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

不得不承认，中日海战的胜负在此时就已经判定。李鸿章虽然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结局，但他终究努力了。
  李鸿章的努力没有让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取胜，但终究还是让日本也耗尽了国力，最终不得不暂时停止侵华的步伐。李鸿章的远见也没有让他避免在甲午海战后“靠边站”的官场命运，但他终究还是没有倒。这场战争也让清政府明白了他的价值，虽然给了他一个闲职，却同时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2.敢为天下先，官场不倒的大智慧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李鸿章立于风气之先的姿态，一定会让他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他始终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又让人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能坚强挺立。一正一反的平衡，让他始终立于旋涡却能够自立。
  李鸿章，是预言家。他预言，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敢为天下先”是勇气，“敢为天下先”也是智慧，这种智慧至少让李鸿章没有被他所处的时代所淘汰。
  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大清国在经历短暂的疼痛之后，并没有认识到大的危机还在后面，林则徐的主张，更被冷落、拒绝。
  直到二十多年后在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过程中，掌握了权力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才忽然发现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
  1861年，湘军攻陷太平军占领的安庆后，在恭亲王奕的支持下，曾国藩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但安庆内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将”，而且没有机器设备，仍是手工生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还不是近代军事工业。
  曾国藩所认为的西方的“长技”，就是船坚炮利，因此谋求“自强”的活动即从购买和制造船炮开始。但李鸿章并不这样认为，李鸿章做洋务的起点比曾国藩要高。
  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其中两所由中国人主持，一所由英国人马格里主持。前两个炮局没有雇用外国工匠而且也没有机器设备，完全采用手工劳动。马格里主持的炮局起初也无机器设备，但不久就购置了一些机器，这些机器虽然非常简单，但毕竟是中国政府首次引进机器。这三所“洋炮局”，为之后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械制造局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李鸿章的种种远见，并不为晚清贵族们所接受。但李鸿章的行为，却切切实实给大清国带来了实惠。在内忧外患的晚清，顽固派们可以拒绝洋人的思想，但不能拒绝洋务运动带来的实惠。
  虽然在顽固派的反对之下，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被冲击得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但李鸿章还是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艰难地推动着洋务运动向前。
  多年的官场经历，让他在做事的时候，多了一分老谋深算，少了一分冲动锐气。他知道自己处在风口浪尖，在顽固派的攻击面前，不能鲁莽，而要有十分的心计和耐心。在给朝廷的一封信中，这种工于筹谋的本性一览无余。
  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鸿章对炸炮、炸弹和蒸汽机做了绘声绘色的介绍，其细致与耐心，如同一个老师在向小学生解释他们刚接触到的某个新事物。
  对一直处于外患频仍、内乱不断的清王朝来说，“洋务运动”的种种举措与其生死存亡休戚相关，本应大力支持。然而，从造枪造炮到铺铁路架电线等顽固派一概谴责为“溃夷夏之防”，是用“奇技淫巧”来“夷化”中华。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笔墨描述“洋器”，可见李鸿章想让王公大臣们了解 “奇技”“淫巧”的心情是多么迫切。
  此时的清王朝，不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思想上，已经太成熟了。一个如此成熟的制度和思维模式中的人，只会利用惯性的力量向前，任何试图改变这种惯性的力量，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都会遭到激烈反对。
  “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他们最体面的理由。
  对“洋器”的介绍，并不是李鸿章最终的目的，李鸿章在介绍完“洋器”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开始探触到“洋器”背后更深的知识和技术背景。这才是李鸿章的目的。
  当时，日本“开国”向西方学习未久，但李鸿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故以日本为例鞭策国人：日本前些年也为英法等国侵略，但现在“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
  李鸿章的目的显然不止于引进西方的技术这么简单，因为李鸿章已经发现，技术后面，是更为深刻的思想原因，要想真正地实现技术上的进步，必须从思想上对国人进行改变。
  他指出，“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殚精覃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而中国以往对西洋枪炮的介绍不仅数量极少、极为简略且“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若以此作为了解“西器”的门径，结果只会“失之愈远也”。
  在政治上，李鸿章不是维新派，但在思想上，李鸿章绝对是改革的先驱。他始终代表着清朝最先进的“生产力”，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很多举措，如废八股、建新式学堂等，都是李鸿章以前在奏折中提过却没能办成的，也因如此，李鸿章一直暗中支持维新派的改革。但他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僚，懂得在斡旋的同时首先自保。他在后宫听到荣禄跟慈禧关于法办维新派的对话，马上私下传给了康有为，暗示他们有所准备。
  而以后孙文对其上书，以及其对孙文的出国安排，也显示了其“留待后人来解决”的明智。
  李鸿章立于风口浪尖，并不是哗众取宠。李鸿章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实”也给了李鸿章立足的根基。
  李鸿章的这种超前姿态，让他自身也获益良多，顽固派的反对，换来的是开明者的支持，而且经过李鸿章的培养和争取，开明者的队伍逐渐壮大，而他获得的支持力量也越来越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梁启超曾经有过暗杀李鸿章的打算，但后来了解了李鸿章之后，他放弃了这个打算，并把李鸿章作为极力争取的对象。
  敢为天下先，这就是李鸿章立于风口浪尖而不倒的原因了。
  3.一张口，让自己从被动变主动
  辩论从实质上来讲是战略，而不是战术。所以，真正的辩论不是口舌之争，而是利益和手腕的较量。
  真正的辩论家，是通过对形势的审视，或者通过在辩论之前巧妙的布局，抓住对方的痛处，掩盖自己的短处，然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一击而中。
  所以，辩论不仅仅是口舌的技巧，而更是超凡的洞察力和时机的把握能力。李鸿章善辩，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的驳反对造船论。
  “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最直观的认识，中国近代正式有造船工业，是从李鸿章于1868年开始建造轮船“恬吉”（后改名“惠吉”）号开始的。
  紧接李鸿章之后，左宗棠于1866年底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正当造船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1月23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
  宋晋反对造船的理由在今天看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却反映了一大部分“心怀天下”，自以为“名门正派”儒学正宗的人士的观点。
  宋晋的理由有这样几个：
  第一，国家财政困难，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两，“靡费太重”。
  第二，因为制造这些轮船是用以“制夷”的，现在中外“早经议和”，造船反会引起外国“猜嫌”，而“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
  第三，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他同时指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请旨敕令闽浙、两江总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造船。
  如果说第一条还勉强过关的话，那么后面的理由就只能显示出清王朝自命不凡的当权者的无知和浅陋。
  对宋晋的建议，朝廷既不想得罪洋务派，也不想得罪那部分清流，于是发布了一道模棱两可的 “上谕”：一方面表示轮船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不应惜小费而堕远谋”，一方面又表示“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
  对宋晋的这种浅陋，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左宗棠、沈葆桢于五月初先后复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而李鸿章则迟至六月下旬才复奏。
  李鸿章的迟延，一方面显示了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另一方面，曾国藩和左宗棠的表态，让他有了足够的底气。
  剩下的，就只是发挥自己在辩论上的优势，对反对者进行慢条斯理，但绝对具有说服力的辩驳了。
  李鸿章在奏折中首先分析了清朝面临的形势，而这种大局观的缺乏，是反对派最致命的弱点：“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通过印度从南洋逐渐向东北侵略，闯入中国边界甚至腹地，这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这种局面的形成，就是因为清朝在技术上的落后。虽然“合约”已成，但仍然是强敌环伺，所以，清朝要自强，而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