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他还说，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德国之所以要与俄国签订条约仅仅是因为“无可避免的客观形势”，如果开战，德国可能在三、四个月内击败斯大林。
     但是，这个会的正题是不能无限期地回避的。最后，当协定草案提出来后，  松冈声嘶力竭地叫道：  “不管你陆军海军怎么说，我反正不同意这个协定草案!首先，我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条约怎么办?在上次战争中，美国通过石井—蓝辛协定利用了日本[一九一七年美国同意了日本提出的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的请求，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终止了这个措词摸棱两可的协定。——作者注]，战争结束后，美国撕毁了协定，这是他们的老诡计。”他突然宣布，他累了，需要“休息一个月”考虑问题，说完就回家去了。
    松冈的傲慢态度并不能使大家消除疑虑，会议继续开到深夜，武藤将军和东条两人都建议批准协定草案，不要再拖延。翌日，近卫首相召见他的外相。此时松冈已经平静下来，但他所能说的只是“我希望你能给我时间让我忘掉欧洲之行。然后再考虑目前这个问题。”
    一个星期过去了，松冈还没有什么行动，陆军和海军要求解除松冈职务的压力却在增加。究竟是因为谈判未经过他而触怒了他使他要破坏谈判呢，还是因为他觉得理应谨慎以免几个外行人谋求和平的行动可能导致灾难，这就很难说了。
    松冈自己所说的理由是，协定草案不外乎是陆军的阴谋，岩畔大佐企图使他火中取栗。因此，松冈按兵不动，陆军和海军怒不可遏，在华盛顿的谈判人员则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最难受的要算是急性子岩畔。在四月二十九日天皇诞辰那天，他终于耐不住性子，建议与松冈通电话。这样做是轻率的，而岩畔这个人就是爱轻率，他的同僚也顶不住他的热情。大家决定，由他和井川两人到邮政总局局长在纽约市的秘密总部去打电话。晚上，他们到了伯克郡饭店1812号房间，为天皇陛下大干葡萄酒。大佐的酒量很小，只喝了两杯就感觉头重脚轻。八时（日本时间第二天上午十时）他把电话接到了松冈在千驮谷的寓所。
    “祝贺你的欧洲之行，”岩畔先说，“那天我送给你的鱼，你觉得怎么样?请早点把它烧了。不然要变味的。野村和其他人都在等你的回应。”
    “我知道，我知道，”松冈敷衍着，“告诉他别那么积极。”
    岩畔对松冈如此无礼的回答，真想给他一记耳光。“请设法打听一下他们是怎样想的。如果你把鱼放得时间太长，肯定会变味的。请多多费心。不然，人家要唯你是问的。”
    “我知道!”松冈生硬地答道。岩畔挂断了电话，嘀咕了些不三不四的话，突然昏了过去，吓得井川发愣。
    次日，他们两人双双拜访了前总统胡佛。胡佛热情地表示欢迎，但说，现在执政的不是共和党人，关于谈判一事，他们帮不了多少忙。“如果发生战事，文明将倒退五百年，”胡佛说，接着忧郁地说，“入夏以前，一定要完成谈判，否则就会失败。”
    在东京，松冈仍在拖延对赫尔的答复。他把协定草案一事通知了希特勒，并在等待希特勒的意见[松冈向德国大使奥特将军保证——奥特曾表示担心与华盛顿的谈判将会否定三国协约——如果美国参战，日本肯定也参战。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怀疑松冈。他对墨索里尼说，松冈是个天主教徒，但也向异教的上帝献祭，“可以得出结论，他是既有美国圣经传教士的虚伪，又有亚洲日本人的狡猾。”他对那些急于行动的人反复说，在同意协定之前，应该先要求美国签订中立条约，这个条约，即使日本与英国开战，也应该有效。野村被命令就签订这样一个条约一事去试探赫尔。赫尔当然断然拒绝这个建议。这使松冈大怒。五月八日，他拜谒天皇说，如果美国加入欧战，日本应该支持轴心国，进攻新加坡。他预言，在华盛顿的谈判将一事无成，如果谈判竟然能成功，那也只意味着，要牺牲德国和意大利才能安抚美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恐怕不能在内阁中留任。”
    近卫公爵听到这点后——天皇亲自告诉他的，天皇感到“震惊与严重关切”——他秘密地会见了陆相东条和海相及川古志郎，他们一致同意迫使倔强的外相采取行动。他们草拟了对协定草案的回答，表示愿意接受草案的主要条件，并指示松冈立即发出，不得延误。
    五月十二日，野村把这份文件送到了赫尔在纽约租的房子。赫尔阅后，大失所望。它“并没有为签订协定提供什么基础，除非我们愿意牺牲某些最基本的原则，但我们不这样做。”不管如何，这总算是一个正式的提案，所以，赫尔决定“就以日本的提案为基础，设法说服日本人在这里作点修改，那里删去一点，再在别处补充些东西，使双方能取得一致意见，双方都怀着善意签字。”
    这个问题本来已经因语言困难、各不相让、态度僵硬和混乱而十分伤脑筋，加上美国截收到的日本的密电就变得更为严重。外交电报本应是破译不了的，但它却被美国专家们破译了。日本政府发给驻各国外交官的密电不断地被截收和破译，这项工作是在“魔术战役”的代号掩护下进行的。因此，赫尔通常在开会前就能知道野村的想法[大概两星期前，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从柏林发电称，从德国外交部主管德日事务的官员海因里希·施塔默尔博士处得悉，德国情报机关相当有把握地认为，美国人正在阅读野村的密码电报。“起码有两点情况可证明我们的怀疑，”大岛说，“其一是，德国人也在阅读我们的密码电报，其二是，在一九二二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人成功地破译了我们的密码。”但是，日本外务省电信课长龟山一二向松冈保证，外交密码绝不可能破译，美国人如果能得到任何秘密情报，那是泄密的缘故。—— 作者]。不过由于许多破译的密电被认为不值得引起赫尔注意——这是由一位海军军官主观决定的——以及由于翻译电报的人不精通困难的公文化的日本外交语言，赫尔有时看到的材料是不准确的。
    此外，这位以前是田纳西州的法官，对日本人的永远挂在脸上的“冰冷的”微笑感到讨厌，他总是讥讽或嘲笑日本人的点头哈腰和讲话时的“吸气音”。因此赫尔的首席顾问霍恩贝克博士就很容易使他相信，日本人是不可靠的，如果与日本达成任何妥协，都将是背叛美国的民主原则。
    和他的上司一样，霍恩贝克也是道德观根强的人。他少年时代在中国度过，生来就对日本没有好感。他纯粹从道德的立场去看日本的扩张。霍恩贝克在国务院的同事皮尔庞特·莫法特称霍恩贝克把日本看成“一个太阳，周围有它的卫星——德国和意大利——在旋转”。霍恩贝克自一九三八年秋以来，一直主张经济战争，主张“制订外交上的战争计划”。他为人顽强而敏感，认为日本是一群傲慢的军国主义者统治的“掠夺成性的”国家，由于全世界的胆小怕事，鼓励了这些军国主义者到处侵略。他一直认为，只有用一系列的报复手段，才能制止这些军国主义者，如果需要，还可用经济制裁的手段。即使会引起战争，这个计划也必须付诸实施，屈从于军国主义的要求最终也同样会引起战争。他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是外交界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他很固执己见。他独断专横，可以轻易地推翻比较客观的下属的意见，如国务院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谦虚的约瑟夫·巴兰坦的意见。
    在这些难熬的日子里，赫尔和野村常常在沃德曼公园饭店会面，力图消除分歧，不过进展甚微。他们的部分障碍来自东京。因为，在东京，松冈不论公开或私下都在发表挑衅性的言论。五月十四日，他对格鲁大使说，希特勒不向美国宣战一举表现了他的“巨大耐心和慷慨”，美国攻击德国的潜艇迟早会导致日美开战。美国应该做出“有丈夫气概、正派和合情合理的事，光明正大地向德国宣战，而不是在中立的幌子下进行战争活动”。格鲁尽管同情日本，但也受不了这样的侮辱。他逐点驳斥了松冈。松冈知道自己说得过分了，在会见结束后写了一封语气和解的信：
    “……坦率地说，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一当我提到美国的态度和行动时，你总是表现出如此不安。在阁下告辞后，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我错用了一个字……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不正派”。不!我要说的是“不得体”。
    “我之所以写了上面一段话，  目的是要消除误会，如果我果真引起了什么误会，我表示歉意……”。
    三天以后，松冈又写信给格鲁。他在那封前后不连贯、注明是“私信”的长信中说，他作为一个外相应该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但他时常忘记他是外相。此外，他不喜欢许多外交官的所谓正确态度，这种态度“几乎使人一事无成”。然后，他说，他是从一千年、两千年、甚至三千年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假如人家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他也毫无办法，因为他生来就如此。
    真的，有不少人认为他确实如此，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联络会议上，海相及川说过“外相神经不正常，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