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父

  一条精悍的汉子迎上来，他脸上带着笑，说话也挺和善的：“走吧，甭怕。我们大哥在那边等着呢！”小燕一低头，看见了他手中的那把匕首，刀锋在月光里泛着寒光。
  白脸把双臂抱在胸前，神清气傲地站在堤岸上。月光从他的头上泻下来，他的全身披着一层银灰。小燕觉得他像是神话中的王子，既让人崇拜，又令人畏惧。
  两枝花战战兢兢地走到他的眼前，站住了。他先是看了看小燕。半年以前，这个姑娘还是个孩子，穿着件小花棉袄，显得伶俐、活泼，挺招人喜欢。现在，她已出落成一个妩媚、艳丽的大姑娘了。看上去她好像有点儿冷，身子紧缩着，两个肩膀微微地在颤抖。
  白脸叹了一口气，又把目光转向大燕，冷冷地说：“我打听清楚了，你现在是没主儿的，而我的兄弟们都挺瞧得起你的，想和你玩玩，这也不算不讲义气。”他咬了咬牙，又叹了一口气，把目光转向了天空，转向了那轮月亮，接着说：“至于她，不是有了主儿吗？我也不能坏了规矩。请她来，没别的，捎封信回去。”
  大疤瘌是第一个扑上来的。他利索地抱起大燕，怪笑着向杂草丛生的堤背面走去。四五条汉子紧紧地跟在后面。不一会儿，从那里传来大燕的尖叫声和汉子们淫荡的笑声。
  白脸一动不动地站着，还是仰头望着月空。然后，他慢慢地走到小燕面前，目光射向她的脸。这张脸，在月光下显得楚楚动人，那双秀美的大眼睛里，溢满了泪水，让人疼，让人怜。
  他把脸扭向一边，不再看她。这一刻，他似乎有些动摇了。
  晚风起了。从水面上掠过来的风很凉，很湿，带着一股腥味儿。杂草丛中，还在不断地传来大燕痛苦的哭叫声。他隐隐地感到腹部的伤口有些疼痛。
  小燕哭了，眼泪无声地滚落下来，像一颗颗断线的银珠。
  他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脸、头发和眼睛。然后，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闭上眼，掉转头向远处走去。
  两条汉子扑上来，剥下小燕的衣裙，用刀在她的胸部、腹部和下部，写下了那“信”……
  8
  土匪收到“信”是在一个月以后。
  护城河之夜后的第七天，大燕嫁了人，是大燕妈托人在老家乡下找的人家。丈夫在生产队赶马车，忠厚，有力气，能持家。
  赶马车的汉子进城的当天就把大燕带走了，第三天入的洞房。洞房之夜，大燕哭着把一切都说了。丈夫用赶车的鞭子抽了她一顿，然后扔下鞭子，抱起她，说：“以前的事谁都不准再提了，我娶媳妇你嫁汉，都为的是过日子。”
  两个人又哭又笑地热闹了一夜。从此就你恩我爱的，天天都像新婚初恋。
  丈夫的表弟在县办煤窑当工人，大燕把小燕介绍给了他：“我这个干妹子不像我，人家到现在也是个黄花大闺女。不过……你们俩要是看着都合适，就先把她接来，过个一年半载的再圆房。她还小。”
  矿工到了北京，和浑身是伤，躺在床上不能动的小燕见了面。朴实的汉子流了泪，他什么话都没说，硬撂下了二百元钱，走了。
  又过了些日子，赶马车的送大燕回娘家，捎来了矿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喜欢她，愿意一辈子把她搂在怀里，疼她，绝不让任何人再欺负她。
  小燕哭了，泪人似的。
  小燕临走的时候，大燕执意要带她再见土匪一面。小燕不大情愿，土匪也没时间，他要参加高考。大燕说：“今生今世，我们姐俩儿最后见你一面，以后，一直到进了坟地，也绝不再看你一眼。”
  土匪只好到大燕家来了。
  小燕来得晚一些。姑娘的衣着很朴素，白衣、蓝裙、黑布鞋，像个普通的高中学生。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惨白。
  “怎么，有病了？”土匪关切地问小燕，“拿着，买点吃食补一补。”他递过去二十元钱。
  “补一补？能补得了吗？你看看，能吗？”大燕疯了似的扑过去，一边叫喊着，一边用力推开小燕的手，把她的裙子猛地撩了上去。
  她没有穿内裤。应该由内裤遮护的地方，遍布着深深浅浅的刀痕。这些刀痕又被红的紫的药液涂染着，形成一幅极为恐怖、令人不忍目睹的画面。特别是这幅画，竟画在一具那么洁白、细腻、圆润的胴体上。
  “谁？”土匪脸色铁青，两眼喷出了火。
  “谁？你自己打听去！”大燕哭着说，“你自己作的孽，让人家害我们。”小燕没哭，她早就没有眼泪了，神情木木的，呆看着窗外。两只麻雀扑上窗台，正向屋内偷看着。
  土匪冲出了屋子。
  第二天考试，他草草地答完试题，就默默对着试卷上自己的名字出神。然后，他的手下意识地用钢笔在试卷的下角划着道道。这些钢笔道纵横交错，酷似小燕身上的那幅“画”。
  临走前的那个晚上，土匪约大燕和小燕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平生第一次吃西餐，大燕很兴奋。每上一道菜，都要引起她的一番评头品足、大呼小叫。小燕的脸上也有了笑意。
  土匪赔着笑，吃得很少。到最后，他又开始愣神儿，下意识地用餐叉往自己的手掌心上戳，一下比一下狠。掌心上，浸出了斑斑血迹。
  大燕和小燕都明白，要出大事了。
  9
  送走小燕以后，土匪单枪匹马地闯进了南城。
  他带着两件武器，掩在衣襟里的七九步枪刺刀和灌进玻璃瓶里的浓硫酸。
  在大街小巷转悠了一整天，没有见到白脸的影子。傍晚，土匪迈进白脸家的门口。
  白脸的母亲和妹妹在家。
  老太太慈眉善目的。她看着来人那疲惫、忧郁的面容，关切地问：“你找他有急事？你是不是他的同学？吃过饭了吗？”
  “我吃过饭了。我不是他的同学，甚至和他不相识，但是我仍然有重要的事要找他解决。”
  “他抢了你的钱？欠了你什么东西？要不，他欺负你了？有什么事你可以对我说，我去找派出所。”
  “是的。他欠我很多东西，我也欠了他的东西。我要找到他，互相清了这笔债。”
  “他离家已经五十八天了，公安局也在找他。你要是见到他，就劝他回家来吧！要不，早晚得死在外头。唉，上一次，差点儿就死了。”
  “我一定会见到他的。我看，您也别那么操心了，为我们这号人操心，不值得。我走了。您老别送，别送。您老保重啊！”
  白脸的妹妹，一个挺秀气、挺稳重的姑娘追了出来：“妈，我送送他吧！”
  她对土匪说：“你怎么也不坐一会儿就走呢？真的，你找我哥到底有什么事啊？我能见到他，我可以代你转达吗？”
  “我不能坐，一整天了，没坐过一下，我的怀里有把刺刀，挺长的，一坐下就会露出来。我要找你哥，也就为的是这件事，所以，你没办法代我转达。”
  “我真弄不懂，有问题为什么不能依靠党团组织解决呢？非得用刺刀吗？”
  “我也不懂，也许过正常生活的人能够按正常渠道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有许多的人过的是非正常生活。”
  “你还挺有思想的。都是谁？又为什么要过非正常生活呢？是身不由己吗？”
  “可能是。正常生活是理论规定的生活方式，而理论有时候也会变成教条。在现实生活中，谁都会遇到许多非常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理论没办法解决的。也许，这也可以算做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吧！”
  “我觉得你讲得太深奥了，我听不懂。你能举个例子吗？和你聊天真有意思。你怎么不说话了？”
  “好吧，我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人，女的。她为了给父亲治病，自卖自身地嫁给一个有不少金子和烟土的军官当老婆。军官又老又丑，又傻又瘫，拉屎撒尿都得别人伺候。这个女人从过门的第一天起就伺候这个活死人，守了两年活寡。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和另一个也是伺候瘫子的男人相好了。好是好上了，但是不能和瘫子离婚，只好明铺暗盖的，生下的孩子还得说成是瘫子的。这就是非正常生活嘛！”
  “为什么不能离婚呢？不是有法院吗？”
  “怕舆论。再说，那是解放以前的事情了。解放以后，问题还是没法子解决，总不能去找人家说，这孩子是在我丈夫还没死的时候，我和谁相好的时候怀上的吧。说了也没用，人家不信，还会说出不少难听的话来。”
  “人应该自重，应该对自己、对孩子负责任，我讨厌那种表里不一的人。”
  “你这是正常生活的意识，按‘应该’去想问题，去要求别人。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事，强行按‘应该’去处理，非得把人逼到另一条渠道上去。”
  “什么渠道？非正常的社会生活渠道吗？”
  “是的，是反社会的渠道。”
  “你的思想是危险的。”
  “如果这个社会把那些‘应该’强化了，那么反社会的行为也会强化，那才是真正的危险。”
  “可能吗？”
  “完全有可能。因为没有人去革那些‘应该’的命，那么它们自己就在不断地强化，不断地俘虏人的思想，也不断地制造自己的叛徒。”
  “你这种想法是哪儿来的？看书看来的？”
  “看过一些书。另外，一个刚从大狱出来的老右挺有想法的，他和我聊过几个晚上。”
  “你没觉得这就是阶级斗争吗？