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模式－职业经理人

这个三阶段过程必须指出使得两种现金流量分歧的因素，以及转换国外现金流量估计
              值为投资者母国现金的方法。
            二、分歧的来源
            (一)互相依赖性
            前段已提及，国外投资经常肇因于防御性动机，是对贸易限制或竞争压力的反应。在这些国外投资案中，它们产生的一些销售量，会被公司现有部门先
              前的外销量啃噬掉。若其他单位瓜分去的销售量，在没有进行国外投资之下，仍能获得维持，就不应该包括在该国外投资计划的收入内。同时，如果这些销
              售损失是因为贸易限制或竞争，则应该正确地归在该计划名下。
            现举例说明此点，某公司正考虑一每月6000单位、每单位50元的国外投资案。公司目前以外销方式服务此市场，销售量为4000单位，每单位60元。
              有一个主要竞争者已在同一区域建立设备，以避免下年度将实施的进口限额。如果公司不跟随情势做投资，估计外销量会是1500单位，每单位50元，反之，
              外销量会掉至1000单位。有多少销售收入应该归功于国外投资呢?
            正确的答案是：该海外投资所增加的数量与不做时的数量相比，每月金额是：275000元，即进行扩张时的总销售额350000元与不做扩张的75000元之间
              的差额。275000元代表投资产生的30万元，减掉被现有销售吃掉的25000元。其余外销减少量(165000元)不在计划中减去，因为即使在不做投资的情况下，
              也会损失这些销售量。
            在此例子中，销售收入的变动被用来说明彼此互相依赖，但它们仅是现金流量方程式的一方。在更完备的分析中，也必须考虑成本。如果在国外作业的
              成本较高，则在估计现金流量时，应该考虑增加的金额。在此，相关重点就是现金流量的净冲击。
            转移价格时，也会显示这种相互依赖性。一旦国外作业成立之后，公司之间的交易，很可能会超越国界。当营业个体之间互相交易时，公司会设立转移
              价格，转移价格并不一定依市场水准而定，因为尚有税赋影响及货币限制。转移价格可以将高税赋区的盈余移转至低税赋区。价格政策的内部影响就是在高
              税赋国家减少所记载的现金流量，将它们增加在低税赋国家上。从整个公司观点来看，减少税赋费用即为增加现金流量。但是，如果没有仔细分析，现金流
              量的来源可能会被记载错误。以下是个转移价格互相依赖的例子。
            一家公司正在考虑投资向母公司购买零件的海外加工厂，零件的市场价格一套是30元，对本母公司的利润贡献是8元。经过加工后，会增加成本10元，
              子公司可以50元出售成品。母公司与子公司所在国之税率分别为30%及40%。在目前的转移价格水准下，母公司的税后现金流量为11.6元，即5.6元为母公
              司，6元为子公司。因为税率不同，对母公司来说，较高的转移价格会导致较高的税后现金流量。在转移价格为40元时，子公司的利润完全被消除，但是母公司的税后盈余则上升为12.6元。如果在评鉴海外投资计划时用40元做转移价格，并且不发给子公司最后应得之现金流量，这项投资就会被拒绝。在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假设所有的销售都依赖建立加工厂(因为贸易限制)，甚至在子公司帐上不记载任何现金流量的情况下，正确的投资现金流量会是12.6元。因为互相依赖，正确指出所有相关现金流量的金额及来源，就变得很重要。
            (二)汇款限制
            地主国通常会限制子公司以红利形式付给其国外的母公司之金额。这些政策一般是为减少收支帐赤字的完备计划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会每年出版的
              《汇兑合约及限制》一书中，都记载实施的限制及政策的改变。在作投资决策的时候，重要的是必须了解目前的限制，以及预测连续执行限制或在未来实施限
              制的机率，后者的预测需要对地主国收支平衡帐的情况加以评估。
            限制有许多种形式，通常是只允许付出每年盈余、保留盈余或是销售量的某一最大百分比。无论限制的形式为何，它们都会延迟现金流量收讫，而减低
              了这些现金流量的价值。损失的多寡是取决于限制的严苛性、延迟收到流量的时间长短，以及资金返回本国前之投资机会。例如，假设投资有10年生命期，
              每年可产生净现金流量100万元，红利付款限制在前九年是每年40万元。但是在第十年年底，可以支付与累积保留盈余相等的金额。在此例子中，必须考虑
              的现金流量是前面九年每年40万，及最后一年600万。如果在此期间内，现金可以再投资，则应包括额外的利息收入。如果40万可以再投资，并获得10%的
              利息，而且这些盈余在第十年年底可以算为红利，则最后的现金流量会是640万加上230600元的利息。
            在本例中，现金流量等同盈余。通常，它们因非现金支出，例如折旧的存在而不同。盈余与现金流量的不同，会让那些可以付返回国的现金流量变得有些暧
              昧不明。如果红利付款的限制是依盈余而制定，折旧费用的正现金流量就无法付返回国。除非这些款项可以有利地应用在地主国内，否则以母公司的利益来讲，
              最好维持低折旧费用，以使国外红利的税后收益极大化。虽然没有一般条例可以适合所有情形，然而充分了解现有的全部限制及其意义是绝对必要的。
            (三)课税
            计算现金流量牵涉到不同的税率。国家不同使用的税率也不同。从美国投资者的观点来看，通常取税率中高者来计算。美国政府虽给予外国公司减免税
              额，但不超过美国税率的最大值。所以超过此税率就会减少投资者的报酬。
            (四)补助
            对某项投资计划的决策，时常也受地主国所提供的特别待遇的影响，如前段国外投资动机中所述，特别待遇有许多不同形式，如果对方有充分的补助，
              则没有补助就不可能通过的计划，就会变成可行的投资。对潜在投资者来说，主要问题是如果地主国改变政策，这些补助是否会被取消。若投资计划在其寿
              命期间，始终留在地主国，政府可能提供价值不菲的税赋优惠。税赋优惠是吸引资本和科技知识的必要鼓励。一旦做了投资，有的政府便可能改变税法，或
              是设立新的限制，以抵销原来的补助。
            潜在投资者需要评估补助，及其被取消的可能性。十分保守的作法是，只接受没有补助也可行的投资计划。比较合理的方法则是加入风险，或是在未来
              可能失去补助的机率，来调整现金流量。了解补助的重要性，也可使投资者采取必要步骤，以减低失去补助时的冲击。
            三、政治及作业上的风险
            政治风险的定义虽有不同，但是可以很容易地指出一些一般的特征及例子。首先，必须区分国家、经济及政治这些密切相关的风险概念，并且了解彼此间的关系。国家风险指的是在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下，进行企业活动的
              风险因素。例如，银行家通常审查欲投资国的经济情况，包括其收支平衡帐、其中央银行之政策及其效用，主要经济部门(进出口、趋势与展望、资金的流动
              及金融之调停)、社会情况、国际关系，以及世界事件对本地经济的影响。
            一般来说，经济风险非由政治而来，它们包括从科技改变、竞争者行为及消费者喜好之改变而来。但是在许多例子中，国家的政治事件与经济风险之间
              有密切关系，例如，在黎巴嫩内战时市场结构的瓦解；伊朗革命成功后，霍梅尼政府禁止某些西方产品的进口；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不确定情势，都是政治事
              件使经济风险加重的清楚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