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

最重要的，李鸿章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资源，经常有赖于他管辖之外的省份。
  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但他深知自己的影响力及个人实力，比起刚刚攻下南京时的曾国藩是不如的，连鼎盛时期的曾国藩都不敢自立，更何况自己了。
  李鸿章的选择，是基于对自身力量和全局的考虑基础之上的明智选择。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了。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上李傅相书》。在这份《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议。孙文这次上书的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这一时期的李鸿章面对这样的建议，不过是博君一笑耳。此时的李鸿章，即便有自立的心思，也没有了自立的锐气了。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梁启超到了广州，拜会了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拥两广自立旗帜鲜明地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体；中策为起兵广东，北上剿拳勤王；下策就是奉诏入京议和了。
  这个时候，李鸿章是对那个腐朽的朝廷彻底地失望了。这个腐朽的朝廷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牺牲人民，绥靖洋人，让李鸿章本人受够了窝囊气。但说到自立，此时的李鸿章更不会这么做。
  此时，李鸿章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已经不可能作为起义的领袖，更何况，李鸿章不得不考虑名节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李鸿章对局势的不明了。在同时代的官僚当中，李鸿章算是一个前卫的人，但他对于当时中国何去何从，还是不清楚的。他知道一定要改革，所以他暗中支持维新派，但他也知道当时维新派的主张不切实际，所以，希望他们能“来日方长”。
  李鸿章是明智的，他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自己认识的局限，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而这些都是他无法突破的。
  李鸿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会是浅层次上的追求，他追求实业的兴趣远大于政治，因为囿于各种局限，他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无能为力。
  李鸿章清楚，他就是一个过渡者。
  这种定位，让他既能自立于当朝，也足以彪炳后世了。
  李鸿章放弃拥兵自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李鸿章是在清朝选拔出来的，他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观念，即便他有自立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思想上无法突破的障碍决定了他从一而终的宿命。
  李鸿章不以身犯险，这种谨慎和从一而终的忠诚，最终保证了他虽然在政治生涯中遭逢无数次低谷，但一直没有彻底倒下。
  
第二章 精明强干，能力是屹立不倒的资本
  1.先见之明是混好官场的基本功
  官场上，先见之明是非常重要的。李鸿章在看人看事方面，总是有先见之明，这种宝贵的能力，能让他大致判断出事情发展的轨迹，并且在事前就做针对性的准备，以免事到临头时毫无准备而导致的仓促和忙乱。多一分从容，就少一分失误；多一分准备，自然多一分胜算。
  李鸿章的这种精明，首先表现在他对日本的看法上。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李鸿章相比清政府的其他官僚，是更有远见的。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决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日本政府便试图努力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而日本此时积极打开对华关系，除了想“均沾”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外，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打开、进而征服朝鲜做准备。
  朝鲜当时是独立国家，是中国的“藩属”。按照日本的战略设想，征服朝鲜是实现其征服中国、统治亚洲进而争霸世界的第一步。
  后来，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经上海来到天津，会见了李鸿章，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1871年1月21日，李鸿章上了奏折——《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在此折后面提及了日本今后可能对中国的威胁：“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但他相信通商可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
  当时，在清政府眼中，日本就是个“蕞尔小国”而已，对日本，李鸿章虽然在心底里也有轻视的态度，但总体上，他对日本还是给予充分重视的。
  由于准备对日谈判，李鸿章更加注意日本情况。在1871年4月9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表示“东洋与中土最近，既议通商，稍有不慎易滋后患”。
  李鸿章此时对于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已有认识，所以想以条约形式加以遏制。《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所属邦土”，即指中国藩属国，实指朝鲜。对于朝鲜，李鸿章在给朝鲜的一封长信中畅谈了他对朝鲜处境、东亚形势的看法和应该奉行的外交方针。他认为日本居心叵测，行为乖谬，恃强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应及早设法防范。朝鲜在做军事准备的同时，还应做外交努力，“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与欧美各国立约以牵制日本。而在对朝廷的奏折中，对于对国际形势一无所知的朝鲜能否采用此策，李鸿章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由于朝鲜不熟悉“洋情”，突然与洋人相处可能会发生种种冲突，“应由中国随时随事妥为调处”。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的这种担心确有道理。
  此时国人大都仍视日本为不足道的“蕞尔岛国”，而李鸿章却已看到日本今后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李鸿章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怂恿下，借口1871年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悍然发兵进犯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生产的军舰“安澜”“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六千五百人入台，并运去洋炮二十门。同年十月，清政府却接受英、法、美等国的调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承认琉球国是日本的属国，赔款五十万两白银。
  大久保利通在结束北京的谈判后来到天津，李鸿章在会见他时，谈到了两国的变革，李鸿章感慨地说：“贵国眼疾手快，万事运转通畅。而我国，如足下所知，国古而旧弊凝聚，改革非易。”
  此时的世界，海洋已经不是隔绝与世界联系的屏障，而是敌人来犯的重要通道。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李鸿章开始筹建海防。
  所谓筹建海防，主要就是建立近代海军。由于财力确实困难，清政府不得不放弃同时创建三支海军的想法，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划三”，因此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次战略大讨论，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讨论甫一结束，李鸿章就开始创建北洋水师，这是中国海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北洋海军，拥有舰艇二十五艘，官兵四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了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李鸿章承认“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现实，呼吁与日本竞争才是当务之急。日本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留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蔑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以后近八十年的历史表明，恰恰是日本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严重的威胁，几次将中华民族置于亡国之险境。
  北洋水师的兴建，是一场与日本的军备竞赛。
  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时，其实力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然而此后至甲午海战前的六年，由于经费紧张便未再添置一舰，未再更新一炮。1891年4月，户部干脆明确要求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此后，更是连正常维修都不能保证。观之日本，六年中平均每年添置新舰两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两相对照，天壤之别！
  也正是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大幅提高。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