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桥本连责备都没有受到。他仍被准许率部进击南京。
    到十二月间日军进入南京市时，所有抵抗都停止了。  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在离开日本时曾说过：“本人此次赴前线并非去同敌人打仗，而是带着安慰兄弟的心情前去的。”入南京后，他便下令日军“发扬日本的荣誉和光辉，加深中国人民的信赖”，“尽可能地保护和施恩于中国官民。”
    然而，日军进城后，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所不为。据目击者称，日军追杀男女老幼就如同“追捕兔子一样，只要看见还会动的人，他们就开枪射击。”甚至与日本友好的德国人在一篇官方报告中，也谴责日本军队是“兽性的机器”。
    直到松井大将得意洋洋地进城后，他才知道“违反军纪和道德败坏的行为”。他下令严格遵守以前下达的命令，“保证不再犯任何有损荣誉的行为”。他宣布：  “现在太阳旗在南京上空飘扬。皇道在扬子江南闪耀着光辉。复兴的曙光即将来临。在此我衷心希望四万万中国人重新考虑。”松井回上海，不料一个星期后又听到纷纷传说“不法行为仍有发生”。他在写给南京日军指挥官的信中说：  “必须严惩一切犯有不法行为者。”
    但是，日军的暴行又延续了一个月。三分之一的城市淹没在火海中，两万多服兵役年龄的男青年，被押至城外，用刺刀或机抢全部杀光。许多妇女、少女被奸污、杀戮和肢解。无数年纪稍大的居民遭到抢劫和枪杀。一个月后，至少有二十万可能有三十万平民被屠杀。
    为什么要对一个被日本人认为是自己的文化发祥地的国家 (他们的罗马和希腊)施以如此灭绝人寰的野蛮暴行?任何一国军队的军人在外国的国土上失去控制后做出他们在国内决不敢犯的野蛮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无法说明日军暴行的规模和严重程度。这些暴行只能是在某些比较激进军官的唆使下干出来的。这些军官认定必须教训中国人。
    在国内，关于南京暴行的情况，近卫首相知道得比德国人还少。然而，他心下明白，尽管征服了大片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胜利在即，而是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潭。近卫是个独特的人——出身虽是贵族，内心却是社会主义的。他的外表虽说不是软弱，却显得宽厚、腼腆和无力。在那些最了解他的人看来，他为人极其高雅，兴趣广泛，看问题客观，能以同情的态度倾听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人的意见。事实上，他倾听时表现出的同情使每个人都以为近卫同意自己的意见。为了作出某项决定，他常常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为他首先要了解问题的各个方面。不过，一旦作出决定，几乎再也没有办法使他改变。他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回忆道：“他简直是不可动摇的。”近卫崇拜的人物寥寥无几，其中之一是鲍尔弗勋爵[鲍尔弗勋爵曾任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O二——一九O五年任英国首相，出席过一九二O年举行的国联(第一次会议，一九二一年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海军裁军会议。——译注]。鲍尔弗勋爵曾被人们认为不具备当首相的条件，但当上首相后，他却表现出很有决断，很有效率，毫无疑问，近卫是想做日本的鲍尔弗。
    近卫公爵是近卫笃磨公爵之长男，是近卫家族二百五十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后嗣。他的曾祖父高兴得为此写了不少诗。他出生后八天，母亲死于产褥热，但一直到他成人后，他还以为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他母亲的妹妹）是他的生母。  “在我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后，”他后来说，“我开始感到人生不过是谎言的编织物而已。”
    他年轻时就得了肺结核病。有两年工夫，他除了瞪眼看天花板和胡思乱想外，什么事也不干。从这时起，他就对失败者抱有同情感。他鄙视金钱，鄙视百万富翁和政客，他写了许多激进的文章。待他成熟后，他还保留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就是此时，他也还反对特权阶级。他给外人的印象好象他是个民主派，对所有人都以礼相待。“叫化子也是宾客，”他有一次对牛场这样说，但他的灵魂深处却隐藏着贵族的思想。牛场最近回忆说，“他的贵族思想远比你能想象的根深蒂固。”
    有关他的一切事几乎都好象是矛盾的，然而却又是有道理的。他不喜欢美国人，却把大儿子文隆送到美国劳伦斯维尔和普林斯顿去上学。他喜欢日本和服，穿起来十分挑剔讲究，但穿起西装来也很自在。他与夫人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但对他的情人（一名艺妓）却含情脉脉。他一生中，只有两次犯了传统的家规：第一次，他废除了让第二、第三或第四个“老婆”在正屋内居住的规定， (“只要一个情妇是可以原谅的，难道你不同意吗?”)，第二次，不再写家族日志(“如果事实对我不利，我怎么能把它写下来呢?”)
    他有五个孩子，但他真正申斥孩子只有一次，那是写了一封严厉的信给在普林斯顿上学的孩子文隆，责备他饮酒和荒废学业。文隆回信说，他只不过是仿效美国生活方式，这件事也就此作罢。
     近卫十三岁那年，父亲去世。他父亲对他爱护过分，以致近卫小时候腰上总拴根绳子，怕他跌倒。近卫非常喜欢自己几个孩子，包括情妇生的幼女。他跟孩子们一起吃饭，一起唱歌，一起玩耍取乐。他更象一位美国父亲而不象一位日本父亲。
    作为上流社会的产物，一只脚还停留在过去，一只脚已踏进未来的近卫公爵，个人的魅力和文雅，几乎不为人所察，除非是有眼力的人。他深深感到对国家的义务，而他的怀疑一切又使他不相信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他好象令人难以捉模，就连他的家人也难得透过外表看到他的真人。牛场同他可以说是够亲近的，但他所看到的近卫，除了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一个恋妻恋妾的丈夫，一个有修养的文艺爱好者，一个体谅人的雇主外，还是一个冷酷得出奇的人物。他文质彬彬，自我克制，又世故老练，以致“有时候很难于弄清他究竟怎样”。
有一次，牛场问他，他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谁。“没有，”他回答说。“连（日俄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乃木大将或东乡元帅也不佩服吗?” “当然不!”
他对天皇怀有深厚的个人感情，非常亲近。在天皇陛下面前，其他人都欠身端坐，近卫则可以懒散地坐着。他这样做并不是对天皇不敬，而是觉得自己与裕仁很亲近。要是有人进宫谒见，他会说：“啊!请代向天皇问候。”他并不是说着玩，而是那么自然。他总觉得，他也是出身于同样高贵的家族。
    日子一个月一个月过去，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近卫公爵只好竭力从另一方向寻求出路——谈判实现和平。近卫首相想叫英国出面调停，但陆军却劝他请德国斡旋，因为德国同交战双方都比较友好。希特勒曾向蒋介石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日本则在一年前也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协定”，虽说这项协定的约束是无力的，日本提出的条件是合情合理的，以致在非常亲华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转呈这些条件时，蒋介石好象有意接受似的，
    但是破坏日本安定的两大毒害，即“下克上”与机会主义，又出现了。首先从中国传来消息说又取得一次大捷，陆相杉山因此提高了和谈的要价；其次，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出乎意外地不顾近卫和参谋本部的明确命令，在北京建立起傀儡政权。虽然参谋本部在石原敦促下仍然主张与蒋介石谈判，但陶德曼的努力白费了。在中国大使在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后，中国坚持说日本的条件范围太笼统。  日本人认为这是中国有意回避，而本来就缺乏灵活性的日本人也就失去了耐心。近卫断定蒋介石并不真想谈判，决定采取走捷径的办法，即直接与那些“理想跟日本相同”的中国人打交道。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他宣布“帝国政府将停止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涉，而将期待新政权的建立与成长，求得合作”。
    这个声明遭到知识分子和一些自由主义国会议员的猛烈抨击。石原也警告近卫说，这种政策必将带来无穷的后患。这些抨击迫使近卫首相重新考虑其立场。他开始认识到，他的仓促声明可能使日本采取毫无灵活性的或战或死的政策——用全面战争解决是他最不愿意采取的办法。由于左右为难，疑团满腹，他考虑自己是否应该辞职。但朝廷官员却劝他干下去，否则，中国人会满有理由地认为他因为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而辞职，这样就会比以往更难以取得他们所希望的解决办法。
    最后，近卫终于看清，陆军自己在中国问题上也没有既定政策，只是随着形势而漂浮，但是，他无法得到关于统帅部情况的可靠情报，他只好眼看着中国形势的逐渐恶化。
    陆军以国防为借口提出制订一项国家总动员法，其目的在于排除国会对战争措施的最后一点控制权，并把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向高效率的战时经济。陆军发言人颇有说服力，而且也不是没有理由地提出，日本是个人口过多的小国，  几乎没有自然资源，周围又受敌人——俄国、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包围，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动员全国力量。国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通过了这个法案——事实上，国会是投票赞成自己向陆军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