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又附郭三处，俱可引水开渠，约垦田二三千亩。得旨：欣悦览之。至蚕桑树艺，尤为政之本。所当时时留心，而教民务本足用之道，均不外此也。
  丁亥，云南巡抚署贵州总督张广泗奏：一、黔中无地非山，尽可储种材木。乃愚苗知伐而不知种，以致树木稀少。一、黔省自劝民养蚕以来，已经试有成效。应饬各府州厅县，酌量地方气候，从容劝导，不愿者不必勉强督责。
  七年六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栽桑育蚕，惟大定、威宁地气寒泠不宜，其余各属，均设官局试养，并于省会收茧雇匠缫织。又黔山栎树，今年饲养春蚕，亦已结茧有效，似较树桑为便。得旨：此事论之似迂，行之甚难。而若果妥协办理，则实有益于农民者也。
  十月，广西巡抚杨锡绂奏：民间种稻之外，不知兼种杂粮，每多旷土，责成各地方官劝种。缺乏耔种者，酌量借给。得旨：谷乃民天，应如是留心者。
  十二月，贵州总督兼管巡抚张广泗奏：黔省生齿日繁，臣等广劝耕织，本年于省城设立机局，纺织紬匹。得旨：劝课农桑，临民者第一要务，实力行之。
  八年七月，吏部左侍郎署湖南巡抚蒋溥奏：湖南产米之乡，考之图经，佥云一岁再获。今再获之说，已不复觏。臣拟于明春饬令一二家试种，如果有成，小民目击再获之效，便可下年照式踵行。得旨：劝民勤农，为政之本。然亦不可欲速以病民也。
  十一月丁亥，四川按察使姜顺龙奏：山东有蚕二种，不须食桑叶，散置树枝，自然成茧。臣在蜀见有青杠树一种，其叶类柞，堪以喂养山蚕。大邑县知县王隽曾取东省茧数万，散给民间，两年以来，已有成效。仰请勅下东省抚臣，将作何喂养椿蚕山蚕之法，详细移咨各省，以收蚕利。
  九年三月，甘肃巡抚黄廷桂奏：甘省苦寒，土不宜桑，种棉纺织，概置不讲，布帛之价，贵于别省。饬行各道府督率有司，购买棉子，择地试种。其实在不能种棉地方，或雇觅工匠，教民织毼。得旨：劝课农桑，为政之本。然须以久远之心行之，所谓农事无近功，而有久长之效也。
  四月，河南巡抚硕色奏：豫省咸浅沙地，虽不可种五谷，未始不宜树木。因令乡耆士民，有能劝种一千株者，给以花红示奖。州县官有能劝种二三万株者，分别记名。仍不得以欲速强民，始勤终怠。得旨：甚是之举。
  五月，湖南巡抚蒋溥奏：楚南有青冈栎木等树，均可放饲野蚕。且桑蚕每岁止获利于春，而山蚕可兼收于秋。据道州知州、辰州府同知等报称，已于四月间成茧络丝，州民无不欢忻鼓舞。并载为规条一册，臣即刊刷颁发各属，令其照依领种放养。
  九月，河南巡抚硕色奏：豫省开封、彰德、怀庆、河南、南阳、汝宁及汝州、陕州、光州等府州属，产有柞槲等树，可喂山蚕。近有东省人民，携茧来豫，伙同放养，俱已得种得法。其余祥符等七十九州县，不产青柞等树者，或植桑以养家蚕，或纺绵以织布疋。应就土俗民情所便，时为劝导。得旨：所奏俱悉。行之以实，不懈不扰可也。
  十二月，甘肃巡抚黄廷桂奏：宁夏、宁朔等处试种木棉有收。
  十年六月甲子，巡察御史和其衷奏：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价反倍于内地。旗民不知纺织之利，率皆售于商贾。既不获种棉之用，而又岁有买布之费，请劝喻多置纺织之具。
  癸亥，编修庄存与进呈讲章内，有播种秋麦一条。著抄录寄与直隶总督那苏图阅看，令其善为劝谕百姓，广行播植。
  十一年正月，江西巡抚塞楞额奏：江右山多田少，南、赣二府，种植桐梓，出产油觔，其利甚溥。请饬别府属，劝民栽植。
  闰三月，陕西巡抚陈宏谋奏：陕省为豳岐旧地，西、同、凤、汉、邠、乾等府州，皆可养蚕。近令地方官身先倡率，广植桑株，雇人养蚕。并于省城制机，觅匠织缣。此次呈进之缣，即系省城所织。民间知种桑养蚕，均可获利，今年计通省增种桑树已及数十万株。其山东放养山蚕之法，现已令各属导民试养。得旨：兴农桑，乃为政之要务。毋始勤而终怠，毋空言而行违。勉之。
  十二年二月，安徽巡抚潘思榘奏：臣饬劝农人，于路傍地隙，广植榆柳果树。再芦粟一种，宜于山地，不择肥瘠，六安州民种植甚广，土人称为六谷。又豫省红蓣，易莳多收。东省裨子，土名穇子，较高粱更耐水潦。臣俱谕令试种。并趁此农务未殷，疏通沟洫，以备水旱。得旨：此可谓留心本计。嘉悦览之。
  以上所述，多是省一级大吏所作所为，如同我们曾在地方志中所见（如四川等地），县一级官吏积极劝农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政府在各地的劝农行为，直接带动了国家权力的扩展，造成了对地方传统职守的突破。
  乾隆二年五月，上谕，重农务本，责在有司。令以农事考课督抚牧令。[2]同月，特旨准本年新进士条奏地方利弊。[3]六月，复因“地方辽阔，事务殷繁，（牧令）势难一身遍为晓谕”，令仿《周礼》《遂师》之制，于乡民中择其熟谙农务者，每一州县，量设数人，协助县令“董率而劝戒之”，“或开渠筑埝，以备蓄泄灌溉；或树桑养蚕，以资民生利用，务使农桑之业，曲尽地之所宜”。又因地方官“久于其任，与民相亲，方能区画尽善”，令谋展宽考课期限。[4]
  经济事务的职责，对地方官员一向多是名义上的，乾隆二年七月，再次申饬地方有司扩大所司职责，全面关心“留意于稼穑桑麻”。并训州县知事亲行经理，巡历乡村，所至之处询民疾苦，课民农桑，宣布教化，崇本抑末。乡愚无知则面加开导之，庶几上下之情，通达无阻，而休戚相关；亲爱之诚，油然自生，而提撕易入。如此从容岁月，始可以收循良之实效，不愧为民父母之称。[5]
  二年十一月，云南巡抚张允随因牧令熟谙农功者少，请定规条选举上农，以其“专司教导”，谕令通行各省。[6]两江总督那苏图请拣用废员，督劝农务。得旨：“牧民之官，课督农桑，乃第一要务”，不得“分其责于他人”。[7]
  乾隆六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各州县择熟谙农务之老农，一县“不过三四人，以之劝率，势有不及”；[8]现行保甲设有村长，管牌民百户，“伊等皆谙练农务，拟将劝农一事，即责专管”；于每岁首春，传集州县，“先令将所管百户，各田土肥瘠，向收若干，造册存县，岁底核其功过”。[9]
  乾隆八年六月，再训督抚率属重农，谕：养民之本莫要于务农，州县考成固应用是为殿最。而向来功令不专以此课吏者，因其事甚朴，无可炫长，其迹似迂，骤难见效；又或上司之察勘难周，有司之条教易饰，不似催科、听断、捕盗等事之显而有据也。（但不知）本计既端，末事亦次第就理，民生大有裨益，即治道亦渐致郅隆。[10]
  乾隆九年，训督抚劝课州县，实行教养，复令州县“亲履田间”，深入劝导，“询问疾苦，讲求利益；度其原隰，相其泉流，审物土之宜，因闾阎之便”，兴利除害，“教养兼施”。身所不及之处，有约正、值月人等，分布四乡，代为化导，“或给之廪饩，或加之奖诱”；“务使一州一县之民，情联势合，如父子兄弟之相为扶掖，如头目手足之相为捍卫”。[11]
  又令地方宣讲《上谕十六条》、《圣谕广训》，除城中外，亦须及于集镇村庄、远方僻壤。一应有关教民谕旨，不可徒张告示，视为虚文。[12]
  并令各省督抚，将历年所奉教养百姓之事，悉心条对。并以“地方一切学校、农桑、河渠、水利诸政”，考核州县，岁终奏闻。[13]
  乾隆十年，两江请“择力田淳谨者，设为乡长，专司劝戒”，“并于州县巡查到村之日，据实禀陈，年终考核”；因“教稼劝农，地方官职所当为”，未允复设专员。[14]
  乾隆十二、十三年，定守令久任例，以使守令得“从容展布”，“实能为地方兴起教化，劝课农桑，兴利祛弊”。[15]
  这些终使得一时之内，政府之手，伸到一些从未插手过的地方，国家干预也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如果说十八世纪在世界历史范围出现了一些“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权力的加强。而从斯科特所说“国家的视角”观察，[16]它们皆可视为典型例证，有助于我们把近几个世纪的历史贯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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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崔纪籍隶蒲州，习见凿井灌田之利。据云遇旱年，小井仍可灌三四亩，大井灌十余亩。前康熙庚子、辛丑，晋省连续旱二年，无井州县流离载道，而蒲属五邑独完，即井力之明效大验也。陕省富平、蒲城亦藉此免荒。因此欲据秦、晋成效，思于陕西全省推广，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中华书局，2001，页61。
  [2] 乾隆二年五月庚子谕，《高宗实录》卷42。
  [3] 《郎潜纪闻》二笔卷13（页577）。
  [4] 乾隆二年六月己末谕，《高宗实录》卷44。
  [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6] 乾隆二年十一月丁卯，《高宗实录》卷56。
  [7] 乾隆二年十一月，《高宗实录》卷57。
  [8] 先是，乾隆二年（十一月丁卯），滇抚张允随奏请奖励老农，拟有十条规则，以十得八九者为上农，即于其内选老成谨厚之人专司教导；又请定酒礼花红奖赏之例，经部议准通行，赵慎畛：《榆巢杂识》，页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