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

由于新华社新疆分社接连报道搜索彭加木的动态，一时间，罗布泊成为中国的新闻焦点。
◆我紧急受命飞赴新疆
当时正在上海的我，虽然忙于写作，但是一直关注着彭加木的命运，每天从报纸上阅读来自罗布泊的新闻。我当时担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关心上海科学家的动向是理所当然的。
1980年6月2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报道《上海科技界十分关心彭加木安全》：
着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加木同志在罗布泊地区考察时失踪的消息传出后，上海科技界的同志都十分关心他的安全。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生化研究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领导同志，根据市委指示，看望了彭加木同志的爱人、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夏叔芳同志。她对党和同志们对彭加木的无比关切，深表感谢。
彭加木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科学研究事业，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为发展我国的植物病毒学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今年四月中旬，彭加木刚从海南岛归来，五月初又风尘仆仆地赶往新疆，率领科研人员对罗布泊地区进行综合考察。不少科研人员表示：“彭加木同志不怕艰苦，不计报酬，一心一意搞科研，乐为四化作贡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980年6月30日，我从上海《文汇报》上读到关于搜索彭加木的最新消息《寻找彭加木的部队发现线索》：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9日电新华社记者赵全章报道：参加指挥营救着名科学家彭加木的罗布泊附近驻军参谋长朱平对记者说，寻找彭加木的部队在离出事地点库木库都克以东十五公里处，发现了地上有人坐的印子和一双脚印，旁边有一张糖纸。
朱平说，这个情况表明，彭加木有可能在此休息过。彭加木17日上午离开库木库都克时曾留下纸条说他“去东找水”。如果他在此处休息过，那就表明他确是往东走的。
朱平说，从考察队员那里得知，彭加木临走时，带有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一袋饼干，两架照相机，还有毛衣和自卫用的匕首。
朱平认为，以彭加木的体质、经验和意志，是有可能在两天内走出那一带45公里的戈壁沙漠，到达有水草的疏勒河故道的。他说，故道那里有能食用的野生动植物。
目前，部队派出的人员正在上述地带加紧寻找。
就在这一天，上海人民出版社女编辑曹香秾突然来到我家。她曾经与我有过许多交往。这次来访，她告诉我，自从新华社发表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以来，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高度关注上海着名科学彭加木的命运。尽管彭加木生死未卜，但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都认为应该为他出版一本书，而社领导在物色作者时，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你！
曹香秾郑重其事地说，她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聘请我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特约作者，并在最短的时间里飞赴新疆，赶往罗布泊采访。
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采访任务。
那时候，采访要凭介绍信。我前往上海人民出版社，开了许多张采访介绍信。
买飞机票则凭单位介绍信，而且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也不是每天都有。我一边开始办理购买机票的手续，一边赶往上海《解放日报》社。我知道，上海《解放日报》社的资料室里，有“人头档案”——即把重要的、着名的人物，按人剪贴剪报。这些剪报本原本只是供报纸记者内部使用。由于我跟《解放日报》社熟悉，就去资料室查阅，果真查到一大本关于彭加木的报道剪报集。这样，使我在前往新疆采访之前，对于彭加木的情况，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
我赶到《文汇报》，从摄影记者臧志成那里查阅他拍摄的诸多彭加木照片。
我来到彭加木所在单位——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得到宣传科朱克华、李建平以及施建平的帮助，使我知道写作彭加木传记需要采访哪些人。
终于，我买到了最近的一班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班机机票——7月4日起飞。
在离开上海的前夕，7月3日，我前往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采访了植物病毒研究组副组长、彭加木的助手陈作义。他与彭加木共事多年，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向我介绍了彭加木的人生历程，使我对彭加木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
陈作义给我看了彭加木在失踪前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我们在5月3日出发到南疆考察，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一个七人的探路小分队带上四大桶水、两大桶汽油、一顶帐篷、粮食、炊具等物，自北往南纵穿罗布泊湖底。
进入湖区的第三天，遇到盐碱皮（盐壳），汽车轮胎被锋利的盐晶块“啃”去一小块一小块的，无法继续前进。而所带的油、水又已消耗不少，只得原路返回。
在山里常常找不到路，在湖里则是一望无边，没有一个定位前进的目标。这两天正在准备，再度进入湖区，纵贯罗布泊，希望到达阿尔金山。打算后天出发。我们将在六月底前结束这一阶段的考察工作。信是请人带到有居民点的地方发出的。
彭加木
1980年5月28日于罗布泊西北部山前的一个营地
◆关键时刻我求助钱学森
7月4日，我登上飞往乌鲁木齐的班机，前往采访彭加木事迹以及搜寻情况。
飞机是在早上七时一刻飞离上海虹桥机场的。记得，飞机上有好几位公安局的侦察员，李明便是其中一位。除了来自南京的侦察员之外，还有上海市和山东省烟台公安局的侦察员。他们所带的警犬，装在铁笼里，作为“特殊行李”托运……当时，济南和南京没有直飞乌鲁木齐的航班，所以他们都来上海，搭乘飞往乌鲁木齐的“三叉戟”客机。
上海市公安局的侦察员吴金泉告诉我，所带的三条警犬，分别叫“昆明”、“祖国”、“洋泾”。他带的是“昆明”，周路生带的是“祖国”，侯奎武带的是“洋泾”。上海公安人员的领队是上海市公安局周永良处长。另外，还有一位上海的痕迹专家程链明同往。
吴金泉向我说起了他的爱犬“昆明”，还是电影明星呢，曾经在电影《蓝光闪过以后》、《一个美国飞行员》中有过出色的表演。另外，南京市公安局的李明带着警犬“小熊”、于亮明带着警犬“小虎”；烟台市公安局的张杰带着警犬“板凳”。
警犬作为“行李”托运，每公斤三元。这些警犬均为狼狗，又高又大，加上铁笼又很重，所以六条警犬光是运费就花了一千多元。
飞机中途在甘肃兰州降落。休息、加油之后，重新起飞。在休息时，侦察员们连忙进入行李舱，给警犬喂食，生怕饿了它们。
我采访了侦察员。据他们告诉我，警犬每天要吃一斤牛肉。经过训练的警犬，只吃主人给的食物，不吃陌生人给的食品。
侦察员还说，这次奉命前往罗布泊，是因为彭加木失踪时，走过一段坚硬的地表，没有留下脚印，无法沿着他的脚印继续进行搜寻，这就需要警犬来搜索。不过，他们担心的是，罗布泊气温很高，而警犬不会出汗，只靠张大嘴和吐舌头散热，在高温下难以工作。
我问：“警犬能够忍耐的最高气温是多少度？”
侦察员回答说：“只能在38℃以下工作。气温高了，警犬不仅自身难以忍受，而且嗅觉也失灵，无法工作。”
经过漫长的飞行，机翼下出现天山山麓耀目的冰峰——博格达峰。机舱里响起空中小姐的播音声，乌鲁木齐就要到了。
从空中看乌鲁木齐，一片郁郁葱葱。当地朋友告诉我，“乌鲁木齐”的蒙古语原意就是“优美的牧场”。哦，怪不得绿草如茵，绿树成林。
当天下午二时十分，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
一出机舱，我就发觉乌鲁木齐比兰州热多了。根据我当时采访笔记上的记录，兰州机场的气温是16℃，而乌鲁木齐机场的气温则达31℃。
乌鲁木齐的时间实际上比北京晚两个小时，所以乌鲁木齐机关的上下班时间颇为奇特：上午九时半上班，中午一时半下班；经过两个半小时午休之后，下午四时上班，晚上八时下班。
我所住的昆仑宾馆俗称“八楼”。乌鲁木齐地下多沙，房子不能造得太高，一般都是两三层。昆仑宾馆却高达八层，在那里算是“羊群里的骆驼”，所以“八楼”这一名声十分响亮。
乌鲁木齐常年晴空万里，天空瓦蓝瓦蓝的，偶尔见到几小朵棉花般的白云。在金色的阳光下，喷水池那乳白色的水雾中，闪现一条美丽的彩虹，颜色鲜艳极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任何画家的生花彩笔，都无法勾摹出如此艳丽夺目的人间仙虹！
时值盛暑，阳光火辣辣地照在我的脸上，我感到有点热，弯下腰来，双手伸进水池，想捧起一把清水擦擦脸。出人意料的是，那水冰冷冰冷的，寒气入骨。擦在脸上，凉爽极了。我弄不明白喷泉水为什么这般清凉。一位戴着小花帽的维族老大爷看出我那迷惑的神态，向远处一指，哦，青灰色的天山巍然耸立，高高的山尖上戴着一顶顶白皑皑的雪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原来，从喷泉里喷出来的，是溶化了的雪水，怪不得那样清澈、凉爽。当地朋友告诉我，乌鲁木齐有苍蝇，但是没有蚊子，因为蚊子的幼虫无法在冰凉的雪水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