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模式－职业经理人

            同样的，虽然多数劳工罢工有其限制范围及经济原因(例如薪资、福利的争议不合，或其他与工作有关的问题)，许多全面罢工，例如1978年的尼加拉瓜，
              及1980年的波兰大罢工，很明显的都是政治性质，并且广泛波及到经济。甚至有明显的经济目的，如为控制通货膨胀而设立的价格管制，也时常带有政治气
              氛。因此，分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风险，有时是很困难的，且只有极少数事件为例外，绝大部分是这二种风险都混合在一起。
            虽然政治风险定义各有不同，但为方便在此讨论之故，我们将政治风险视为国家风险的一部分。政治风险一般被定义为因政府行动，或其他带有政治性
              质的非市场事件而使投资价值或现金发生变动。而国家风险一般注重在整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上，政治风险是从政治环境中冒出的。以下是政治风险事件的例
              子，对国外投资的现金流量之大小及分配，可能有负面影响。
            ①税法及汇兑控制的变化，尤其是在差别待遇或专断行为上。
            ②地主国对本地生产、来源或雇用等措施的规定。
            ③对所有权隶属于外国的企业在商业上的歧视。
            ④本地贷款能力的限制。
            ⑤政府对私下协商合约的干涉。
            ⑥无适当补偿的没收征用。
            ⑦因政治暴动或内战而引起设备上的损失及毁坏，或人员的伤害。
            因为政治风险事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经理人必须了解可能影响地主国及其特殊工业、公司或计划的政治风险事件的所有范畴及种类。
            政治风险事件导致的最戏剧化损失中，就是那些因革命兴起和恐怖活动造成的损失。例如，在1977年12月，吉悌电信(GTE)与伊朗政府签了一纸价值五
              亿美元的电子通讯合约。根据合约，吉悌以一般应用于中东交易的公开信用状，而非保证金的方式，预支给伊朗9400万美元。根据其长期对伊朗的经验及信
              心，公司并未在合约中声明在何种情况下，伊朗才可兑现信用状，也没有为自己承担的风险投保。结果在伊朗革命后，计划无法进行，公司可能损失5000万
              美元，还不包括信用状。如果那些也包括在内，吉悌潜在的税后损失会超过6000万美元，可能是在伊朗损失最大的一家公司。
            除了革命、政变，及恐怖分子的暴力活动外，政治风险也可能以法令或条例改变的形式存在。例如在伊朗，优富公司建立了欧洲与远东最大的轮胎厂，
              并享有政治贸易与投资保护的承诺。20世纪70年代，由于有两家厂商在市场竞争，这项保护尚未到期就被取消了，迫使美国公司的生产作息从一天三班制，
              改为一天8小时。法律或管理条例的更改，也可能集体指向公司，一如伊朗国王为增加工人对伊朗境内外国公司的所有权及参与权，命令这些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这项行动对外国企业来说，不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制造了混乱。
            无论是因选举、政变或革命而导致政治上的改变，部分原因可能肇因于经济事件，因而可能改变对外国投资者的政策。例如，意识形态的转移，可能导
              致没收多数，甚至全部所有权为外国的公司。
            像革命或没收这类事件，相当吸引世人的注意，并且可能使公司避免进入纷乱的地区。政治事件本身并不一定会对企业构成风险，例如，1975年，海湾石油公司在安哥拉内战时期，因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执政党谈判，而获致十分优
              惠的关系。陶氏化学公司在1973年，智利的艾伦迪政府被推翻后，重新进入智利。
            但是这类重大事件都属例外，而非常态。虽然，不可否认的，古巴与伊朗革命为美国公司制造了重要问题，但多半这类政治意外事件所呈现的是个体，
              而非总体风险，且影响层面主要是在公司的作业而非所有权。像这类政府或意识形态的改变，一般会引起价格管制、对外国雇员的限制、制定本地赞同的条
              例，或是其他管理条例上的限制，而非局部或全部没收。例如，在1983年，委内瑞拉的外汇短缺时，它命令国内公司延迟偿还国外债务数年。许多债权人了
              解金钱有时间价值，立刻展开大幅折扣谈判并达成协议，以致损失惨重。
            事实上，在政治环境变动的情形下，政治上的不稳定与冲突，不一定要加诸限制于外国公司，甚或为此类限制的先决条件。因为政权的没落或兴起，或
              者改变敌对政党或特殊利益团体的特征及力量时，价格控制和其他管理上的限制，可从一般政治的常态运作过程中产生。在同一时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的民营化计划，与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国营化政策，就是一例，显示改革不同的政治理念如何落实在经济层面上，而导致重大的财政后果，影响经理人和投资
              者。
            正常政治运作过程影响国际投资的另一个例子，就是1992年欧洲共同体(EC)的单一市场活动，它为全球性公司带来巨大的风险，也带来巨大的机会。
              当欧洲展开经济与政治统一时，公司可能因为条例的改变，而被排斥在某些市场之外，例如西班牙与葡萄牙，因其廉价的劳工，吸引了许多外国投资者。但
              是，当他们将工资提高以符合欧洲共同体的1992年单一市场计划时，其劳工在未来便可能不再有吸引力。依据1992年以前的经济情况而在西欧做重大投资的
              公司，可能发现它们的投资，在1992以后的世界，就由甜转酸了。跟随最新的政治及管理条例改变的重要性，应被值得再三强调。再看东欧，伴随冷战而来的相当稳定的经济与政治气候，因体制的改变而变得混乱不安。瞄一眼东欧集
              团，就可看出其中存在非常严重的政治风险。在南斯拉夫，以前繁荣的城镇与富生产力的工厂，都被战争与内战大量破坏。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与斯洛伐
              克之间因经济改革步调不同，已经导致国家分裂，对在斯洛伐克投资的外国公司有不利的影响。奇异公司在匈牙利投资的15000万美元照明器材厂，因为政
              府未随匈牙利飞升的通货膨胀将其货币贬值，而蒙受损失。雪弗龙与前苏联政府签有合资条约，现在只得与许多独立的共和国展开个别谈判，加上，俄国长
              期缺乏硬性货币(hardcurrency，价值稳定的货币)，及其摇摆不定的货币政策和价格改革，使任何即将发生的投资都蒙上一层阴影。
            俄国是另一种政治或国家风险的例子，其经济的转变比法令更快；在俄国的投资者，必须对付影响私有财产的快速改变，甚或不存在的法令与条例，而
              难以保护在当地进行的投资及建立投资者的权利。
            另一个政治风险的例子，及其曲折的过程，则牵涉到了一家加拿大公司雪瑞特的董事会。这家公司的董事及其家族被禁止进入美国领土，因为他们的公
              司在卡斯特罗政权下的古巴经营矿业。美国在1996年通过赫姆斯一柏顿法案，对在古巴营业的非美国公司进行制裁。雪瑞特不在美国营业，也没有违反加拿
              大的法令，但是董事们的子女却不可以到迪士尼乐园或是美国的任何地方。
            就如这些例子指出，全球性市场的本质充满着混乱及不稳定。此混乱与不稳定的某些层面是否会对企业造成风险仍不确定，它的答案要视工业、公司或
              计划之特性及管理行为而定。因此，政治风险的因素，会因不同的国家及公司而有非常大的差异。甚至在同一国家内，政治风险常因工业而不同，在许多情
              形下，也随计划而异。
            例如，在乡下的暴动，也许会严重影响商业性农业的作业，但是它对金融服务或是保险公司的冲击可能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