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宫廷档案

  按照朝廷的规定，平头百姓必须“短打扮”，不准穿“大衣”。洪武六年，朝廷又订了规矩，庶人戴的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的。帽子不准有“顶”，帽子前面嵌的帽珠，只许用水晶、香木的。洪武十六年，朝廷又颁布一项新法规，允许农民穿绸、纱、绢、布料衣服。但是，“无商不奸”，做买卖的都不是好东西，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经商，那么，全家都不准穿绸和纱。要不，怎么说“天翻地覆慨而慷”呢！如今，经商的比当官的打扮得还体面，要是真有“皇帝的新衣”，有人照样敢穿。
  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心血来潮，要管一管老百姓脚上的事儿，诏令：庶人严禁穿靴，疍民、打渔的，只能光脚。有功名的人，才能穿“大褂”，见官免跪。这种规定，世代相袭。因此，在鲁迅先生的“咸享酒店”里，孔乙己才成了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一大怪。
  明神宗金翼善冠给老百姓划的圈儿，小小的，严严的。皇帝却“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明清时期，皇帝服装分为礼服（衮服、朝服）、吉服（龙袍、朝服）、常服、行服和雨服，料子、款式、规格、色调、花纹等，都有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另有相应的冕，朝冠、吉冠、常冠、行冠、雨冠等各类帽子，以及腰带、鞋袜和饰物，与各式服装成龙配套。
  逢大典、大祀，皇帝着礼服；常朝、视朝，穿吉服；日常起居办公，穿常服；出宫巡幸、狩猎、征战，穿行服；下雨下雪，穿雨服，也叫油衣。“裘、棉、袷、单，唯其时”，即随着季节的变化，选用上等的皮、棉、绸、纱，制作毛、皮、棉、夹、单衣。
  古人认为，头发、皮肤、眼睛等，都是“父精母血”，不可言弃。除非当和尚；“髡刑”，即剃个大秃瓢，那是惩罚犯罪分子的种种刑罚之一。时至今日，在劳改队服刑的老爷们儿，也得剃光头。三国时，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惇“拔矢啖睛”；曹操因为坐骑践踏青苗，违犯了军令，断发罪己，意义等同砍了一次脑袋。
  明代男子都不剃头，也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意染得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他们规规矩矩地束发于头顶，有的戴冠，有的佩“幞”。皇帝的帽子可就讲究了。礼冠，称作“冕”，一块呈长方形的“板子”，盖在脑袋上，前面圆而低，后面方而高；前后各有十二个五彩玉制作的“旒”，吊儿啷当地挂在“帽沿”上。从北京十三陵定陵出土的一个冕，前后都有红黄蓝绿等颜色的小“球球”串成的旒。
  与冕配套的衮服上，绣着“日、月、星、山、火、龙”等“十二章”图案，整得花里胡哨的。
  与龙袍配套的通天冠，高九寸，成筒状，顶部向后倾斜，后面有两个“卷梁”，微微地向前弯曲，形状像十三陵定陵出土的“九龙冠”（翼善冠）；而这顶九龙冠，是用一百五十根头发般粗细的金丝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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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服饰与着装规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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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的“便帽”，与盘领短袖黄色常服配套，名字叫作“翼善冠”，顶部略呈圆形，左右两角短圆上翘。
  着礼服时，皇帝穿黑色矮靿软皮靴；日常穿单底儿红边的“玄履”，饰红缨黄结，女里女气的。十三陵定陵出土的一件黄缎龙袍，暗地儿杂花，前后绣团龙，两袖各绣一行龙，前襟绣二行龙。
  穿宽松的长袍，不系腰带，必定会成为“癞蛤蟆挎洋刀——肋脦兵”。皇帝穿礼服时，佩双玉，扎玉革带；穿常服时，扎的腰带上，装饰着金、玉、琥珀、通犀制作的小零碎儿。
  明太祖朱元璋为文武百官定下的着装规矩，沿续了二百多年。其突出特点是：文官用珍禽补子，武将用异兽补子。思宗朱由检独辟蹊径，敢于创新，在《山海经》这本书中，搜罗出一堆世上见所未见的禽兽图案，重新包装部下。视朝时，百官聚集在皇帝面前，环顾左右，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大臣们也闹不清楚，自己是个啥东西了！
  朱由检要重整河山待后生，不忍以衣被锦绣，重困一方之民，大力倡导“节俭”，下令“罢苏杭织造”，改穿布衣。有一次举办经筵时，稍有破损的衬衣袖口露出来了，他悄悄地往里塞了塞。讲官发现了，对皇上说：“衣蔽，美德也，用不着遮遮掩掩。”
  获赏、获准，官员和太监可着蟒袍。蟒与龙的外形相似，龙“五爪”，蟒“四爪”。如果大臣获赏黄马褂，可以照穿不误；获赏“龙袍”，应当自觉去掉“一爪”，当蟒袍穿。
  史载，明万历六年，皇太后赐大学士张居正坐蟒、胸背蟒衣各一件。
  中国古代曾经有严厉的规定，妇女貌不修饰，不得见君父；后来，又把“妇容”列为女人必须具备的“四德”之一。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很多“美德”，但是，如今的“半边天”，显然最愿意继承的是“妇容”这个优秀传统，并不遗余力地把它发扬光大。没有“文化”，还凑合；没有光鲜的门脸儿，万万不行。大商场几乎都是为妇女、儿童开设的；男子汉的衣服、鞋帽，总是被忽视，“开屏”的本能，逐渐退化。妇女们的化妆权，受到充分尊重，往脸蛋儿上抹的东西，五花八门，不断翻新；纹眉、拉皮儿、丰乳、吸脂，挥刀弄剪，什么都不怕，恨不得把自己脱胎换骨。
  “女为悦己者容。”披头散发，鼻涕拉撒，非疯即傻。皇帝的后妃，首要靠容貌维持生计，梳洗打扮，更不能掉以轻心。
  百子衣（复制品）明初，朱元璋立下规矩，自后妃以下，至嫔侍女使，大小衣食之费，金银钱帛器用百供之物，皆由尚官局奏请，再赴所部关领，为妇女梳妆打扮，打开方便之门。
  民间形容后妃的打扮，言必称“凤冠霞帔”。明代皇后参加大典、大礼，着翟衣，戴凤冠，穿青鞋袜。
  翟，就是野鸡。翟衣上绣着十二种野鸡图案，穿插着一些“小轮花”。领、袖口和衣边，饰以红色。那凤冠，可谓玲珑剔透，光彩眩目；初，有九龙四凤、大小花各“十二树”，两鬓各饰“十二钿”；后来，改为“独龙戏珠”，加翠盖，垂珠结，饰四十二片“翠云”，还有一堆“珠花”。两鬓饰金龙、翠云。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一顶凤冠，上有三龙二凤，翠云朵朵，缀着三百多颗珍珠，一百多粒宝石。
  皇后的常服也很考究，与之配套的有冠、霞帔、玉带等等。定陵出土的一件皇后穿的红地儿罗短袄，上有金线绣的龙和“八宝”，以及“百子（娃娃）游戏图”。有道是：“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所谓“霞帔”，就是“衣外，以织文一幅，前后如其衣长，中分而前两开之，在肩背之间。”说白了，即是一个华丽的“披肩”。宋代，把霞帔定为命妇礼服必备的一个“零配件”，随级别高低，各有不同。明代规定：“一品衣金绣文霞帔，金珠翠妆饰玉坠；二品衣金绣云肩大杂花霞帔，金珠翠妆饰金坠子。”皇后的霞帔就更华丽了。“步摇”是一种头饰。后妃的步摇，金作梁，垂珍珠，插在头上，一步一摇，更显妩媚、招摇。
  皇女十多岁后束发，订婚后“梳头”，每日用加了香料的桑叶汁刷鬓角，光亮润滑，香气扑鼻。宫眷每年三月初开始穿“罗衣”，四月初换“纱衣”。唐玄宗喜欢胖乎乎的杨贵妃。明代皇帝喜欢“杨柳细腰”。因此，宫眷都用刺绣的纱绫带，把腰勒得紧紧的，美其名曰“生腰”。
  明代帝后中，花钱似流水的，大有人在；而另有一些人，或出于无奈，或出于自觉，也能把富日子当成穷日子过。明隆庆末年，大学士张居正说话算数了，总是劝皇上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万历元年十月，张居正又开导神宗朱翊钧：“宋仁宗说过，珠玉并不值钱，贤臣才是宝贝；愿圣上明鉴。”这时，十一岁的朱翊钧还没有后来那么“坏”。他对张居正表示：说的有道理。后宫的人特别喜欢珠玉，在赏赐她们时，我总是“斤斤计较”，尽量少给一点儿。皇上表了态，张居正心里有底了。内承运库太监崔敏打报告，申请买一批珠宝；报告转到内阁，张居正断然驳回。
  后宫佳丽特别注重装修“门脸儿”。谁说不是呢？明代穿龙袍的大老爷们儿，上朝前都要涂脂抹粉儿，以显示自己“容光焕发”，“精神抖擞”，何况历来靠脸蛋子吃饭的女人了！可是，思宗朱由检不怎么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一通往自己脸上“贴金”，却反对后妃浓妆艳抹。一看到后妃脸上直掉渣儿，他就皱眉头，有时还板起面孔训斥：“像什么话？庙里的鬼脸儿似的，想吓死朕啊！”
  据说，明代后宫佳丽一年的胭脂费，大约需要四十万两白银。“小孩子好养，大孩子难教。”十七八岁的神宗朱翊钧，媳妇儿越来越多；个顶个地狮子大张口，向皇上要这要那。朱翊钧再也不像小时候那么抠门儿了。以前户部每年拨给大内一百万两雪花银，到万历六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万两。万历七年，朱翊钧让户部“再多给一点儿”。户部“造”不出银子，请皇上“给政策”，向老百姓要。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北京的“产业工人”曾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上访”请愿。西山一带煤窑停业，矿工罢工，“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万历三十年，朱翊钧得了一场大病。他觉得：“反正没好了，还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于是，他下诏，免去一切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