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之罪

假如，有朝一日，人类真能识别遗传基因中的恶源，并且掌握了“修剪”那些恶性dna片断的技术，那么人类就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犯罪问题，就有可能实现“让世界充满爱”的梦想。这就像人类试图通过遗传基因手术来根治癌症的理想。当然，犯罪不同于癌症。人类即使掌握了这种技术，也未必就能普遍使用，因为那不仅会侵犯人权，而且会产生使人类变成弱智的风险。
    我以为，明确“人性本恶亦本善”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人性中既有恶源也有善端，所以社会环境就成为影响人类行为善恶的决定因素。如果社会环境养善，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善。如果社会环境养恶，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恶。在当下中国，人们经常感叹好人太少。为什么呢？因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不养好人！在一个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鼓动人们为成为强者而进行恶性竞争的社会中，人们很难“与人为善”。在一个从道德和文化两个层面都纵容人们为获取个人利益而弄虚作假甚至坑蒙拐骗的社会中，人们很难“独善其身”。于是，在官场上，在商场上，在各行各业的职场上，人们都竭力发扬自己体内的恶，以便对抗并战胜他人的恶。一些父母甚至从小就想方设法把孩子培养成“狼”，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会成为落入“狼群”的“羊”。有些贪官在为自己的恶行辩解时声称“确有苦衷”；有些奸商在为自己的丑行辩解时抱怨“别无选择”；甚至一些外国商人到中国行贿行骗还说什么“入乡随俗”。此外，有人还主张“以恶治恶”，“以暴去暴”。例如，有些执法者就以执法对象是“恶民”和“刁民”为理由，公然使用恶性执法手段，如暴力执法、刑讯逼供、野蛮拆迁等等。但是，以恶治恶，只能使人更恶，只能使社会环境更加恶化，因为在“狼”的世界中，谁都不甘心为“羊”！
    要使我们的社会行为环境能够养善，就必须有人率先行善。那么，谁应该率先行善？我以为，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应该率先行善，因为这样做比较公平。如果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率先行善，那就会使弱者更弱，不利于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其实，这也符合强势群体的利益，因为强势群体最需要社会的和谐稳定。所谓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就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和掌握财富的人。要想保住已经掌握的权力和财富，他们就需要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果社会不和谐、不稳定，他们手中的权力和财富就会受到威胁。人类的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个社会变革的规律。对此，强势群体要有忧患意识，更要有忧患行为，只有以实际行动抑恶扬善，才能防患于未然。
    构建抑恶扬善的社会行为环境，必须以民主和法治为基本路线，其中，制度建设是关键。在当下中国，制度的建立还是由政府官员说了算，因此，能否建立抑恶扬善的制度，掌握决策权的官员就成了关键的关键。在此，政府官员必须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例如，建立真正的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是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也是在社会中抑恶扬善的示范性制度，但是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官员的隐私权。倘若掌握决策权的官员能够损己利群，则善莫大焉。此外，在中国应否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等关系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做到决策过程的公开而不仅是决策结果的公开，那也是抑恶扬善的制度性进步。至于如何公开，我曾提出一个简便易行的建议：向全国人民电视直播开会讨论的过程并要求每一位决策者以实名制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诚然，这样的制度有些难为决策者，而且是决策者自己难为自己。但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难为自己，堪称“上善”！
    中华民族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危机。这危机就是伴随物质繁荣而来的精神大萧条。每个民族都需要一种精神，来支撑民族的灵魂。每个时代都需要一种精神，来回应历史的变迁。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需要的不是说教和争论，而是勇气和良心。
    四
    在《性之罪》中，韩昕昀、陆伯平、夏大虎本来都是善良之人，但是恶劣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步入歧途，弃善从恶。由此可见，人之善恶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社会制度是社会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在良好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行为也会趋向善良。假如真有人类的天堂，假如人类真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我相信，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一定都是善良的，因为那里的制度可以使人养成善良的行为习惯。然而，我们现实的社会制度却不具有这样的功能，因此，使人向善，就要改良我们的社会制度。
    和人一样，制度也具有遗传性。虽然政权更替的时候，新的执政者往往会宣称要建立全新的社会制度，但是，旧制度的“遗传基因”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得到传承。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曾经壮志凌云地“砸烂旧世界”，甚至不顾一切地“破四旧”，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制度中仍然带有过去的“遗传基因”，包括一些卑劣的“基因”，如人治、专制、特权，以及非文明的政治斗争模式。换言之，中国的社会制度缺少民主“基因”、法治“基因”、平等“基因”，也缺少尊重、宽容政治对手的“文明基因”。于是，我们的政治斗争一定是“胜者王侯败者寇”，不同派系的政客们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而且经常使用“暗器”。在这样的制度下，人心向恶符合强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但是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
    如何改良中国社会制度的“基因”？我以为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可以从一些具体的“小制度”做起，使之成为“良性基因”，然后再推动“大制度”的改良。例如，我曾经提议，为了降低官职的独断权力，而建立一种成就感均衡的干部晋升制度，即升官不加薪。具体来说，公务员工资级别的晋升以资历和考绩为依据，只要按照考核标准完成本职工作，就可以按时晋升级别和工资待遇；但是，晋升职务不与工资级别挂钩，而且每晋升一次职务就要停止晋升工资级别一次。换言之，选择升官就要放弃加薪。虽然这种制度并不能彻底改变公务员对升官的追求，但是有助于在官场上达致成就感的均衡，也有助于缓解官职的“供需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买官卖官”的现象。
    另外，我还曾建议改变我国“选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标准。目前在我国各级“两会”代表委员中，绝大多数是政府高官、工商大腕、社会名流、文体明星，都是以“官本位”和“金本位”为标准的社会成功人士。于是，“两会”就像是社会“高端”人士的大聚会。其实，这些人士并不能代表社会中真正需要代表的民意，也不能真正发挥监督政府的功能。而且，这些人士已经享有很高的社会荣誉或名望，没有必要再用“两会”代表委员的荣誉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并拉大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成就感差距，让多数人感觉心里不平衡。社会中的成就感是需要均衡的，均衡才能达致和谐。因此，我曾建议，政府官员不能担任“两会”代表和委员；其他行业的“高端”人士一般也不能担任“两会”代表和委员，从而使“两会”真正成为社会“低端”民意的代表大会，而且要坚持“善本位”的“选举”标准。无论在哪个行业或界别，只有多行善事和关心公益的人才能成为“两会”代表或委员。
    我不是“另类”，尽管我的某些思想可能有些“另类”。我以为，上述良好的“小制度”是有可能在我国的一些地区或单位率先建立的。这样的“小制度”多了，就可以改良中国社会制度的“遗传基因”，就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人向善行善。而且，作为“遗传基因”，它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后代，使韩昕昀、陆伯平、夏大虎的子孙们不会重蹈从纯洁到邪恶的覆辙。
    其实，探讨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并不是我的初衷。古今中外那么多学识渊博的“大家”都说不清楚的问题，我这样一个知识积累先天不足的“小家”又怎么能够说清楚呢？我想说的以及我想看到的，就是这些具体的真实的善，是能够遗传给后人的善。
    这样的善多了，性也就无罪了。
    何家弘
    2010年岁杪写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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