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衰亡

这大大触怒了蒋介石，他在南京挑战性的宣告：“吾人如再失去寸土，如再丧失主权，吾等将对中华民族犯下不可饶恕之罪……中国主权不容牺牲，即使不惜一战，战事一起，誓不回首。”
    日本驻南京武官喜多诚一将军对他的老朋友、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国防部长何应钦说，如果中国军队不立即从华北撤走，“局势可能无法控制”。何并不反对与日本人有某种程度的合作，但他说：“如爆发战争，中日两国都将战败，唯有俄共与中共会得到好处。你现在不信的话，十年后看。”他请喜多诚一把这一警告转告日本政府，并明确说，中国人将“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日本公众对于中国军队大量开赴华北的夸张报导本来已经感到关切，他们对蒋的宣言表示愤怒。《日日新闻》发表社论称，中国的答复使日本除“破釜沉舟”外，别无他法。
    只是到了那个时候，桥本的被耽误了很久的报告才抵达东京。报告说，芦沟桥地区一切平静，不必向华北派援兵。调兵命令取消了，连陆军统帅部内的扩张主义者也松了一口气，觉得危机总算过去。他们以为，蒋介石会同意宋哲元所签署的条款，中国又和平了。
    宋哲元继续下令拆除北京市内街道上的工事，放宽戒严令。南方开来的客运列车终于可以开抵这个古老的首都。但蒋介石仍然没有表示愿意和解，双方谈判代表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将近三星期来一直剑拔弩张的中日军队开始认真打起来了。事情发生在七月二十五日晚，地点是离北京约五十英里的廊坊车站。不到一个钟头，小冲突已发展为大规模战斗。日军向廊坊派了大批援军，拂晓时，十七架日机轰炸中国兵营。几小时后，日军占领了廊坊。
    宋与桥本之间的友谊此时已无济于事。桥本的司令官已死去，新任司令官香月清中将已到达。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人，认为自己被派到中国是为了“严惩暴虐的中国人”。他电告东京，他为了实现和平解决已尽了一切努力，请求批准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陆军首脑同意他的请求，并命令向上海和青岛各派一个师团。
    近卫首相由于军方保证“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只好又一次勉强同意，免得内阁倒台。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七日，他在国会宣布，政府要在东亚建立“新秩序”。在爱国的日本人看来，这样做是正当和公平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是应该保护的，共产主义也应加以遏制，现在该是表示坚定而不是软弱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对中国全面宣战。陆军首脑的确深信，他们可以在秋天以前迫使蒋介石谈判。
    卢沟桥事件与当年满洲事变毫无相似之处。一九三一年关东军故意在沈阳挑起事件，一九三七年，华北驻屯军既没有在卢沟桥寻衅，也没有组织对抗；一九三一年，陆军参谋本部批准占领满洲，一九三七年，他们都尽力阻止在华北采取行动；一九三一年，若椒礼次郎因没有执行能使统制派满意的外交解决办法，导致了他的政府的倒台，一九三七年内阁没有变动。
    香月中将得到了东京的批准后，发布公告称，他将“对伤害大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发起惩罚性讨伐。”七月二十八日凌晨，用飞机散发了这份公告。轰炸机炸了三个城市，地面部队炮击了其它地方，进攻北京地区除北京城以外其余地方的中国军队。
     实际上，破釜沉舟的断然措施已采取了。在中国问题上的咬文嚼字已演变成捞不到任何可靠战略利益的军事行动，日本因此朝着与美国开战的方向迈出巨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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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粉碎中国人，他们就会求和，”杉山陆相曾预言。随着日军攻下一个又一个城市，日本全国掀起了爱国狂热。然而，整个西方世界几乎都谴责日本的侵略，  连德国也批评日本 (因为德国为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担心)。中国向国联发出呼吁，正当全世界都在期待国联的报告时，从世界另一隅传来了勇敢的进攻号。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强有力的演说，谴责所有侵略者，以推理的口气把日本人与纳粹和法西斯党徒相提并论。他说：“当一种传染病开始流行时，为了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大家都同意而且参加把病人隔离。”他解释说，战争，不管是先宣而战还是不宣而战，都是传染病。“我们正在采取能够把卷入战争的危险性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措施，但是，  在一个信心和安全已经瓦解的混乱世界上，我们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保障。”罗斯福演说的含义是明确无误的，因为第二天在国联谴责日本后，美国虽然不是国联的成员，但它马上表示支持。
    在国内，罗斯福的行动受到普遍赞扬，然而国务卿赫尔却对这种“隔离”的说法不那么高兴，他觉得这种做法“使我们的旨在激起和加强国际合作的舆论的经常性宣传教育至少推后了半年”。约瑟夫·格鲁大使也觉得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美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与日本开战的危险，而且对一个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国家来一次“道义上的雷击”也是徒然的，这样会使两国关系恶化，破坏他(格鲁)一直在建立的友好关系。当他了解使馆人员也感到震惊和不满时，两天后，他告诫他们，不要在使馆外面发表意见。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感到我苦心建造起来的城堡，在我耳边响起了倒塌的响声。我们大家都在它的大厅里徘徊，一个个垂头丧气，看不到笑容。下午，我同爱丽丝·艾尔西去看了电影……然后，我埋头苦读小说《飘》——这正是我所感觉到的。”
    当然，日本的反应是迅速和激烈的。“的确，日本在扩张，”松冈洋右反驳说。这位外交官以言语锋利和机智使不少人为之倾倒。“有哪个国家，在它的扩张时代，没有使它的邻国恼怒?且问问美国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当年的美国是何等令人恼怒吧!”日本的扩张如同美国的扩张，就象孩子要长大一样，是很自然的。  “只有一件事能阻止孩子长大——死亡。”他宣告日本正在为两个目标而斗争：不让亚洲象非洲一样完全陷于白人的统治；把中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在她眼中没有收藏的宝物——只有牺牲再牺牲。对这点，谁也没有她理解得深刻。但是，她自己的生命赖此生存，她的邻国也是如此。今日日本之最大问题乃是：她是否能忍受苦难?”[有些过去的日本领导人，包括铃木贞一将军、荒木贞夫将军和佐藤贤二将军，一九六六—六七年与作者谈话时认为，这种说法以及其它有关日本越来越卷入中国的类似说法，与英国不断使越南战争升级一模一样。他们都认为，虽然日本和美国都遭到世界各国的指责，两国打的都是一场牺牲战——两国都是用错误的方法去消灭共产主义。——作者注]
    几星期以后的十一月十六日，此时任外相的广田弘毅正式指责美国在发起反日阵线。他告诉格鲁，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并不能阻止在中国的战争，只会鼓励中国人延长敌视日本的时日。广田说，一直到此时，日本还觉得美国是唯一公正的国家，会帮助实现和平，如同西奥多·罗斯福在日俄战争时做的那样。
    三天以后，日本占领苏州，打通了通往南京和上海的道路。十二月十二日，即南京陷落的前夕，日本海军航空兵炸沉在长江里的明显可以看出挂着美国国旗的炮舰“帕内伊号”，使日本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几乎破裂。在此之前一星期，由桥本钦五部大佐（樱花会创始人）指挥的炮兵团轰击了英国炮舰“瓢虫号”并俘获该舰。
    这些事件，重新燃起了罗斯福总统的对侵略者实行“隔离”的希望。他召见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建议两国联合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切断日本的原料来源。林赛抗议说，这样的“隔离”政策会导致战争。他在给伦敦的电报中说，他“感到惊愕后所提出的批评没有给总统留下什么印象”。第二天，十二月十七日，罗斯福向内阁概述了他的“隔离”计划。他的决心在他收到海军从上海发来的一份报告后，更加坚定了。该报告说，对“帕内伊号”的攻击是肆无忌惮的。更重要的是，海军情报部门截收到并破译了一份给日本联合舰队的密电，表明这次攻击是由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上的一名军官事先策划的。
    在东京，近卫政府和英美一样对“帕内伊号”和“瓢虫号”事件感到苦恼。外相广田给格鲁大使发了照会，表示遗憾，并提出赔偿“帕内伊号”的全部损失。  广田以卑下的口气表示说：“我的处境很困难。事态发展出乎意外。”日本海军司令部解除“加贺号”舰长的职务以示不赞成轰炸“帕内伊号”。“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陆军仿效我们，解除桥本的职务，”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中将说。山本中将曾在美国呆过相当长时间，了解美国的潜力，所以他丝毫不想与美国舰队开战。
    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天，华盛顿正式接受了日本的道歉（格鲁说，日本的道歉在那天抵达是一种“高明的”安排），这次事件总算完结。尽管日本陆军拒绝按山本的建议解除桥本职务，英国还是宽容地接受了日本就攻击“瓢虫号”作出的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