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

霎时间雷电也来了，铁青的云板里飞舞着万道金蛇，涛响与雷声震成了一片喧阗，大西洋险恶的威严在这风暴中尽情的披露了。‘人生，’我当时指给叔和说，‘有时还不止这凶险，我们有胆量进去吗？’那天的情景益发激动了我们的谈兴，从风起直到风定；从下午直到深夜，我分明记得，我们俩在沈酣的论辩中遗忘了一切”。（《徐志摩全集》第二卷，212 ～ 213页）
  梁启超欧游归国，发起讲学社，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第一个请的就是美国哲学家罗素。他在讲学社欢迎罗素大会上的演说，不仅推崇罗素的学说，而且称颂他的人格。图为罗素（左一）访问中国时的情景。
  这段形象生动的描述，出自一个浪漫诗人的笔下，固然有其夸张的一面，但毕竟真实表达了徐志摩这个人生刚刚展开、对未来充满幻想的青年所能想象的全部精彩场面。可是，天往往是不遂人愿的。徐志摩到了英国，才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一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为他离婚，罗素叫康桥（即剑桥大学）给除名了，他原来是Trinity College（三一学院）的Fellow（研究员），这一来他的Fellowship（研究员资格）也给取消了。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妻两人卖文章过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从学的始愿。”（同上，334 ～ 335页）初到英国的日子里，大约有半年，徐志摩是很郁闷的。这时有两个重要人物进入他的生活，一个是英国作家狄更生先生（今译狄金森），他的《一个中国人的通信》和《一个现代聚餐谈话》早为徐志摩所景仰；另一个就是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
  与林徽因相恋，同张幼仪离婚
  这时是1921年，大约就在这一年，他认识了林徽因。不过，按照蒋百里的说法：“志摩出国之前，在北京见过林徽音（因），那时的她，虽然年纪小，但已经很动人的了。梁公子送徽音（因）欧游，还是两条小辫子在头上甩了甩。那时，志摩的热情、思想、文学的天才正在欧洲开花。毛头小姑娘大起来是快的，尤其是海风一吹，欧洲物质文明的环境里一住，看她像春天里的花苞，经过一阵和风，经过一阵阳光，经过一阵雨露，开了，开了！天生成的尤物，到世上来找美的，找情的，恰巧遇到了志摩。好极，好极了，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封信。志摩回来了，徽音（因）病倒了。”（《蒋百里评传》，141页）这种充满生动细节和情感的叙述，或可聊备一说。
  张幼仪到英国应该是在1920年底。据《徐志摩年谱》记载：“冬夫人张幼仪随刘子锴出国至英国伦敦。”（《徐志摩：年谱与评述》，27页）很显然，这个“冬”，指的就是1920年冬天，大约是在12月中旬。因为，徐志摩11月26日的家书还提到张幼仪何时能来的问题，他说：“从前鈖媳（张幼仪）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鈖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徐志摩全集》第六卷，6页）不过，张幼仪来了以后，他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并不愉快，甚至一步步走到了尽头。1922年3月，张幼仪生下她与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不久，“在德国柏林由吴德生（经熊）、金龙荪（岳霖）二君作证”，徐志摩与夫人张幼仪离婚。“而志摩双亲不忍其媳离徐家，认为寄女。”（《徐志摩：年谱与评述》，30页）
  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爱上了林徽因。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女儿，由于林长民与梁启超的亲密关系，她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许配”梁思成。不过，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父母只是为儿女介绍、搭桥，成不成还要靠年轻人自己交往，自己决定，父母并不强迫。徐志摩死后，胡适有一篇《追悼志摩》，是为他辩护的。胡适是徐志摩最要好的朋友，徐对别人不能说的话，都可以对胡适说。胡适也自认为是最懂徐志摩的，他说：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盖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1922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与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1923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任公又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第二，他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均引自《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胡适》，106～108页）
  胡适这里所说，只是一面之词，不足以反映事情的全貌，考虑到他与徐志摩的亲密关系，有些具体的情节他似乎也不便说。而梁启超对徐志摩的批评，又由于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爱关系，看上去是打了折扣的，并不十分有力。而且，夫妻二人情感如何，终归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旁人是很难置喙的，中间的微妙复杂，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说得真切。再有，对婚姻的态度固然受到某种人生观的支配，可以说得堂而皇之，但具体到两个人的情感，所受伤害及内心的隐痛，也不是旁人可以体会和代为品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