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所有这些都可用一个词来表达：“沙约那拉”。“沙约”的意思是“这样”，“那拉”的意思是“就”，合起来的意思是“就这样吧”[“沙约那拉”一词在日语中是“再见”。——译注]。日本人对一切事情每时每刻都说“沙约那拉”，因为他们觉得每时每刻都是一场梦。人生就是“沙约那拉”。帝国可兴可衰，最伟大的英雄和哲人也免不了化为尘土，行星来而复去，但“变化”却是永远不变的，包括“变化”本身。
    这种对死的坚强认识，使他们不但有力量泰然地应付灾难，而且使他们强烈地理解每个时刻都可能是最后的时刻。这并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冷静的决心，不因任何事情泄气、失望或沾沾自喜，而是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人们最钦佩的鱼是鲤鱼。它勇敢地逆流而上，跃越最陡峭的瀑布，但是，一旦被捕捉住放在菜板上却一动不动，安静地迎接死神。就这样吧，“沙约那拉”。
    美国消息灵通人士不大了解或根本不了解“因果之轮”或决心殉国的青年叛乱分子发挥的力量，他们错误地以为，日本占领满洲，蹂躏中国，是由一些象希特勒那样的想称霸世界的军部首脑阴谋策划的。
    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中，形而上学的直觉和动物的本能的冲动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哲学被兽化，兽性又哲学化。叛军所犯的暗杀和其它血腥行为，  是受理想主义驱使，为东方人拯救东方，而远征中国的士兵却在南京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东方人。
    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中，先验与经验——菊花与军刀——之间是不存在缓冲地带的。他们信教，但却没有西方概念中的上帝，即没有唯一无二的“神”。他们真诚，却没有罪恶的概念，有同情心，却没有多少人性，有家族，但没有社会，他们有一个能带来保障却取消个性的严格的家族制度。总之，他们经常受互相对立的力量驱使，是经常试图同时向不同方向走的伟大而有干劲的民族。
     在东西方之间，还有不胜枚举的不必要的使关系恶化加剧的细小差别。  譬如说，某一西方人问：“这条路不通往东京，是吗?”日本人会回答“是的”，他的意思是说，“你说得对，这条路是不通往东京。”有时候，日本人仅仅是为了表示同意，或者为了避免尴尬，也会同意西方人的意见，或者宁愿答错而不愿承认自己无知。这样就产生误解。
    对大多数西方人说来，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们使用工具的方法全是错的；他们在铁砧上打铁时是蹲着的。他们使用锯子或刨子时是拉而不是推的，盖房子先盖屋顶。开锁时钥匙向左拧：方向错误。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与别人相反的，话倒着说。书报倒着念，文章倒着写[作者这里的意思是指日文中动词在宾语之后。——译注]。人家坐椅子，他坐在地板上，鱼虾是生吃的。讲完一段个人的悲遇后，他会放声大笑，穿着崭新的衣服掉进泥塘，爬起来还面带笑容，有话不明说而是说反话，讨论问题时，拐弯抹角；在家里以过分的礼节款待你，在火车上却粗暴地又推又嗓，杀了人还要向仆人道歉说把他屋子弄乱了。
    西方人不理解的是，日本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表面下，实际上却仍然是东洋人。日本由封建主义变成帝国主义的速度之快，使它的只想学西方方法而不想学西方价值观的领导人，来不及或者无意去发展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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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与俄国之间继续互相敌视，其原因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而不是文化方面的隔阂。一九三八年夏，两国军队为了争占满洲和苏联边界上的一座小荒山而大动干戈，红军陆空军狠狠揍了日本人，因此不到两星期，日本就同意停战。约十个月后，在比较接近北京的满蒙边界的诺门坎附近，又发生另一场争吵。几个星期的工夫，这场争吵发展成全面战争，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坦克战。俄国人再次击败了日本人，日本伤亡五万余人。这次失败的战争预演，不仅在日本的武器和战术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并且驱使它进一步走向与德意订立同盟，因为它感到苏联、英国、中国和美国随时可能联合起来反对日本[这可不单纯是偏执的想法，就在诺门坎事件前不久，斯大林曾致函蒋介石：“如果我们与欧洲国家的谈判能产生满意的效果——这不是不可能的——这可能是朝着在远东也建立起一个爱好和平集团的方向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时间有利于建立这样一个集团。[“两年对华战争的结果，使日本慌了手脚，开始坐卧不安，乱了阵势，忽面反对英国，忽而反对苏联和外蒙古共和国，现在已可看到说明日本虚弱的迹象，而它的行径可能促使其它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它。日本已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应有的反击。英美则在等候时机打击日本。我们毫不怀疑，用不了多久，日本也将受到中国百倍强大的反击．”——作者注]。
    在这场边境战争解决以前，斯大林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与他的死敌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把中国和日本都弄得慌乱一团。在一月间继近卫公爵担任首相的平昭骐一郎为了就签订三国条约取得一致意见曾开了七十多次内阁会议未获结果，他被斯大林此举弄得狼狈不堪，惊愕不止，以致宣布：“因近来欧洲局势变化复杂，无法逆料，内阁为此提出辞职。”
    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都向全世界大吹大擂他们所签订的历史性的条约的内容——除了那个瓜分东欧的秘密议定书。九天之后，九月一日，一百五十万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夹在两股巨大力量之间的波兰虽然不到几个星期就被肢解，但西线却仍然非常平静，以致一些新闻记者讽刺称这次冲突是“假
的战争”。
    随着对华战争进入一九四O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秘密决定，除非在年内取得全面胜利，否则就逐步撤兵，只留下华北驻屯军以防共产主义。然而，六个星期后，希特勒五月十日在西线发动闪电战，又一次改变了日本的方针。四天后的黄昏，荷兰总司令投降。次日早晨七时三十分，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从梦中被来自巴黎的电话吵醒。“我们战败了!”法国总理保罗·雷诺惊呼道，“我们打败了!”两星期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三世不顾他的政府的劝告，宣布投降，并拒绝到英国避难。“我决定留下，”他说，“盟国的事业已经失败。”不到一个月，法国投降，英国也危在旦夕。
    日本军部首脑们为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胜利所陶醉，他们改变了关于对华战争的原来的想法，提出了一个口号“勿误良机！”法国已败北，英国也在为存亡而战，此时不进兵东南亚夺取石油和其它急需的原料，更待何时。六月二十二日上午，陆军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举行联席会议。会上，那些曾主张从中国撤军的人，此时却建议立即向新加坡发动突然袭击。保守派挫败了这一计划，但侥幸的幽灵和机会主义的病毒却一天一天在扩大。几个月前还甘心于对华战争失败的日本人，眼看希特勒在欧洲突然走运，不禁垂涎欲滴，一心也想拿到东南亚的资源。
    七月底，近卫公爵在人们的劝说下重新参政，第二次组阁。内阁中两个要职由两位刚露头角的人物充任。一位是能言善辩的外交家松冈洋右，他是一位精明能干、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由他当外相，另一位是军人，东条英机中将，由他出任陆军大臣。东条工作勤奋，头脑清醒，克己奉公，故有“剃刀”之称。他的思想不象近卫那样复杂，比较单纯，由于他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困难任务，包括担任关东军内的宪兵队司令官，他在陆军中威望很高。他为官不贪，严于律己，要求并使部下绝对遵守纪律，他任用部属以能力和经验为标准。在“二·二六”事件中，东条与其他那些摇摆不定的将领们不同，他立即通电宣布满洲处于紧急状态，从而粉碎了任何同情性叛乱。他从法治观念出发，认为“下克上”“绝对不可饶恕”，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赢得军方保守派和害怕再次发生流血叛乱的文官的尊敬。毫无疑问，这就是近卫会选中他的主要原因。
    外相松冈曾任南满铁路的总裁，又是东条在关东军内任职期间的亲密同事。他几乎与东条恰恰相反。他虽然也头脑清醒，但才华浮夸外露得多，好冒险，办事凭直觉。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外号叫“五万言先生”和“讲话机器”。他自己却心平气和地否认他过于健谈。“说话罗嗦意味着出尔反尔。我从来不这样。所以，我说话一点也不罗嗦。”英国大使克雷吉评论道：“我从来没见过象他那样说话这么多却没有几句真话的人。”他认为松冈固执、坚决、头脑敏锐。
    松冈长得又矮又黑。在国联开会辩论满洲问题时，他蹑手蹑足地溜出大厅，他的修剪得象枪弹一样的脑袋，八字胡子，玳瑁边大眼镜，以及他的戏剧性表演，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他十三岁时到海上去，被他的叔父兼船长扔在美国海岸上，要他自谋生路。俄勒冈州波特兰一家美国人收养了他，在尔后成长的年代里，他勤奋用功，做过工，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当过听差，为了赚到学费，甚至当过临时仆人。在俄勒冈大学毕业后，他在美国工作了三年，然后回日本，由于聪明能干，精力充沛，一举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