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到了市郊，他们从左右两行卡车中间经过。象行施夹笞刑一样，车上的日本兵挨个儿敲打脚步蹒跚的菲律宾和美国军人。在城内，从吕宋岛各处来的百姓忙着从行列里寻找自己的亲人。看到骨瘦如柴的俘虏队伍走过时，人群中哭声四起。
    在这里，河根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一些。俘虏们分到了饭和水，得到了一些治疗。他们关进了一些临时集中营——一座陶瓷厂、“蓝月”舞厅以及一些空房子、旧工厂和学校，以及还有车站附近的圆形的大斗鸡场。
    阿基诺中尉被关在一家破旧的醋厂里。他耪疲力尽，倒在一张草席上睡着了。十四个小时后，他被人叫醒，带到了日军的兵营里。他父亲和一个日军大佐在那里等他。父子俩紧紧抱在一起。
     “阿基诺先生是日本的好朋友，”那个日军大佐用英国口音的英语说。这人是宪兵队长。他对小阿基诺说他可以回家了。但是阿基诺中尉不愿抛弃他的同伴。他要求给俘虏们多一点口粮和药品。
    “你父亲说对了，”大佐说。“他说你会拒绝的。对你们在路上所受到的待遇，我表示歉意。请原谅。”
    等到父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老阿基诺告诉儿子，奎松总统命令他和劳雷尔假装与日本人合作，他的第一步工作是要求日军早些释放所有被俘的菲律宾人。
    “爸爸，要快点。我们的人正像苍蝇一样在死去。”
    战俘们被装进了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国的40型和8型货车那样的有盖货车，每一节都塞了一百多人。患痢疾的人控制不住自己，只能就在车厢里大便；有些人呕吐，也只能吐在别人身上。到北面的卡帕斯布三小时路程，火车跑得很慢，车内的臭味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有些人死在车内，但是死后仍然被挤得直立着。沿途停了几个站头，这时能稍稍松口气，因为心地好些的看守会将锁着的车门打开。新鲜的空气简直象仙露。车门一开，近旁总是有菲律宾人过来往车上递水，递西红柿、香蕉、米饭、鸡蛋、咖啡、甘蔗等等。原来瞧不起菲律宾人的美国人开始懂得他们的勇敢和善良了。
    火车到了卡帕斯，俘虏下车。到奥东纳尔俘虏营还有八英里没有树阴，只有尘土的路要走，不过反正什么都要比挤得水泄不通的货车里强。俘虏们终于来到了集中营，这是分散在一大片平原上的一些摇摇欲坠的房子。看守们把他们赶进了两旁筑有架着机枪的塔楼的大门，走到一个山丘上的一所插着日本国旗的房子前面。俘虏们在烈日下坐了一个小时，才见一个日本军官从门内走出来。这人就是战俘营指挥官。他面对俘虏，用恶狠狠的口吻通过一名译员宣布说，美国是他最恨的敌人，即使要花上一百年，日本人也要揍美国人。
    “上尉，他说你们不是战俘”译员对埃德·戴斯上尉那一组人说。“你们将得到犯人的待遇。他说，你们的行动不象军人，没有纪律。他讲话的时候你们没有立正。上尉，他说他要给你们颜色瞧瞧。”
    在第一批俘虏关进奥东纳尔营的两天后，马尼拉《论坛报》 (星期日刊)刊登了这次行军的照片和日本人授意的一篇报道：
    “四月九日在巴丹前线投降的战俘们已途经圣费尔南多、邦班牙等地到了长期收容他们的集中营。要描写他们进入集中营前一路上的可悲情景是不愉快的，因此本文不打算详谈。
    本间一心一意盘算着如何进攻科雷吉多尔，所以一直过了两个月才知道死于去集中营途中的菲美军人比在巴丹战场上死的还多，抵达奥东纳尔营的只有五万四千人，但是有许多人在中途逃跑了，所以谁也不知道死亡的确切数字。在步行途中死于疟疾、饥饿、殴打或被杀的人在七千到一万之间，其中约二千三百三十人是美国人。
    幸存者多数人认为，那次行军是日军高级司令部的毒计，不过那一场残暴的行动并不是有组织的。有些人运气好，坐着卡车从巴兰加到圣费尔南多，路上没有吃多少苦头。步行者也有一些人能吃饱，没有遭到虐待。然而，在他们后面只有一英里的同志却在挨饿、挨打和被杀害。
     对日本军人说来，残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挨上级军官的耳光和拳头时，他们认为是正常的处罚。反过来，他们对下级也拳打脚踢。当俘虏听不懂命令，或者因为身体虚弱而跟不上按命令行动的时候，他们经常采取强暴手段，甚至加以杀害。再则，对日本军人说来，投降这种事情是没有的。他宁愿战死。如果因受伤或在不省人事时被俘，那将是终身的耻辱。在家里人的心目里，在家乡，他已经死亡，他的名字也会从户口册上划掉。军人手册上写着：“必须牢记，被俘一则有辱于皇军，二则连累父母家族。因此而永远无颜见人。要常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
    这样的训练和教育过程是造成残暴的一大原因，但是杀人过多却是辻中佐独断专行的口头命令的直接结果。拒绝执行这道命令的无疑不止生田将军和今井大佐两人，但是多数人是全部或者部分地执行了这个命令的，因为他们自幼受到的教育就是对命令应该迅速地、毫不怀疑地加以执行。一般的日本人觉得跟随比带头容易，他们，尤其是军人，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是谨守常规礼法的奴隶——举例说，军人问也不问就接受这种规定：接受检阅时他的生殖器必须垂向左边。
    号召要对白人和他们在有色人种中间的帮凶复仇的也决不只是辻中佐一个人。《日本时报与广告报》在四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公开附和辻中佐的对战俘决不能发慈悲的要求。
    “……他们(盟军)在为了一项他们深知是徒劳无益的事业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未死者所以投降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
    “在所有战役中，他们始终表现出极端的自私，所以我们决不能把他们当作普通的战俘来对待。他们违反了神的训诫。他们的失败是罪有应得。
     “对他们发慈悲就是延长战争。他们的格言向来是‘毫无节操。’在战场上，他们向来不择手段。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日军是进行圣战的十字军。迟疑是没有必要的，犯罪者必须扫除。”
    象这样的狂热信念所产生的残暴行为必然聚为一个焦点：对盟军的仇恨与报复。
 
第十二章  “问心无愧”
 
  
·１
    在太平洋接二连三取得的辉煌的而且容易得出乎意料的胜利，给日本统帅部带来的并不是团结，而是不和。当初的战争计划是要攫取东南亚的原料；在占领地盘以后，应该使之成为要塞，在那里建立有利手海军长期作战的战略基地群。陆军仍然认为唯一明智的方针是使这个基地群强大致足以迫使美国最终接受某种和平。然而，海军在连战连捷之后趾高气扬，它再也不愿意充当这样一个有限的、防守性的角色了。为什么不能对澳大利亚、夏威夷和印度发动攻势?进攻这些地方势必要举行大海战，那时，和爪哇海战最样，定能把敌人消灭。直到现在为止，在征服整个东南亚的过程中，海军只损失了不到二万五千吨的舰船，被击沉的最大的军舰不过是一艘驱逐舰。
    海军开始向陆军施加压力，提出了一系列远远超出原定目标的计划，其中一个计划是摧毁印度洋上的英国舰队，与德军会师。还有一个针对美国的更加野心勃勃的计划——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供应线。假若美国军舰胆敢来冲封锁线，其结果正是长期来求之不得的事情：为争夺太平洋制海权展开决战。
    海军设想用陆军五个师进攻澳大利亚。这个大胆的作战计划是海军司令部的一个名叫富冈定俊的大佐制订的。在一次联席作战会议上，陆军参谋本部的服部卓四郎大佐嘲笑了这个主张。澳大利亚的面积等于日军在中国已占领领土的两倍，要征服它，不但要使用联合舰队的主力，而且还需要出动陆军十二个步兵师。光是运送陆军的船只吨位就需一百五十万吨。富冈建议使用满洲的关东军(他们在中苏边界一带执行守备任务)。服部反对动用如此庞大的部队去进行一场实质上只是牵制性的行动；在对西方的持久作战中，一兵一卒都是需要的。服部看到富冈仍不动摇，便拿起一个杯子。“杯内的茶水代表我方的所有力量，”他说完就把水泼在地上。“你看，水只流这么远。如果你的计划得到批准，我就辞职。”
    在三月七日的联络会议上他们之间的分歧公开化了。参谋次长田边盛武将军同意服部的意见。他说，陆军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起“能经受长期战争的政治和军事结构。”以使敌人失去行动能力为目的在某些地区举行进攻是有实际意义的，然而进攻规模不能大。从今以后，应该迫使敌人按日本的条件在远离他们自己的基地的地域作战。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大家同意这个战略概念，现在为什么临时出新主意呢?这样做会招大祸的。
    海军坚持说，使敌人始终处于守势是极端重要的——否则才会招来灾难。海军军务局长冈敬纯将军主张摧毁敌人的海上力量并扫除敌人为了反攻而“积极使用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地区的部队时”可能使用的一切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