是又往上涨了。每个人都向前看，每个人都觉得有盼头，每个人都相信“明天会更好” 。如果时间也有颜色，那么，那是一个带着点粉红色的、短暂的片段；称之“流金岁月” 并不为过。
一个同事说，“我在公司已经快十年了，从来没有见它这么好。你们现在进来，运气不错。” 然而，花无白日红，任何东西，好到了顶，就自然会走下坡路。
有人说其实2001年才是真正的所谓“千僖年”，我没有考证过，但我宁可它不是，因为，2001年在我的记忆里是严酷的一年，它粉碎了很多东西。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空气竟然真的开始带着“粉红色”了，新闻里、报纸上、杂志上、网上漂浮着一个久违的单词，叫“粉红条”。在英语里，给某人一张“粉红条” 用来比喻通知一个人他丢了饭碗。2001年上半年，公司里第一次飘起了“粉红条”。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公司赋予它一个煞有介事的名词“资源重组”，听上去很有学问，郑滢说那个名词是一堆真正的狗屎，加了奶酪，西红柿镶边、再浇上一朵奶油花，还是一堆狗屎，发明那个词的人应该自己先吃一口，看他说不说“味道好极了”。
说来也奇怪，虽然已经听过好几次，有了一定心理准备，当“粉红条” 真正飘起时，每个人的心里还是像经受了一次大地震。老处女召集我们开会，带着她招牌性的微笑缓缓告诉我们，很遗憾，从今以后，我们部门将“失去” 两名员工，其他人还是各居各位，她真诚地祝愿那两位员工在别处能有更好的机会。当然，这个美好的“祝愿” ，那两个人已经听不见了，因为半个小时前，他们已经在人事部门员工的“陪同” 下，离开了公司。
剩下来的半天谣言四起，有人说这和第一季度业绩有关，裁员是为了把股票拉上去；有人说裁这么些人杯水车薪顶什么用，立刻被人一眼瞪回去“你难道还希望多裁点吗”；有人说裁的主要是年纪将近退休的人；也有人说某个部门新招进公司的某某某和某某某跟着上司一起滚蛋了。听得所有人心里加倍发慌。
我坐在办公桌前越过电脑屏幕看着窗外碧蓝的天空，那天只是一味地蓝，毫不含糊，没有一丝忧伤，也没有一点同情心。我想起就在去年，公司招我进来时还发给郑滢六千块钱的推荐奖金，觉得美国不愧是一个让人“经风雨，见世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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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晚上临睡前和程明浩通一次电话。我喜欢钻到被窝里，把手机放在枕头上，然后把音量调大一点，耳朵凑在它旁边，有时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他告诉我西雅图天气不好，三天两头下雨，我说，“谁叫你自己喜欢跑到那儿去，记住，我在哪里，太阳就在哪里” 。
偶尔，我打开他的电子邮箱看看，他的电子邮件并不多，无非是从前的同学和朋友，都很简短，也从来没有看见张其馨的。几次下来，我也就懒得去看了。
一转眼两个多月过去，公司第二轮裁员让所有人彻底弄清了形势：“过去的好时光”是一去不复返了。相比几个月前的那一次，这一轮“资源重组” 涉及面更广，来势更凶，而且，走路的员工获得的待遇更差。整整一天，公司里气氛沉重得像压了一块铅，大家彼此见面要先端详一番对方脸色再开口，唯恐人家刚刚被裁而自己说出什么会导致“不必要的刺激” 的话来。
我在电梯间和那位客户服务部门的冤家不期而遇，自从那次被当众出卖，我见了他都绕道而行，今天不巧，迎头碰上，只好尴尬地笑笑。他手里抱着一个大纸盒，电梯门刚关上就开始骂娘 -- 当然用的是英语，先骂公司过河拆桥，后骂管理层利用裁员整人，再骂员工之间内部倾轧(他大概已经忘了和我之间的过节)，最后扔下一句“看好了，那帮人一个都没有好下场” ，原来他们部门被裁掉了足足三分之一，他属於那倒酶的一员。
等电梯到了底楼，我已经不再恨他，也不再那么恨 Chris, 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些人，不过都是一棵大树上的小猢狲，为了抢那么一两个香蕉或者桃子你争我夺，然而，当面临树倒猢狲散的危险，我们的命运，都不握在自己手里。
公司这一波裁员的确声势浩大，以至蒋宜嘉都打电话来关心我是否丢了饭碗。
我说，“到现在为止，我和你的老情人都还平安无恙。对了，你哪里得来的消息？”
“网上看见的，你们公司这一次下手好像很酷啊。”
“你很空嘛，还有时间在网上逛。”
“哪里，我是在随时关心有没有我自己公司的坏新闻。现在到处都在裁员，人心惶惶，公司要动手的话总是把消息封得死死的，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让员工知道，所以往往外面传开了，公司内部的人才知道。真他妈的活见鬼。”
在这一轮裁员中，我们部门又“失去” 了三个人。老处女召集几个项目经理开会，把他们的工作摊给剩下的人；大家各就各位，毫无怨言地接过分到自己手上或多或少的额外工作，好像那些人从来没有存在过。
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可观的，不知不觉间，大家变乖了，变勤奋了，变得任劳任怨了 -- 至少面子上都做得像那么回事。再没有人星期五早下班，再没有人一顿午饭吃两个小时，就连那个爱情至上的漂亮女孩子也每天早上九点准时坐在办公室里；人们开始周末把电脑带回家有事没事发个电子邮件出来表示“我在干活” ，人们开始耐心地揣摩主管的心思，原先的“我要如何如何” 变成了更明确、更基本的“我要讨老板高兴” ，而后突然发现，老板大概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容易不高兴的生物了，据说部门里的那个马屁精加包打听甚至专门写了一套高深的代码，输入同事们的大致年龄、工资、年审评分等参数，凭之计算每个人相对於他被裁员的机率，以确定要对付的对象。裁员居然比海鲜烧烤球赛酒会礼品卡加在一起更能提高工作效率，这一点公司人事部门大概始料未及。那种情形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话叫“棍棒下面出孝子”。
工作比以前更加忙，人少了，所有原定的里程日期却还维持原样，虽然如此，我还是在五月底请了两天假，加上长周末，我打算去西雅图看程明浩。我记得，那个周末正好是他的生日。
我给他买了一块手表做生日礼物，长方形的表面，暗灰的表盘，指针在上面闪闪发亮。我觉得这块手表很“像”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