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

这一事实对阔端打击甚大，从此他再不提起汪红蓼的名字。
    数年后，忽有信使自南方赶来，称是汪红蓼的信使，有亲笔书信呈给其兄汪世显。汪世显知道主子阔端心中并未真正忘却幼妹，见有幼妹的消息，欣喜若狂，急忙亲自召见信使。不想来人袖藏利刃，趁行礼之机，上前几刀将汪世显刺死。刺客随即为乱刀斩死，当时虽不知是受何人指使，但不久即知此为大宋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之毒计。而直到汪世显下葬的那一天，汪红蓼也没有出现过。自此，汪红蓼就成了汪氏家族的罪人，成了不可触及的禁忌话题。
    世事百转千回，当真充满了各种离奇的际遇。一年后，阔端率大军攻打大理，竟意外再见到了汪红蓼，这次不是信使，不是刺客，而是实实在在的汪红蓼本人。当时阔端即将攻下大理北方门户三赕，汪红蓼忽然来到军营求见，称大理是她的第二故乡，请求阔端看在往日情面上就此退去。阔端当年虽然爱她，然时过境迁，情感早由浓转淡，更不至于为了她放弃攻下大理的丰功伟业。汪红蓼不得已，遂坦白相告，说她当年受阔端强暴后怀了身孕，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在大理出生长大，大理是其母国，求他看在孩子的份上，就此罢兵。阔端自然极为意外，思虑良久后，表示愿意退兵，但条件是带走孩子。汪红蓼尚对阔端当年强行奸污她一事耿耿于怀，当即拔出短刀，斩下了自己的左手，称这就是自己的回答，如果阔端还想要孩子，就得跨过她的尸体。阔端惊骇之极，他当年爱上这个女子，就是因为她有惊云流水般的气质，还有敢当面拒绝他的勇气。这么多年过去，她的风姿还是一如往昔，他再次为她倾倒，遂就此退走。
    然而，这次偶然的相遇却成了阔端胸口解不开的心结，他不能忘记汪红蓼，即使她对他如此决绝，更不能忘怀他的孩子，即使从未谋过面。
    他想要派人接回汪红蓼母子，妥善安置照顾，却知道会被拒绝，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他一度怀疑是否因为他杀人太多，杀业太重，所以上天如此惩罚他，让他与最挂念的女人、孩子不能相聚。为了弥补愧疚，他亲自来到南郭寺，大做法事。又向方丈倾述，希望能稍解心中烦忧。
    阔端的南郭寺之行并没有真正令他解脱，但他对方丈的忏悔与诉说却一字不漏地落入张如意耳中。张如意回到钓鱼城后，正好遇到余如孙来钓鱼城处理公务，顺便到琴泉茶肆小坐，便将阔端与汪红蓼育有一子且安氏夫妇藏身在大理的消息告诉了这位余公子，又重提十年前蜀帅余玠以死士冒充汪红蓼信使刺杀汪世显一事，无非是暗示可以利用汪红蓼和阔端生的孩子大做文章。余如孙先是惊讶，随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帮助父亲余玠再建大功、再立威名的大好机会，要求张如意不要再对任何人提及这件事，随即返回重庆府，将经过情形报告给了父亲。
    起初，余如孙的想法跟张如意一样，无非是要利用汪红蓼母子，通过某种手段去行刺蒙古皇子阔端，虽已有汪世显的前车之鉴，但这次涉及的可是阔端的亲生孩子，对方不可能不上当。然余玠认为纵然行刺阔端成功的把握相当大，但目下执掌蒙古朝政大权的是拖雷之子蒙哥，蒙哥正逐步铲除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宗王的势力，属于窝阔台系的阔端已然失势，而漠南汉地事务是蒙古经营的重点，蒙哥很可能想将阔端手中的权力收回，转交给自己的亲弟弟忽必烈掌管，如果刺杀阔端，反而是帮了蒙哥一个大忙。与其行刺阔端，倒不如利用其困境游说他归附大宋。
    既然阔端对汪红蓼母子念念不忘，只要能事先争取到汪红蓼的支持，便有很大的成功机会。即使不能说服阔端投降南宋，亦可以在其中离间挑拨，促使本已猜忌阔端的蒙哥对其下手。
    如此，最理想的状况，阔端率部内附大宋，西川、秦巩及河西之地不战而归大宋所有。这可是旷世伟业，即使是当年宋太祖、宋太宗在世，也未能拥有河西之地；最差的情况，阔端不肯内附大宋，也足以令蒙哥对其心生疑忌，痛下杀手予以铲除，与宋方派刺客行刺无异不说，还极有可能导致蒙古再度爆发内讧。
    余玠考虑成熟后，即派爱子余如孙来执行此事。因余如孙是蜀帅之子，不便出面，遂以合州知州余大成的名义与安氏夫妇通信。余大成与前蜀帅安丙之弟安焕是亲戚，论辈分是安乙仲的表兄，他以个人名义给安氏夫妇写信，当然最合适不过。
    但事情远远不如想象中顺利。送信人到达大理后，还未开口，便被汪红蓼当面拒绝。汪红蓼称已遁世多年，再也不想卷入世间纷争，大宋也好，大金也好，蒙古也好，都跟他们全家人没有半分干系。安乙仲唯妻子之命是从，始终一言不发。送信人分外尴尬，只得将信留下，悻悻离去。汪红蓼本想将信撕掉，还是安乙仲阻止，称既是以家信的名义寄来，还是看一看为好。
    余大成在信中谈了许多旧事，尤其列举了安乙仲所熟识的诸多朋友亲眷被蒙古阔端及汪氏杀害的惨状，称只要天下一家，再大的仇恨也可以放下。又称阔端及汪氏正被大汗蒙哥猜忌，朝不保夕，若是汪红蓼肯出面游说阔端及窝阔台系宗王内附大宋，那么不但可以自保，还可以继续在河西之地称王。但因顾及安乙仲的面子，信中丝毫未提汪红蓼与阔端育有一子之事。安乙仲读信后未做任何表示，只将信收藏在书房中。
    不久，余大成三批信使相继到来，均被安氏夫妇拒之门外。余玠事先已预料到此节，早有对策，指令一直在暗中监视安氏夫妇的余如孙设法绑架了其长子安允，并留下书信，公然邀请安氏夫妇赴钓鱼城做客，顺便与儿子安允相聚。
    按照余玠的设想，即使汪红蓼不肯就范，但擒获阔端之子，是个与对方谈判的有利棋子。不想安允倔强异常，途中几次逃走，虽又被捉回，却惹来不小的动静，险些被大理军发现。余如孙只得用重铐将其手脚锁住，禁锢在铁笼中，用货车将其辗转运回宋境。
    安允被秘密押送到合州后，先是监禁在城外的一艘大船上。又因河上来往船多，鱼龙混杂，容易出纰漏，余如孙与余大成商议后，决定将他转押到军营牢房中。那晚安允以木叶引来注意后，牢头派人飞报余如孙，余如孙担心出意外，遂将安允暂时关在寅宾馆，后又带进了州府中。
    只是这些日子以来，余大成始终未能等到安氏夫妇赶来钓鱼城“做客”。而留在大理负责监视安氏夫妇的人则紧急回报说，安氏一家人利用当地大理人做掩护，已设法逃脱，不知去向。
    余如孙料想当年汪红蓼为保住儿子安允不被阔端带走，宁愿斩断手腕，绝不至于丢下安允性命不管，又无处可去，多半是去投奔阔端了。
    即便这样，形势依旧有利，阔端眷念爱子，很快就会派使者到钓鱼城来谈判。不想使者还没到，先是安允的妹妹安敏及负责营救的蒙古人到了，且意外从张珏处得知汪红蓼已经病发身亡的消息。
    余如孙讲述完经过，又道：“如果张将军找到安敏，务必将她移交给我，我需要确认她母亲汪红蓼的死讯及她父亲安乙仲的下落。”
    阮思聪道：“安敏大概还不知道安允只是她同母异父的兄长。她一个小女孩子，不知轻重，贸然跑出来营救兄长，她母亲汪红蓼一气之下发病身亡。之前安敏曾告诉张将军，说那些蒙古人是她父亲派来救她的，那么安乙仲应该已经一怒之下投靠蒙古人了。”
    余如孙道：“若真是如此，反而更好办事了。安允不是安乙仲亲子，他在意的应该是他的宝贝女儿。张将军，你要尽快擒获安敏。还有那些被捕的蒙古人，劳烦先移交给我，我正好要请他们带话给阔端。”
    张珏因李庭玉一行未经审讯，尚在沉吟中。余如孙已露出不快之色来，厉声道：“我这里有我父帅余相公亲自签发的手谕，四川地方军政官员，一任听我调遣。张将军，你敢抗命吗？”他并未在军中任职，只在帅府掌管机要文书，张珏的都统职务比他高得多，他却倚仗父亲权势如此声色并厉，难免有飞扬跋扈之嫌了。
    张珏道：“张珏不敢。来人，去牢房将昨日在护国寺捕获的蒙古奸细尽数押来州府，移交给余公子。”又道：“告发吴知古是吴曦之女一事的，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名叫李庭玉。吴知古这件事……”
    余如孙不耐烦地打断了他，道：“吴知古正得皇上宠幸，单凭一个蒙古人不知真假的几句话，就能动得了她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张将军，这件事你不必再管了。目下你要做的，就是全力搜捕安敏。大理国大将军死在钓鱼城，总要给大理一个交代。”言下之意，是要将安敏当作杀人凶手，用来向大理国交差。
    张珏一时默然不语，余如孙全然不问高言命案经过如何，显然心思只在劝降阔端这件事上。这也难怪他如此紧张——今年正好是其父余玠入蜀第十年，余玠对四川的贡献有目共睹，然朝廷猜忌武将成性，余玠担任蜀帅多年，加上政敌攻讦，不可避免受到疑忌。况且余玠上任前曾有“十年之间手挈全蜀还朝”的豪言壮语。显然，他当时乐观地估计了形势，蒙古兵锋正锐，朝廷又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来支援四川战场，他手中兵力始终不足五万，只能采取守势，无力收复失地，这亦成为了宋理宗不满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