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宫廷档案

  当上皇帝后，玄烨还能放下架子，虚心接受名家指点，更是难能可贵。董其昌的小老乡沈荃，“书学董其昌”，顺治九年中探花，官至礼部侍郎。玄烨“尝召入内殿赐坐，论古今书法”。玄烨二十四岁时，让沈荃手书《百家姓》、《千字文》奉上，作临摹字帖。他“赐给”沈荃两幅字：“今朕将所书之字赐汝，非以为佳；但以摹仿尔字，故赐观之，果相似否？”沈荃知道皇上的脾气，陪他练字时，从不“姑息迁就”，“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玄烨则“小心伺候”。沈荃“尝于御前临米海岳帖，上见其笔秃，取风管一，亲吮毫以授公。”玄烨深喜沈荃忠益，“所赐御书风管”、“貂裘文绮茗馔之属，至不可胜纪。”
  后来，子继父业，沈宗敬入朝为官。玄烨令其作大小行楷。他对大臣们说：“朕初学书，宗敬之父荃实侍，屡指陈得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勤也。”
  已过而立之年的玄烨，与南书房大臣高士奇谈论书法之妙时，说：凡事贵乎有恒。一技一能，亦必久而后成其名。朕于作字，留心非一日，今觉稍稍有进。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凭玄烨这种虚怀若谷的劲儿，还能没有长进！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玄烨南巡到达镇江，登临金山。金山寺方丈求赏“御笔”。玄烨正冥思苦想写点儿什么好时，高士奇趁没人注意，悄悄递给皇上一个小纸片儿，上面写着“江天一览”四个字。玄烨心领神会，大笔一挥，把高士奇的“创意”，变成了“御书”。现如今，游人仍可在金山寺后山上，一睹“江天一览”碑的风采。
  驻跸苏州时，玄烨游览狮子林，边看边不时赞叹：“真有趣！”赐匾时，他接受了高士奇的建议，书写了“真趣”二字。
  为杭州灵隐寺题匾时，玄烨“犯了错误”，把繁体字的“靈”，雨字头写得过大；正愁无法继续下笔时，高士奇上前“救驾”。他假装出手为皇上研墨，玄烨看见高士奇手掌上有“雲林”二字；灵机一动，灵隐寺便挂上了“云林寺”的招牌。
  沈荃、高士奇由于书法非同凡响，圣眷优隆。乾隆年间，杨瑞莲因为字儿写得好，当上了官儿，还能遇难呈祥。
  扬州人杨瑞莲工篆隶，投奔在京师作大官儿的亲戚梁诗正，在他的书馆中作“缮写”。一日，弘历微服私访书馆，问：“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杨瑞莲答：“都考举人去了，留我一个人值班。”第二天，弘历召见梁诗正，对他说：“杨瑞莲有一手漂亮的字，没参加举人考试，错过了机会，太可惜；就赏给他一个举人头衔，到湘潭当县令去吧！”
  后来，杨瑞莲没有把尾巴夹紧，尾巴尖翘了起来，得罪了朝廷大员，遭到弹劾。弘历看了“投诉信”，不以为然地说：“杨瑞莲是个老实人，朕了解他。”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弘历特别喜欢赵孟的字儿，当时“董赵书风靡天下”。影响元、明、清三代书风的书法大家赵孟，浙江湖州人，据说有宋代宗室血统。他被视为“颜真卿之后，复古二王书法的旗手”，“六体”俱能，尤工隶、行，书法与“颜、柳、欧并举”，世人称之为“赵体”。
  乾隆年间，刑部尚书张照初学董其昌，又从颜真卿、米芾，书艺造诣颇深。品酒论戏之间，弘历常与张照研讨书法。清代《茶余客话》记述，张照坠马摔伤右臂。时值百官进呈《落叶倡和诗》，张照不愿落空，用左手书楷，凝和蕴藉，无一呆毫，“上大悦”。
  在历代帝王中，就数弘历题词赐匾的瘾最重；字“迹”遍及祖国各地。张照，字“华亭”。是时，行家都说：“寺里石碑称御笔，精神姿态是华亭”。或许弘历学得太像，或许就是张照代书。
  自东晋以来，书法界崇尚王羲之父子的帖札，人称“帖学”。玄烨、弘历钟情于董其昌、赵孟，康熙—乾隆年间，“帖学”火得不得了。盛极而衰；乾隆中后期，大量古碑出土，有心人从中发现了书法之源，大力倡导“碑学”。湖南道州人何绍基，被看作是“碑学”的一位“身体力行”的实干家。江苏仪征人阮元，乾隆年间进士，官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至体仁阁大学士，被称为“碑学之首倡”，著有《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福建宁化人伊秉绶，乾隆年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及惠州知府、扬州知府，工隶书。人们说他是清代“书坛巨擘”，“碑学开山鼻祖”。安徽怀宁人邓石如，多年专心临摹秦汉以来的金石碑刻，“开有清一代碑学之宗”。山东曲阜人桂馥，乾隆年间进士，“隶书源头，出自汉碑”；“百余年来，论天下之八分书，推桂第一。”
  处在帖衰碑兴之际，书法界各推“掌门”，互相评说“是否真传”。有资料说，刘罗锅子刘镛的学生、内阁学士翁方纲的女婿戈仙舟问刘老师：老丈杆子让我问问您，“哪一笔是古人的？”刘老师说：回去问问你的老丈爷儿，他“哪一笔是自己的？”
  乾隆皇帝弘历倒没有什么门户之见。江西新建人曹秀先，乾隆年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尤工书法”，“碑版照耀海宇，自刻石书课若干种”。弘历尝召问，蒙赏御临黄庭坚尺牍二幅。
  有其父必有其子。弘历的四子永珹、五子永琪、六子永瑢、八子永璇和十一子永瑆，都是书画高手。永瑆的名气最大，为乾隆年间四大书法家之一；另三家是翁方纲、铁保和刘罗锅子。弘历的裕陵，有一座“圣德神功碑”，嘉庆皇帝颙琰撰文，碑上的汉字由永瑆书写，是清代碑刻佳作之一。
  同治皇帝载淳也算出自“书香门第”，书法功底自然不薄，舞文弄墨当属“本职”。传说，他在逛“八大胡同”时，曾顺路逛了逛宣武门外的琉璃厂。那里是文人雅士经常出没的地方，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的云集之处，店铺鳞次栉比。载淳买了一批书画用纸，掏出一把“瓜子儿金”结账。店主一楞，知道买主绝非凡人，退回瓜子儿金：“东西尽管拿走，权当小店奉送，欢迎再来。”不料，转天有人如数送来了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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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念始终典于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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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载淳“花”得很，却从来不“吃拿卡要”。这一点，比如今的某些官员强多了，别说不花钱就“买”东西，借了不还，也是常事儿。想当年，响当当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康生同志”，办事儿就一点儿也不“文化”，多次违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了故宫博物院的古代字画不还。
  慈禧太后御笔书轴知道光绪皇帝载湉底细的人都说，他的大字写得相当漂亮。但是，该出手时他也不出手，轻易不露，很少有人得到他赏的“字”儿。
  名师出高徒。在“碑学”越来越时髦的年代，翁同和却死守“帖学”阵地，成为“光绪年间书法第一人”。作为载湉的老师，变法的“同志”，在书法方面，翁同和肯定会给予载湉很多“帮助”。
  慈禧太后的“书法”，也不赖，常拿自己写的“福”和“寿”，赏赐王公大臣。有时，斗大的“福”字和“寿”字，她一口气连着写六七幅。老佛爷个头矮，写大字时够不着纸的上边儿，脚底下还得蹬着凳子，闹得太监、宫女紧紧张张；用力扶着吧，怕影响运笔；扯衣服襟吧，太不雅观；要是听之任之，摔了跟头，那可就大家都没福又无寿了。
  在古代，“字”儿是非常神圣的东西，写字儿用的东西，一律为“宝”。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某些地区和家庭里，有“字”儿的纸，都亵渎不得；“废”了的，要郑重其事地焚毁，不准随意丢弃。拿有“字”儿的纸擦屁股，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清代皇帝把动笔写字看作是一件很隆重的活动，岁末举行“封笔仪式”，正月初一举行“开笔仪式”。
  年三十儿，皇上烧香拜佛、敬孔子，宣布“封笔”，有天大的事，也只能“口诛”，不能“笔伐”。乾隆年间，一个除夕晚半晌儿，内阁送来一份来自四川金川前线的特急战报，封套上插着好几根儿鸡毛，立等阅、批。已经“封笔”的弘历，看完战报，口述重要指示，由阁臣记录，整理后下发。
  元旦，康熙皇帝玄烨在乾清宫举行一个仪式，升座，“开笔书福”。所用的笔，是特制的，黑漆笔管上刻着金色的“赐福苍生”四个字。写字用的绢，涂着朱砂，绘有金色云龙花纹。应召而来的王公大臣，齐刷刷地跪在御案前。玄烨甩开膀子，挥笔书写大个儿的“福”字，一一赐给眼前的王公大臣。
  乾隆帝《御笔三希堂记》册正月初一，雍正皇帝胤禛举行“明窗开笔”典礼。他半夜起床，祭拜各路神佛、先贤之后，在养心殿东暧阁（明窗）开笔；先用红墨写“福”字，再用黑墨写几句过年的吉利话儿。他写的“福”，有些贴在内廷的各宫殿，有些赐给臣工。
  乾隆皇帝弘历把“开笔仪式”搞得有声有色，成为一套“系列活动”。开笔之前，他遍访宫中名神大佛，给他们烧香上供，最远到过北海阐佛寺；再给孔子牌位作揖磕头。折腾一大圈儿，他来到重华宫漱芳斋，郑重其事地抄写一遍《心经》，然后才开始“书福”。第一个“福”，贴在乾清宫正殿内，再把一批“福”贴到帝后妃嫔的各个寝宫去；当然，他也不忘给王公大臣赐“福”。弘历比他爷爷、爸爸都大方，侍卫、太监，也能捞到“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