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

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也同意从轻发落。 
  唐德刚说："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1936年 
  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汪精卫亦受暗杀，刺客为王云樵弟子，幸而身中三枪无大碍。当时，陈璧君听说后赶到现场，汪精卫受了重伤，满脸是血，跟陈说，我完了，我完了！陈当即骂汪精卫说：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就有这一天，早晚会有这个结果！ 
  张作霖被清廷招安后，奉令移驻洮南，对付蒙匪。此地多戈壁荒漠，有的地方又草长盈尺，毒虫四处，饿狼遍野，无法进行侦察工作。这时张作霖的绿林兄弟安遇吾请命打入蒙匪内部，探明并画好了蒙匪的巢穴位置和活动路线，但安又想顺便杀一两个蒙匪头目，事败被杀，尸体被肢解，蒙匪更将安的尸体送给张作霖以示威。入殓时，张作霖发现安的身上有个伤口，里面似乎有物，仔细检查后发现是张地图。张作霖便用这张地图击溃了蒙匪。安遇吾的两个儿子也大有乃父之风，拒绝接受张作霖的报答，飘然而去，多年之后也成为有名的侠客。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如亡命客一样在东京过苦难日子，袁世凯仍不放心，派蒋自立到东京去刺杀并收买国民党人。湘支部长覃振认为蒋是一个大威胁，召集同乡开会商议对策，许多人主张行刺，但问何人愿去，却又无人答话。座中有人指着林修梅说：他是军人，应该可以去干。林推说无手枪，荆嗣佑说他家正有一个朋友寄了一支手枪，可以借给林用。林又说还要一个人同去，替他巡风。座中无人答应，忽然窗外有人哈哈大笑，惊动了会众。原来是新到的桃源留学生吴雪梅，其人年龄不过十八九岁，大家问他为何发笑，他神气地说："我是笑你们这些饭桶，连一个姓蒋的都无人敢去杀他，还想打倒袁世凯吗！"覃振奇其言，忙问他："看来你倒是一个好汉，有勇气敢去行刺么？"吴答说："怎么不敢，只可惜我不是你们的党员。"大众欢呼道："如此我们今天就欢迎你入党。"登时要他填了入党誓约并置酒欢迎。晚餐过后，吴头都不回地去把蒋自立刺杀了。   
  二十三、军阀(1)   
  孙传芳号称残暴，但他以五省联帅驻节江浙时，裁减赋税，尤其善待农人，颇得乡人之望。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委之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有乡绅主动进言，希望能每亩征银二角以助军费，孙坚决不许。因此他失败后，江浙颇有悯伤之感。 
  袁世凯以签订“二十一条”被唾骂为卖国贼，但事实上“签订二十一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日本抛出“二十一条”后，袁世凯即令外长陆征祥等竭力拖延，以待国际社会调停；尤其是在日本威胁不得泄漏条约之事的情况下，他却旋即将此事知会英、美等国，并斥诸媒体，从而使日本陷入舆论被动。在具体谈判中，对原则性的“第五号”坚持不让步，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的爱莫能助，最终在日本的“最后通牒”下，签订了这个已远不足21条的条约。当时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若不签城下之盟，势必兵戎相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且是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早在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就在朝鲜两次击退日本人，被日本人衔恨不已。如今条约既成，袁世凯为之痛苦失声，要求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成王败寇，历史上越王勾践，先辱后荣，也不失为一英雄。倘若袁世凯真能发愤图强，一雪前耻，未始不可为一勾践，可惜他自食其言，帝制自为，终于身败名裂，为天下笑。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蔡锷的反袁“护国运动”，多少都得到了来自日本的支持。因此，袁世凯临终遗言“为日本去一大敌”确非虚言。 
  曹锟检阅他驻在保定的军队，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他刚接到家信，说他爸爸死了，他远在军队，无法回家奔丧。曹说："不要哭，不要哭。给你五十块大洋，回家葬你父亲去好啦，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 
  曹锟曾对议员们说：“谁既有名又有钱，就可以做总统。”某议员立即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他就可以做总统。”曹在贿选当日，见 
  国民党议员吕复没有选自己，竟附耳低语：“如何不选曹某人？”吕复勃然大怒道：“你要是能做总统，天下人就都能做总统了。” 
  曹锟以贿选得总统，共有480名议员收取了他的贿赂，原则上每人5000元，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从1万元到2000元不等，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作"猪猡议员"。消息一出，全国大哗，此事遂成为曹锟及其直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是，正如曹锟的部下王坦所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确实，曹锟至少在选举程序上严格遵守了《临时约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某些拿了钱不投票的议员也未采取报复手段，因此，他实在算不上是最坏的。 
  曹锟任总统时，他的亲信吴毓麟等人想为了驻英公使的人选问题，频频向外长顾维钧施加压力。双方争执不下，吴毓麟就请曹锟出面，曹锟正色道：“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华北沦陷后，日本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前大总统曹锟，想以他为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身负贿选总统之耻，国难当前却大节不亏，他忿忿地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当他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时，兴奋溢于言表，连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他不久便郁郁而逝。 
  直皖战争前，吴佩孚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直皖战争后，曹锟和张作霖结为亲家，沆瀣一气，吴佩孚的政治理想无法贯彻。他黯然神伤地回到洛阳，一下车便对记者说：“此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到北京，在车站一见来接他的张学良，便怒责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吴佩孚势败后，避居四川依附杨森。某日，有日舰司令荒城二郎来访，愿贷款百万，赠械十万，助吴再起。吴马上逐客，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吴佩孚晚年寓居北京什锦花园，每日画菊消遣，态度消极。或有访客迟迟不愿去者，则大谈其《周易》，深奥玄妙，使客乏味而去。事实上他平生颇有著论，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故有儒帅之称。 
  常有历史学家将吴佩孚定格为“英美派”。实则吴佩孚平生抱“三不主义”，即“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始终奉行不辍，至死未变。当然，他对苏俄和日本的拉拢都坚决拒绝，而英美似乎不曾那么主动地拉拢过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他对英美要“友善”一些。 
  董必武评价吴佩孚："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岳，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却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以“终身食素”作为对自己的惩罚。他果然信守这一诺言！1936年夏，他因贪吃了几块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荤绝不可开！”于是不治而死。 
  吴佩孚论康有为、章太炎优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或又问其太炎弟子鲁迅如何，佩孚默然良久道："吾不读民国以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