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

乌鲁木齐市区，横亘着清澈的乌鲁木河。那水蓝得像宝石。我站在河边，清风徐徐，我把手伸进河水，捧起一把，擦了擦脸，仿佛擦了一脸清凉油。原来那淙淙河水也是雪水。这雪水滋润了两岸，哺育了牛羊。湛蓝的水淌进黄色的沙漠，这才出现了绿洲——诚如画家把蓝、黄颜料相混合，才得到绿色。
我住进昆仑宾馆。开窗便见到远处的山，山顶闪耀着积雪那白色的光芒。
在昆仑宾馆，我遇到许多赶来报道搜寻彭加木情况的记者，光是从上海赶来的，就有《文汇报》记者张德宝，《解放日报》记者贾宝良，《青年报》记者钱维华，《上海科技报》记者郁群。他们有的比我早来好多天，却全被“堵”在乌鲁木齐，无法前往罗布泊。据告，只有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获准前往罗布泊。
不去罗布泊，怎么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呢？我说，我一定要去罗布泊！
记者们告诉我内中的原因：罗布泊已经干涸，成了一片盐碱荒滩，本来谁都可以去。然而，罗布泊附近，却有一个代号叫“21基地”的军事要地，是必经之处。没有办理特殊的通行手续，是无法进入“21基地”这个神秘地方，当然也就无法进入罗布泊。
这个“21基地”，原本属于高度军事机密。然而，在中国停止核试验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解密。从2005年4月10日起，那里敞开了大门，被确定为中国100个经典红色旅游景区之一，各地游客纷纷前去参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发的原址。
这时，人们才知道，所谓“21基地”，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核基地。
1964年10月，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罗布泊上空升起了硕大无比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这一消息使中国人民欣喜万分，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来自“21基地”。不言而喻，那里当然成为外人禁入的地区。
“21基地”所在地，叫做马兰。尽管在当时马兰由于驻扎诸多部队以及许多科研机构，已经变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镇，但是由于涉及国防机密，所以在新疆地图上是查不到马兰的。
前往罗布泊，途径中国的核基地马兰，必须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尤其是对于记者和作家。这一手续，要到北京办理。记者们一时无法到北京办理这一手续，也就不能进入罗布泊。
我问：“北京哪一部门主管？”
有人答：“国防科委。”
我一听，心中有底。
我立即通过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与新疆军区马申参谋长联系。我请马申参谋长致电北京国防科委科技部副主任柳鸣。
当时，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这一工作。
稍后，柳鸣电话通知新疆军区，经请示钱学森，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马申参谋长接到柳鸣的电话之后，报告了新疆军区萧司令、谭政委。
马申参谋长致电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告知：“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应当说，国防科委和新疆有关部门当时的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
我获准进入罗布泊，是我能够完成这次采访任务的关键性一步。倘若我不能进入核基地、进入罗布泊，待在乌鲁木齐，是无法掌握大量的追寻彭加木的第一手资讯。因为我担负的任务不是发短小的新闻稿，而是写作关于彭加木一生的纪实长篇，倘若不进入搜索现场，不进行深入的采访，是难以完成的。
其实，我能够获准进入核基地，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我获准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在那里工作了半个月。中国载人航天基地同样属于国防科委主管。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从北京来到上海，通过国防科委科技部副主任（曾任聂荣臻元帅秘书）柳鸣约见我，谈了一个晚上。由于钱学森的批准，我在办理了相关的手续之后，于1979年4月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我来到新疆追寻彭加木，在办理进入核基地的手续的时候，一年多以前所办理的进入中国载人航天基地手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我能够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也就可以进入绝密的核基地。柳鸣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在请示钱学森之后，迅速通知新疆军区，给我开启了绿灯。
我在办理进入核基地的相关手续的时候，还采访了新疆军区副政委康立泽，他告诉我从各地调集公安人员前往罗布泊侦察的情况。
在接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的电话通知之后，我马上作好前往罗布泊的准备。
这样，我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只住了一天，就要向罗布泊进发——那些被“堵”在乌鲁木齐的记者们知道了，都非常吃惊，不知我有何“法宝”！他们委托我，到了现场之后，每天打电话给他们，报告动态，便于他们发稿。这么一来，我成了他们的“第一线记者”！
我到达乌鲁木齐的翌日，即1980年7月5日上午，新疆军区副政委康立泽在我的中学同学、当时担任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主任的邵强（后来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陪同下，前来昆仑宾馆看我。康立泽副政委通知我，有一辆越野军车要出发，送我前往马兰。
我给司机打电话，询问何时出发。
电话里传来司机的声音：“白天不开车！”
奇怪，大白天不开车？我只得在宾馆闷等着。嚯，这里的太阳的火舌比上海更长，仿佛从窗口伸了进来，把屋里的桌、椅、床、柜都烤炙得滚烫。
7月5日下午，我抓住空隙之机，前往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进行采访，采访了在彭加木失踪时，与彭加木同在一个科学考察队的马仁文（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以及汽车司机等，使我对彭加木失踪前后的情况有了第一手的详细了解。
马仁文瘦瘦的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知识分子样子。他很细心，还在我的采访笔记本上画了彭加木外出找水井前的帐篷示意图，标出十个人在帐篷中睡的床位，以及帐篷附近三辆汽车的位置，使我对彭加木出走时的情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这张示意图成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因为事隔多年之后，当事人恐怕很难回忆起在帐篷里谁睡在哪个床位了。
◆连夜赶往大漠深处的核基地
直到晚上八点半，一辆草绿色的越野车，才来到我下榻的昆仑宾馆门口。司机是个二十五六岁的战士，矮墩墩，黑黝黝，冲我一笑，却不吭声。乘客只我一个。这时，在上海该是明月当空了，而这里的天依旧碧蓝，太阳还在施展它的余威。
司机穿着一身“的确良”绿军装。太热，他捋起袖子。手臂上满是油泥。
“白天睡够了吗？”我问道。
“没睡。”
“睡不着？”
“没工夫。”
“没工夫？夜里开车，白天休息？”
“连里的一辆车坏了，修！”
他只说了一个“修”字，就没有往下说了。
我明白，他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也就没有问下去。他手臂上的油泥，正是他修车留下的标志。
车子驶出乌鲁木齐，黄色便吞噬了绿色。举目四望，一片黄沙。
罗布泊在乌鲁木齐东南方向，然而车子却沿南疆公路向西南方向的库尔勒前进。这是因为在乌鲁木齐东南是一大片沙漠，没有公路，无法通过。马兰在离库尔勒不远的地方。我在到达马兰之后，再从那里前往罗布泊。
虽然是晚上八点半，新疆的天空依旧一片碧蓝，太阳灼热地照着。那里开长途的汽车司机大都喜欢夜间行车，因为白天实在太热——那时候，车子里没有安装空调器。
汽车在柏油马路上飞驶，我经常看到路面上的柏油被晒化了，汽车的车轮上
沾满乌亮的柏油。公路两侧，高高的白杨夹道而立。
汽车时而上坡，时而下坡。坡上，长着一丛丛红柳。
深夜十一点，天才渐渐黑下来，稍稍凉爽了一些。我舒了一口气。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将近午夜时分，车里变得滚烫滚烫——一股火辣辣的热风从车窗外扑了进来。在凌晨一点左右，我感到越来越热。我把手伸到车外，迎面吹来的风是热乎乎的，仿佛有一股巨大的热浪不断扑来。我用手摸摸，汽车表面烫手。我的嘴唇皮发硬，不得不时时用舌头舐着。
“怎么这样热？”
“前面就是火炉——吐鲁番！”
我和他都热得透不过气来，汗水不停地涌出，全身在出汗，但奇怪的是衣衫却始终不沾身——刚一出汗，就被干旱的热风吹干了。
司机告诉我，汽车正经过吐鲁番附近。那热浪，来自大名鼎鼎的“火洲”——吐鲁番。在7月份，吐鲁番的最高气温可达48℃，月平均温度为23℃。吐鲁番是全国海拔最低的盆地。据说，《西游记》里的“火焰山”，便在吐鲁番。
中途，我们在路旁的一间小店略微休息了一下。这家小店既是旅馆，又是饭店、茶馆，工作人员总共才五六个。我看到旅客们都睡在屋外的地铺上，不停地着扇子。这里的夜宵是用羊油、羊肉作佐料的“揪面片”——用手把面片揪入汤中，烧滚即可食。我不习惯羊膻味，对“揪面片”不敢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