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他终于向马歇尔摊牌：
    “蒋介石要从我们身上榨取一切他能得到的东西，使我们为在中国取得进攻日本的权利付出代价。除非强迫他，他是什么也不会干的。不管我们如何责备中国政府的任何一个机构阻挠工作，最终责任却完全应由委员长承担。如果他果真象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他必需接受这个责任……”
    “因此，对于中国人，我们的选择看来是应从现实出发，要有来有往，否则就把我们在中国的努力限于维持目前我们在中国的航空作战算了。后一种办法使蒋介石可以逃避履行他所签署的协定的义务。这样还将使进攻日军的最后负担落到美国身上。我认为最终一定要在亚洲大陆向日军交战。如果你不相信这点，并认为可以用别的办法打败日本，那末，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在这里的责任交给空运部队并维持你认为适合于中国的空中力量……”
    “请你决定。我的任务有没有改变，还是继续照以前那样执行?”
    华盛顿的答覆使史迪威震动，这个答复正式确定了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酝酿的政策。马歇尔回答说，已经作出决定，中国和东南亚战场的行动将取决于这些行动对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的战斗作出的贡献程度。
    “……如果能够采取不在亚洲大陆对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方式打败日本的话，那么就应以这个方式来实现。此后对日本在亚洲的地面部队的作战应该是扫荡战性质……”
     这样一来，中国将主要是轰炸日本本土的B—29的基地。建造B—29“超级空中堡垒”的想法产生于一九三九年。那时，美国担心英国被占领，在欧洲将没有空袭德国的空军基地。“超级空中堡垒”是巨型飞机，使B—17相形见绌。它的体长九十九英尺，高约二十八英尺，翼展一百四十一余英尺。但它的体型雅致，铆钉连接，能以三百五十多英里的时速在三万八千英尺的高空携带四吨炸弹飞行三千五百英里。从一开始，建造人员就为发动机的问题大伤脑筋。一架样机在空中起火坠毁，全体机组人员牺牲。直到一九四三年夏季，第一架准备投产的样机才上天——即使这一架也充满“隐患”。
    马里亚纳被选定为用B—29向日本进行空袭的最终基地，但由于这些岛屿当时还在日本人手里，空军的计划人员决定先从中国出击，尽管后勤供应的问题极其艰巨。所有燃料和物资都必须从印度越过驼峰——即喜马拉雅山——空运至成都的四个尚未完工的机场。此外，从成都到东京往返四千英里，减少了炸弹的装载量。
    在离印度以前，B—29进行了第一次作战试验。这个任务的航程相对说来比较短，但却清楚地看出了这种新型轰炸机用于实战时有不少困难。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九十八架“超级空中堡垒”前去轰炸曼谷。一架刚起飞就坠毁，十四架中途发生故障返回，还有几架未飞抵目标，其余的接近曼谷时已不成队形。返航时，两架飞机中途坠毁、两架坠入孟加拉湾，四十二架弄错了着陆基地。然而，这次任务却被认为“从作战角度看是成功的”，于是B—29准备袭击日本。
    六月十五日，九十二架“超级空中堡垒”离印飞往成都，在成都加油后，再登上飞往日本的漫长最后航程。七十九架飞抵这个中继点，但当天下午只有六十八架能继续前进，其中一架在起飞时坠落，四架因机械故障返航。第一架B—29于中国时间午夜前不久飞抵目标——九州岛的八幡制铁所。地面上的高射炮火很猛烈，  还有若干架战斗机迎击，  但飞抵八幡上空的轰炸机中只有六架受轻伤。轰炸本身是失败的——只有一枚炸弹命中该制铁所——但对日本人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战火终于烧到日本本土。
    在华东，日军已打到长沙的大门。三天后，这座大城市陷落，重庆一片惊慌，国防部下令处决了好几个前线指挥官。日军两个师团第一一六师团和六十八师团已朝该市以南约一百英里的衡阳挺进。六月二十六日，日军占领邻近一个机场，两天后开始攻城。日本人以为中国人很快会投降，不料，中国第十军军长洪先九少将死守衡阳，使日本人狼狈不堪，美国人也觉得出乎意料，他的部队——在陈纳德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支援下，不时夜间冒险袭击日军的辎重队——日复一日地击退日军。
    由于粮食和弹药不足，日军进攻部队不到两星期便自行撤退。在桂林——本来是日军进攻路线上的下一个城市——庆祝胜利的活动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街上的鞭炮声不绝，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桂林的商人带着象牙、翡翠、丝绸和漆器潮水般涌向桂林机场去慰劳美国飞行员。
    然而，日军很快又调集了四万名精锐部队卷土重来。洪将军再次死守衡阳，但蒋介石却不再支持他，因为蒋介石出于某种原因不信任洪的上司薛岳。蒋委员长下令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停止向这座被围困的城市运送物资。
    陈纳德只能向宿务求援。他电请史迪威允许他空运枪支弹药给洪。史迪威司令部的答复不置可否地说，你的提议正“受到最良好的对待”，但不采取任何行动。陈纳德再次请求运五百吨去。这一次的答复倒是明确的：
    “考虑到薛岳部队所在地点、其任务、迅速变化的局势、中国人滥用已有装备以及不恰当地动用部队等因素，你提出的空运五百吨轻武器及弹药的建议是浪费力量。美国的全部努力应继续从空中进行。”
    几星期后，衡阳陷落。但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仍继续袭击日本人的供应线，迫使日军推迟了一个月进攻桂林。
    如果中国——她在战争中的作用已缩小——垮了，那末就有八十二万日军能解脱出来。因此，罗斯福便派了个私人代表带着他的命令到重庆，要中国继续抗战，把中国所有武装力量，包括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抗日。他选中民间人物帕特里克·赫尔利，授予他少将衔。赫尔利的职业是担任大公司的律师，业务成功，从前在赫伯特·胡佛总统手下当过陆军部长。他精神饱满，平易近人，因出使苏联和中东执行战时外交任务颇有成绩而赢得罗斯福的信任。
    赫尔利取道莫斯科前往中国。在莫斯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对他说，俄国想和国民党中国交朋友。一九三六年“少帅”劫持蒋介石后，不就是他莫洛托夫亲自出面才使蒋获释的吗?中国怎么能因自己国内的不和而指责俄国呢?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不感兴趣——他们只是徒有共产党之名罢了。美国应想法子帮助中国人民改善经济，把毛和蒋的军队统一起来。
    把生活看得简单异常的赫尔利，对莫洛托走的每一句话几乎都信以为真。到了重庆后，他对蒋委员长说，他用不着担心中国共产党人会受俄国控制——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岂不是很明显的吗?
    蒋不相信，他曾读过毛的文章和演讲。赫尔利也无法说服蒋让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的武装力量——这是马歇尔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的。九月二十五日，蒋委员长给赫尔利一份备忘录说，他近来的经验使他清楚地看出，史迪威将军“不适宜于担任这个新的司令职务，这个职务责任重大、有种种复杂而微妙的任务。他几乎一到中国就表现出不注意盟国军队成功的合作所必不可少的互相信任和尊重……去年十月，我原想要求把他调回，但当时史迪威将军严肃保证，他今后将不折不扣地服从本人的命令，不再使我失望，我才收回请求。不幸的是，史迪威将军始终未履行其严肃的诺言……”蒋保证，换来的人只要合格他都支持。
    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说，这份备忘录是一派胡言，说蒋“无意实行任何真正的民主改革，也无意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
    马歇尔把史迪威的答辩呈交罗斯福。在罗斯福十月五日给重庆的电报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蒋委员长已不抱幻想：
    “……自从我当初提出建议以来，中国的地面战局业已严重恶化，使我现在觉得，美国政府不应承担派一名美国军官指挥全中国的地面部队的责任……”
    蒋则反过来责怪史迪威——间接地也是责怪罗斯福——要对华东的大败负责。他在给赫尔利的另一份备忘录中指责说，这场灾难是史迪威坚持要在缅甸北部发动进攻造成的：
    “……如本人事前所担心的那样，日本人利用了这个时机，在中国发动攻势，先是进攻河南，然后是湖南。由于缅甸战役，我们没有足够训练有素和充分武器配备的增援部队可调往上述这些战区……日军在华东发动攻势动用的部队比史迪威将军在缅甸北部所遇到的日军多五倍，在中国失败的影响肯定超过缅甸北部战役的胜利的全部结果。然而，史迪威将军对华东战局的后果完全置之不理，在华东战役的紧要关头，他甚至拒绝拨出租借法案项下业已运抵云南的武器，供华东战场使用……”
    “总之，我们攻下了密支那(缅甸)，却丢掉了几乎整个华东，在这方面，史迪威将军的严重责任不能开脱……”
    他就罗斯福不给他面子拒绝委派一名美国军官指挥中国武装力量一事向罗斯相提出意见：
    “我完全相信，如果总统委派一名合格的美国军官接替史迪威将军，  我们就能共事，扭转目前时局，为最后胜利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