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魂.星辰谱

    总理在那庄重的语气中，满含着无尽的深情。他缓缓地、缓缓地离去，室内又恢复了梦一般的寂静。此时的燕平，似有一种从梦幻中回到现实的感觉，她蓦地意识到，总理已是75岁的高龄，可方才，长时间的交谈，竟然没想到请他坐下。她懊悔，这懊悔如同千斤巨石压在心上，久久不能消失。
    刘燕平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周总理已经是绝症缠身，这竟是她和周总理的最后一次相见……
    197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刘燕平失声痛哭。后来，有人给她带来口信，总理在病榻上还惦念刘燕平和中国民歌艺术的发展，总理念叨着：“刘燕平那件事不知办得怎样了？看来我是帮不上她的忙了……”
    在泪水与悲痛中，刘燕平心中向总理发誓：敬爱的周总理，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照您的嘱托，走自己的路，让中华民族的大众艺术在这块富烧辽阔的土地上牢牢扎根。
    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才能闯出将个人交织于民众生活的新天地。
    整整50年，刘燕平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艺术实践都交付在民歌和新歌剧表演事业的追求上。
    实标地讲，称了嗓子外，劝燕平生理上适合唱歌的条件并不充分，6岁时患淋巴结核，23岁方见痊愈，整整17年，她就是用纱布围着脖子不停地唱出自己的心声。
    淋巴结核带给她的痛苦尚未离去，刘燕平又染上了肺结核。10年病痛、10年磨砺，10年甘苦，10年搏击，她几乎带着几分残忍，用生命做赌注，完成了青年时代的艺术探索过程。
    “别人若用五分力，我就得用十二分。”这是刘燕平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她在艺术探索中所付出的记录。肺结核是个富贵病，要营养、要休息……刘燕平没有这样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时间。10年间，她只有3个月接受医生劝告卧床休息，而更多的日子，她的“休养”都是在排演场和舞台上度过的。
    从1945年主演新歌剧《白毛女》开始，刘燕平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有韵味的不同人物形象。《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草原之歌》中的浓错加、《兰花花》中的小兰、《红鹰》中的林华、《红珊瑚》中的珊妹、《神泉支队》中的队长、《江姐》中的江雪芹……她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奠定了自己的艺术基调。
    正当刘燕平战胜了病魔，满怀信心要挖掘自身新潜力投身艺术新天地的时刻，一场震惊寰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突兀和疑惑之中，她成了红卫兵的揪斗对象。
    批判、斗争、隔离、诬蔑……刘燕平都挺过来了，可她不能没有舞台，没有观众，没有歌声。被剥夺了演出的权利，这对刘燕平来讲是难以承受的最大痛苦，见不到自己的观众，如同见不到亲人；放不开歌喉，如同生命被窒息在烟雾之中，刘燕平想到了种种的抗争方式……
    “燕平，你要想得开，一定要想得开些……不要紧，有我们呢！”
    陌生的面孔，是她的观众、群众表达着最亲昵的感情。炊事员硬是冒着风险，违反造反派的规定，给她做来稍稍好一点的饭菜。生活仍然是这样，艰难中才见人的真诚，她像战胜病魔一样，战胜了这一段为期10年的不幸遭遇。岁月逝去了，她静静地思索着，似乎对人生又有了更深的理解。她怀念童年，怀念陕北的黄土高原，怀念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亲人……她庆幸自己还在人间，她的路要继续往前走……
    在刘燕平的影集里，珍藏着一帧帧珍贵的照片：与身穿老羊皮袄的农民共同研习艺术；向矿工歌手传经授艺；在海防前线为战士引亢高歌；同政协委员一起笑颜欢娱地参政议政……
    改革开放，使刘燕平身上的艺术之光焕发出新的色彩，她牢记着周总理的嘱托，始终坚持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无论在农村、在工矿、在海防、在空军基地，还是在城市的艺术馆，她都用歌声来实践自己对周总理的承诺，不负人民的期盼。
    1979年，广西自卫反击战前沿，她率领中央慰问团一支演出队冒着炮火为战士送歌送舞，受到慰问团团长王震及文化部的表彰……
    1980年，她带队中央民族乐团到陕北演出，乡亲们的热情和期盼使她感动，也使她深感酸楚和不安……
    1982年，在她的倡导和组织下，北京市朝阳区文化艺术辅导中心成立，刘燕平和4O多位艺术家一起，为群众文艺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985年，她又率队踏上了陕川红军走过的路，一路行程一路歌声，将民族的艺术送回到人民中间……
    艺术家把自己的艺术生涯全部献给了人民，而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位有良知的艺术家。1959年，刘燕平被评选为又红又专的好演员，并被邀请进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与民共度国庆10周年大典；1960年，她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卫、体、新闻出版界群英大会；她先后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并连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刘燕平成长的每一步都带着时代的特征和奋斗的印记。
    路是人走出来的，路也是人铺出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艺术家指明了一条光辉大道，刘燕平的一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不停地坚定地走着。在她的身后，留下了一串散发着艺术清香的足迹；在她的面前，有一缕永不衰落的曙光，一个不断延续着音符的世界……
 
第26章 心中只有祖国的——赵施格
    1927年7月赵世炎在上海英勇就义时，赵施格的母亲夏之栩正怀着赵施格。当1928年小施格出世时，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到处都在一片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中共中央当时决定，为了保护和抚养好革命烈士的后代，必须将他们送往国外。中央决定夏之栩带着赵世炎的两个遗孤赵令超和赵施格去德国。1929年5月，他们母子三人乘船到我国东北，然后沿铁路到达了同苏联交界的边境。当时他们取道苏联是为了去德国。但到达莫斯科后，夏之栩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称德国发生了意外事件，不能去了，他们只好留在莫斯科。夏之栩白天到纺纱厂做工，晚上在东方大学学习。后来夏之栩奉命回国，比赵施格大一岁多的哥哥赵令超，被送进了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赵施格在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家住了一段时间。1931年8月，3岁的赵施格也被送进了国际儿童院。他们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房前有一大片森林，房后有一个池塘。当时赵施格是这里的小不点儿，瞿独伊、苏丽娃、苏河清、张玛娅、赵令超等大姐姐、大哥哥们常领他出去玩。这一段童年生活，赵施格是没有记忆的。哥哥赵令超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在那艰苦的年月里生了病，因无钱治疗而过早去世。
    赵施格5岁时，转人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当时把他们这些四五岁的孩子编进了学前班，这种年龄的孩子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游戏，也适当地进行一些学习。首先从学习俄文字母发音。
    
    施格7岁时进了小学，他聪明、记性好，学习成绩很好。他上了二年级后，曾有人问他们长大了干什么？小施格看到院里有辆汽车，就顺口说长大当司机。儿童院里有教祖国语言的老师，中国学生的中文教师叫李长富。施格在二年级就开始学中文，但时间不长，李长富老师就被捕了，说他是特务。不久，德文老师也被捕了。后来，学前部的两位教养员也被捕了。这是小施格有生以来，亲身接受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第一课。从此，这个可怕的影子一直留在他的脑海中。
    1937年夏天，赵施格转到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从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一起转来的大约有20个中国孩子。赵施格在这里认识了中国学生陈祖涛、毛岸英、蔡博等。他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这当然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见。对赵施格来说，周恩来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认识母亲夏之栩，并能够把他和哥哥的情况转告给母亲。一个还没有出生就没有了父亲，不到3岁就离开了母亲的孩子，在异国他乡要见到和妈妈一块工作的熟人，该是多么激动！当他知道周恩来、邓颖超和自己的父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后，就提出要周恩来伯伯给他起个中国名字。周恩来想了一下说：“你就叫施格吧！你父亲的笔名叫施英，你要继承施英的风格！”
    1940年秋天，赵施格和第二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又回到了第一国际儿童院。这时的第一国际儿童院，已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多国家、多民族的集体。生活在儿童院，实际上和周围社会是隔绝的。在学校附近他们没有朋友，既不去学校附近同学家串门，也不请人家来做客。有时他们也接触一些社会，但向他们介绍的都是好的方面。伊万诺沃的纺织女工，作为儿童院的扶助者对孩子们很热情，根据她们的倡议，她们募捐了一大笔资金，支援建设国际儿童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