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魂.星辰谱

即使现在不能写，将来也一定要写的。”
    绍祖谈到胡耀邦时显得很激动，在他的脸上和眼里能够看得出他对这位过世人的深切爱戴和无限的怀念。在干校绍祖与胡耀邦朝夕相处的两个月，真是情同手足，无话不谈。从天文到地理，从历史到现实，从思想到政治，从文学到科技，从国内到国际，从笑话到正事，海阔天空，纵横交错。在干校那个小天地里，思想的空间是没有边际的，但所谈的一切，都没有离开党和人民、献身革命这个主题。使绍祖记忆最深的是胡耀邦给他提了三条意见：一是不够刻苦，虽然在干活上能吃大苦耐大劳，但思想不刻苦，读马列的书不刻苦，想革命的大问题不刻苦；二是不会抓主要矛盾，什么都想干好，结果什么也干不好；三是不会等待时机，明明你讲的是对的，但时机不对，讲出来后适得其反，有时时机要等待一二十年。这三条就成了绍祖后来终身受用的东西。
    “公则明，廉则威”。真诚，是一种力量；真诚，是赢得人民信任的首要条件。胡耀邦那种襟怀磊落、坦诚相见、始终立于平民地位的作风，使绍祖终生难忘。绍祖觉得他是一个宽厚的长者，更能理解体谅别人，特别是对青年人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亲近和关怀，令绍祖对他产生由衷的尊敬和热爱。
    说起王震，绍祖深有感触地说：“我与他相处3 年，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很多事情。那一段时间是与他朝夕与共，他的言行、品德，对我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如同又上了一个社会大学一般。1975年王震听聂荣臻说，应该让我这个学核物理的人归队，才把我介绍给当时的国防科委。他在介绍信中除说了我的一些优点外，还特意写上一句，去了以后不要当官，要从参谋做起。我体会到这才是对我的信任和真正的爱护。离开他以后，他还是经常把我召回去谈谈心。‘十三大’前，有人写信诬告我生活上和经济上有问题，他对我十分气愤，亲自批示要严肃查处。而当他知道信上所写的是不实之词后，又鼓励我不要背包袱。那是‘十三大’中央委员选举前夕，他说诬告信已经散布比较广，对我当选中央委员可能有影响，并说：‘当不上中央委员也不会影响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这件事上，让我深深体会到老一辈对年轻一代的期望与厚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党内生活有了转机，一些老同志开始被启用，一直坚决与林彪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王震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当时与王观澜一起，被任命为国务院业务组（相当于国务院常务会议）列席成员。在此之前，1969年他被“疏散”到江西东乡县红星垦殖场，与那里的干部、群众同生活、同劳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原来的秘书出于正义感死保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王震同志当了两年多“平民”后，又有了新的领导职务，于是就需要重新物色一个秘书。他想找一个年轻一些的，从团中央的干部中挑选是理所当然的了。据说有人向他推荐了好几位同志，其中就有绍祖，并说明绍祖尽管有不少长处，但是曾有过“现行反革命”的问题，而且至今尚无定论。王震知道绍祖的父母，他不相信这位从小在延安读书又经过两千里行军的孩子会反党、反毛主席，当即就拍板说：“我就要这个‘反革命’。”
    1972年4月，团中央河南演川“五七”干校对绍祖的审查还没有结束，一纸调令就把他调到国务院办公室任王震的秘书了。临走前，不少好心的同志帮他出主意，教他怎样去当秘书。也有同志为他担心，说王震同志的秘书可不好当，因为他事情多，脾气大，千起工作不要命。而胡耀邦同志却鼓励他去，说王震同志为革命立过大功，曾经历了五次“长征”：率红六军团从湘赣边到湘鄂川黔；率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到陕北；率三五九旅从陕北到晋绥又回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率南下支队南下北返、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率一野二纵解放青海，进军新疆。建国后又修建铁路、屯垦戎边。毛主席称赞他是既会打仗，又会生产的人。在1943年还亲笔为他写了一纸奖状“有创造精神”。
    耀邦同志还语重心长地对绍祖说：王震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对人民无比热爱，从不搞阴谋诡计。要绍祖放心大胆地去那里工作。平时要与王震同志多交心，做他的真诚的知心朋友。只要这样去做了，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就这样，绍祖成了当时王震手下惟一可以直接指挥的“兵”。
    “文革”前期，林彪反党集团伙同“中央文革”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许多革命老同志被“监护”起来。绍祖一到任，王震同志就指示他，对于所有老同志及其家属，他家的大门都是敞开的，都要以礼相待，真诚地为他们办事。绍祖排除了各种干扰，忠实地、一丝不苟地执行王震的指示，许多要求“探监”的信件和要求复查的请求都是通过绍祖送到王震手里，又经过王震之手，转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叶剑英那里。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王震总是尽全力去保护。“四人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许多学者、专家、工程技术干部被打倒。王震却一如既往，对知识分子关怀、爱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他们。
    “四人帮”曾攻击王震是“黑保护伞”，身边的人都是“黑秀才”。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在绍祖给他当秘书的3 年中，亲眼看见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既讲原则，又讲灵活，严格要求，热情爱护，保护了许多优秀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
    王震出身贫农，从小在铁路上做工，他对劳动、生产有着天然的感情和能力。在绍祖给他当秘书期间，他先是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后来又是副总理；先是协助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抓经济工作，后又支持邓小平、万里等同志抓铁路、交通、邮电的整顿。他不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而是有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人，只要是他认为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会积极主动地去干。说句通俗的话，他是一个“眼里有活的人”。他看到偌大的一个中国，当时农副土特产品出口，一年只有4亿多美元，就主动请战抓这项工作，发展黄金生产，既为国家增加外汇，又可以使农民富起来。在他的推动下，国家调整了黄金收购价格，促使黄金生产很快地发展起来。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十分尊重科技人才，自己以一个业也没有“毕”过的学历，刻苦钻研土壤学、栽培学、细胞学、遗传学等专业书籍，对于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十分敏感与热衷。他组织力量引进优良种子和种畜、种禽，大搞腐殖酸类肥料，推广先进的种植、繁殖技术等。在发展生产的问题上，他一点保守思想都没有，只要是好的、先进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国家的，他都虚心学习，并结交了一大批科学家，每次出差都要带上几位，随时请教。他常对绍祖说，在新疆创业和修筑铁路时，知识分子多么重要，没有他们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有一次，在某省看到报纸上报道当地建造一个水库，说是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硬是把它建起来了。王震对此非常不满意，当即对陪他的省委书记说：“赶快把这个水库拆除，否则出了大事怎么得了！”
    1976年的前9个月，对中国人民来说，真是多灾多难：发生了三次大地震，又相继去世了三位革命领袖，王震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如焚。周总理去世后，他曾想蓄须明志；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他不仅热情支持，还想亲身前往。这些都在他周围同志关于要注意斗争方式的劝说下没有实行。但他确实是运用他在军队中的影响，组织和聚集力量，准备与当时已被毛主席批评过的“四人帮”决一死战。毛主席去世后，他更为悲痛，由于双腿行动不便而住进了301医院。绍祖虽在一年前已经离开他，但由于肠胃大出血，在毛主席去世后没几天也住进了301医院。1976年10月6日晚上，绍祖正好也在他病房里，这次王震就说得更清楚了，他指名道姓地说，江青一伙说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是“走资派还在走”，是要篡党夺权！他提高嗓门说：“我的腿坏了，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走，我坚持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天，绍祖从叶帅家的孩子处得知“四人帮”已被抓起来了，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解放”是什么滋味。绍祖跑到王震的病房里，想和他共享这胜利的欢悦。而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却不像绍祖那样激动，似乎他已想到了未来更艰巨的任务。
    谈到张爱萍这位工作上的老师，绍祖的语气里充满了感激和尊敬：张老有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大无畏的创业精神，而且业务技术精通，对国防科学发展运筹帷幌。1975年张老“解放”以后又被派去抓国防科技工作。那时国防科技战线已破坏得不成样子，张老亲自到科技生产的第一线组织发动群众，亲自组织尖端武器的大规模型号研制。他爱憎分明，襟怀坦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绍祖就是在他主持国防科委工作后不久，调到国防科委工作的。绍祖是学核物理的，但从未做过实际工作。张爱萍要绍祖尽快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向老同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